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革命起始于五四青年运动，以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启蒙者是梁启超先生，以1900年二月《少年中国说》为檄文。1840年后中国：“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中国频临老亡，还是少年新生？以国家论。“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旧朝代之所以颓败“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
之前，林则徐、魏源、严复看到中国文化的弊端：没有客观自然标准，缺乏理性。洋务运动以为改变工具就可复兴。而到了甲午海战，船坚炮利依然败北。戊戌变法失败使得梁先生看到少数人皇朝的私自是国家衰亡的根本：“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两甲子前先生有此深刻见解，高于今日‘公知和精英’。但先生实现国家人民性的道路，却是保守。必须砸碎精神锁链，广泛吸收先进文化和制度，再造中国文化才可挽救中国之危亡。
科学是自然观，民主是价值观。华夏科学落后，原因是王朝私自一统，以维护皇帝的一家传承为宗旨。这就钳制了大众的聪明才智，抑制了人们广泛的物质和思维的创造发明。愚民政策不需要人民有认知和理性，被阉割的儒学成为王朝愚民的工具、禁锢思维的锁链。科学与人民自由民主的权利关联，二者不是对立。从世界历史和中国先秦‘百家争鸣’历史，都可以看出二者的关联。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是科学的土壤，人民性是国家兴亡的根本。五四运动疾呼：砸烂孔家店。高举两面旗帜：科学与民主。实在是当时最紧要任务。
民族救亡运动最主要的功臣是民主思想，农民从分田到当家做主人的远景展现，成为建立新中国的最根本的物质力量。在此过程中，科学与文化的力量逐渐被先锋队意识到。仔细考察72年历史，挫折与困苦，除了外部压力外，实际上是赋予劳动者主权多少造成的。战争中靠的是精神焕发，根基是尊重劳动者的权利。只注重精神不尊重民主，精神力量就会被挥霍一空，更不要提科学培养与传承。精神以物质为基础，思想家是少数，绝大多数劳动者需要物质与精神的统一，精神极端无法持久。不深刻考察人类存在的本质运动，机械辩证法可定是错误的，那怕加上‘唯物’也改变不了荒谬。
历史观是人类的观察和记载，行为主体是人。人的思想从直观感受到理性是循序渐进过程，从蒙昧、主观到相对客观。思想的最高形式为哲学，它是对思维认知的反思和再认识。人的存在，包括身体的物质实践和思维意识，抽象概括为‘对象性实践活动’。人通过对象性实践活动，得到主观与对象运动一致的结论称为客观，否则为主观。客观认知的目的有二，一是人的好奇性逻辑形成追逐真理性，二是为了人的存继。‘仰望星空的人’描述客观认知第一类型，从长久看，这种纯粹的活动为了人类存继立下不朽功勋。科学扩展了思维，促进了人类思想的发展，使得反思循序渐进。
除了‘仰望星空’的科学家，还需要关注现实生活的哲学家，建立人类存继的价值观。科学、价值、民主三项共同推进，才能使得古老的华夏民族焕发青春。哲学家研究的是对存在的反思，既有主观领域也有客观，客观则包括对象性实践活动的两种形式，物质和思维意识。主观来自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直观，不可避免带有暂时性和偏颇性，但人类为了自身生存的主观能动性不能排斥。因此建立的价值观，具有长期性，合理性。马克思哲学把理性与感性结合起来，把科学融入人们的生存活动，形成科学观与民主价值观的统一。人类历史的本质是物质劳动，形成的物质与精神创造。马克思主义具有最广泛的人类价值观，从未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科学观是人类劳动创造的必然结果。
哲学对存在的反思需要科学也需要价值观，需要历史比较逻辑推理，经济、政治、理性传统知识。其思维方式需长期培养，还需要广泛的刻苦学习。中国哲学自秦皇汉武开始衰落，近代落伍于欧美，这是首先需要弥补的短板。面包可以做大，但能做出新型的入口食品以致生产工具，则不能靠模仿，需要深刻的理性思维。祖先的发明创造帮我们支撑了过去，但无法维持现在。未来需要当代人现在的理性和价值观，在此基础上的物质和精神创造。
理性代表着思维意识的结晶，感性则代表着现实的物质生活和意识的直观性，二者代表对象性实践活动的不同形式。古典哲学重理性，表现为主观唯心主义到客观唯心主义的发展途径。客观成为唯物论的发端，其偏颇性则是抛弃人类观察主体、主体存在价值。唯物论世界观虽然出自人类意识，却被描绘成超人存在的自然法则，排斥了人类是思维意识的主体。只有马克思才把唯物论与唯心论统一起来，祛除糟粕形成人类真理：任何论和观都是人类对象性活动的结果，且只有相对客观性。这就是说，科学只有相对性无法堪透全部自然。人是自然一部分，也是物质自然的最高结晶，科学只有解密自然才能解密人。既使解密人，也不能就此否定人类存继价值观。
我们在科学性方面如果发展到极端，那就变成屈从物质自然，否定了人类存继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民主自文明社会建立是人们的希望，是对于少数人控制多数人不满的表示。人类物质与思维合一是人类发展的趋势，少数精英控制变成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发展，民主是必然趋势。人类在经济上的困窘，民主和自由不可能实现，民粹是民主的曲折表现，而不是真正的民主。考察辨别中国先秦百家，最简单的工具是这两方面的结合典型马克思哲学，是否具有人类的劳动创造性，是否有科学和人类价值观。换成中国人的标准，毛泽东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人民民主性。1978年的唯一标准有客观性没有价值观，负效应人所共知。客观理性与价值观二者缺一不可。
人的存继依托社会物质生产，涉及到自然，必须尊重科学。人与自然环境，生产的组织伦理，产品的分配都涉及到人类整体的存在，涉及到价值观。这是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像科学解决不了民主问题一样。实践如果单从物质实践方面考虑，那就变成了盲从自然规律，否定了人类存继的必要性。
两甲子前的中国社会，由于长久的一统专制（政教合一）、统治阶级的自私自利，科学与民主极度缺乏。五四运动，高举这两面旗帜，搅动了中国思维意识的一潭死水，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进入中国撕开了裂缝。中国自此有了科学与民主的萌发，对华夏民族存继有了进一步认知。从梁启超先生的檄文开始到今日，过去121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应该革命如何革命还涉及到如何鉴别传统文化的优劣，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何种作用问题。这必须以世界格局为背景，借助西方的理性成果-哲学来解剖。用新儒学的自我解释构建，则是主观唯心的方法，这种价值观缺乏人民性，没有科学的客观性。自我循环理论是没有起始和前景，更没有说服力。以儒学含括华夏传统文化，是浅薄无知可笑的，还没有270年前《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境界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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