1960—1962年，在中国发展史上有着惨淡的一笔。在这三年里，因农业几乎降到建国时的最低点，造成市场农副产品供应短缺，全国人民从领袖到普通老百姓都在饿肚子，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正常运转。从国家人口统计看，1960年人口比原来减少了1400万，饿死人的事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三年困难”发生在“大跃进”之后，因而国内外一些学者断言“三年困难”和饿死人的事是“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在当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有中央领导引用了一位农民的说法，认为“三年困难”是“三分天灾和七分人祸”造成的。几十年后，随着对“大跃进”的全盘否定，“三年经济困难”成了西方诟病社会主义制度与历史虚无主义者否定建国后前30年的依据。这是十分荒唐的。笔者曾以童子军的身份参加过大办钢铁，经历过“三年困难”的磨难，对三年困难有全面的感受，我将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说“大跃进”和“三年困难”给留下的记忆，用亲身感受揭穿西方资产阶级借三年困难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无耻谰言，推翻国内历史虚无主义者强加给“三年困难”的不实之词，本文仅就三年困难的成因与主因是什么作些探讨，力争客观与实事求是的分析，让读者自己做出应有的判断。
一，导致“三年困难”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笔者通过考证认为，“三年困难”的形成不少单一的因素导致的，至少是有九大因素叠加所形成的。
（一）“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是导致“三年困难”的原因之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初期人民公社实行全民所有制， “一平二调三收款”，不允许社员有私有财产，干好干坏一个样。穷过渡和绝对平均主义极大的伤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使农业生产力在一定范围内受到破坏。二是1958年全民“大办钢铁”发生了农业大军由农业向工业的大转移。1958年农业形势极好，是个绝对的丰产年。但是，由于农村强壮劳力都去办工业，丰产的庄稼因缺少劳力收不到家里，眼睁睁烂到了地里，致使丰产而没有丰收，减少了粮食的库存量。三是大伙食堂造成极大的粮食浪费。大伙食堂是从1958年办起的。当时把它视为共产主义的因素。大伙食堂勤人懒人一样吃，干不干都能吃，而且是放开肚皮吃。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个地区能承受这种吃法，大伙食堂很快吃空了库存。 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合在一起，使人民公社和群众生活失去了应有的储备，因而，当突如其来的灾荒到来时，使全国立即陷入饥荒的威胁。这属工作指导问题，毛泽东把这称之为“人祸”。
（二）由于过分强调钢铁工业的过快发展，导致工农业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发生严重的比例失调。1958年“大跃进”总的指导方针是“以钢为纲，全面跃进”。钢铁生产被置于重中之重。当年投资的60%用于工业，22%用于发展农业，为了保钢铁产量，那年提出了一切给钢铁元帅让路的口号。由于国家人力物力都保钢铁指标的完成，都向钢铁工业倾斜。经济的客观规律要求社会各部门平衡发展，而钢铁工业的畸形发展导致社会经济发生严重的比例失调。这主要表现在，钢铁工业的安排占投资比例过火，挤了农业，消耗了农业的生产力，也挤了轻工业和其他部门严重的比例失调。
（三）因基本建设生产战线过长，分散主义的投资造成工农业各部门间的严重失调。1958年工业发展陈云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即办工业中央抓，地方也要抓。这个方针是对的。毛泽东赞同陈云的主张，提出地方也要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地方建工业的收入要超过农业。在这一方针和倡导下，地方中小企业一哄而起。据研究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史的专家估计，全国1958年仅城市中小企业就有600万家，加上农村中小企业总计约在2500万至2600万家。这些中小企业建成后，绝大多数因能源不足，原料供应不上，缺技术而不能投产，有的投产也因上述原因无法正常运营。“大跃进”兴起时中小企业的数量是惊人的，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虽然没有权威的数字，也应是惊人的。这是三年困难的重要表现。
（四）两弹一星研制处在关键阶段，大量资金投向国防科技。据统计，研制两弹一星总投资近500亿元，在最困难的几年每年也得数十亿的开支。但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又不能不为之，这就是毛泽东指出的“挨饿总比挨打要好些”。有些人指责搞原子弹导致民不聊生，是不仁，这不对；国泰方能民安，保国泰才是大仁。
（五）连续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全国性的粮食危机。
根据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灾情报告》）记载：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每公顷等于1万平方米，合15市亩，计6.8650亿亩），成灾（收成减产8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灾情报告》第378页）。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首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汇编》第35页），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 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三年自然灾害”致使农业收入降到了建国时的人均的最低点，导致全国性的粮食危机。
（六）人口暴涨与粮食危机形成尖锐的矛盾
从国家1949--2016年粮食年产量和人口增长资料可以看到：1950年全国粮食产量是13213万吨，那时人口是5.5196亿，年人均量是239.4斤；而最困难的1961年，粮食产量是13650万吨，但这时的人口是6.5859亿，人口增长了近1,2亿，年人均量降到207.3公斤，比1949年还低出1.6公斤，饥荒就是这样引出的。粮食为什么暴跌？前边已经探究，主要是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造成的。由此可见，说三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似不能成立。
（七）当时的水利大军粮食补贴用去了很大的粮食储备，给粮食供应带来巨大的压力。
1959—1960年间，全国有一亿壮劳力战斗在水利工程的第一线。他们干的是重体力活，仅靠当时的定量标准是不够的。为此，国家不得不从国库调拨粮食支援兴修水利。仅此一项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全年的消耗。这是导致粮食危机的重要因素。
（八）城镇非农业人口剧超越了粮食供应的承受能力。据国家统计，从1958年到1960年全国非农业人口突破了3000万。当时城镇人口的供粮标准是每人每月27斤，保城镇吃饭需要粮食每年约150万吨，又相当一个中等国家。算上国家工作人员高出部分，农民实际定量标准大大低于平均标准。按旧社会老农的经历，农村若老少平均300斤就不会闹饥荒（瓜菜代）。再加上大伙食堂吃空了粮食的库存，当大灾来临时有那么大的缺口咋能不闹饥荒呢！
（九）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催我还债为三年困难雪上加霜。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同斯大林议定了3亿美元苏联对华第一笔贷款。抗美援朝战争苏联向中国有偿(半价)提供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装备，中国欠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156项”基础工业设施建设。项目机器设备以货物贸易交付。1958年中国“大跃进”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1960年，我国还债33亿元人民币，剩“大跃进”两年间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的贸易债务23亿元人民币。考虑到欠苏联债务“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毛泽东说：“明年还清这个债。”这年起，毛泽东不吃肉，表示带头共度难关。1965年，中国还完对苏债务，成为既无外债又没内债的国家。这使中国的困难雪上加霜。
二，为何说粮食危机是导致“三年困难”的主要矛盾？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方向是由事物内部处于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决定的，事物的性质是有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以上笔者找出导致三年困难有九大基本原因（矛盾），在这九对矛盾中哪一对是主要矛盾？什么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呢？
通过矛盾分析可以发现，是粮食危机制约了城市、工业和经济各部门的运转，其它矛盾虽然有影响作用，但对经济的运转都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从城市向农村转移2000万城镇人口，工业的许多企业关停并转，许多科研项目下马，虽然有资金和原材料问题，但最关键的困难还是吃饭问题，为了度过饥荒不得已而为之。从国家历年粮食总览可见，1959—1961年间三年特大自然灾害使中国的粮食产量降到历史的最低点，人均粮食降到207.3公斤，比1949年建国时还低1.6公斤，这个标准使全国回到无法维持饥饱的程度，粮荒与饥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对于这个问题，周恩来总理早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对此已经作过明确的回答。周恩来在向五级干部交底时说：当前的主要困难是什么？“当前的主要困难是生产降低，物资不足。农产品很不足，人民的吃、穿、用都不够，市场供应相当紧张，工业、原料、材料、燃料不够，许多工厂处于半开的以至停工状态，约有三分之一的企业亏本赔钱。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反映在财政上，就是最近两年财政都有赤字。”他强调指出，“目前供应最紧张的是粮、棉、煤、木，其中最突出的是粮食。因为粮食连年减产，全国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这几年各省市几乎天天向中央告急。”周总理的讲话明确地告诉我们，粮食危机是主要矛盾，连续的自然灾害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三，考证“三年经济困难”让我们明白了什么？
（一）中国是人多地少的大国，吃饭穿衣是头等大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任何忽视农业忽视粮食安全都是要不得的。应当说新中国建国后，是重视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在毛泽东以农业为基础经济方针的指引下曾经取得伟大的历史成就，如到1956年我国粮食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人均粮食达到了306.8公斤，全国不少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因过于强调工业使农业受到排挤。1958年农业本来是个大丰收年，因全民大办钢铁使丰产没有丰收。由于受浮夸风影响，我们中央少数领导还为产粮多为无处放而发愁，结果造成极大的误判，导致1959年初就出现了闹粮荒的苗头。幸亏毛泽东发现及时，动员各省采取紧急措施才是城市粮食供应得以缓解。我们党及时总结了教训，在六七十年代把备战备荒为人民确定为国家的战略方针，把每年的一号文件用于部署农业，使世界七分之土地的这个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吃饭穿衣有了保障，使我们懂得毛泽东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是何等的正确。
（二）要防止自然灾害政治化。西方想借“三年困难”颠覆我国的政权是徒劳的。自然灾害是不可抗拒的，与政治无关，但严重的自然灾害都会殃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从历史上看，凡遇大灾之年，当民不聊生时总要天下大乱，常常威胁政权的安全，政权更替有的就在这时候发生。我国的“三年困难”也印证了这一规律。当我国进入“三年困难”时，西方资产阶级立即借机煽动反华势力，唆使蒋介石反攻大陆，企图颠覆我们的红色政权。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却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仍是众志成城，中国政权和局势仍然十分稳定。为什么会发生西方不可思议的情况？原来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深入民心。中国的老百姓深信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困难是暂时的，是可以战胜的。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和人民同舟共济，战胜了一个个困难，平稳地度过了困难时期，向人民又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三年困难虽然过去了60多年，但我们不要忘记，西方从没有放弃用三年困难诟病中国。这是他们做煽动宣传的重要内容，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要特别警惕。
（三）考证使笔者坚信，“大跃进”的某些失误是酬成“三年困难”的重要因素，但绝不是决定性的因果关系，最终的决定性原因是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由此可以肯定，说造成“三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是站不住脚的，同理，说“大跃进”导致“三年困难”也是不合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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