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先讲一下曹操的家庭生活，曹操有记载可查的儿子共有二十五个，在武帝世诸王传是讲二十五男，数一下名字只有二十三人，从其他记载看，还有其他儿子。除了儿子以外，他有多少个女儿那就没有具体记载，从文字记载看他确也有一些女儿，估算一下，他的子女至少在三十到四十左右。这么多小孩子，对曹操而言实在也是一个苦恼事，有多少夫人生这么多儿子呢？武帝世诸王传记载生子之诸夫人有十三位，地位有高低，地位高的称夫人、昭仪，地位低的称姬，一家子那么多妻妾，如何相处，曹操的家庭生活也实在是一件苦恼事。曹操临终时，最放不下的是少妻与少子。陆机的《吊魏武文》中讲到曹操临终时，曾对着曹植“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陆机是西晋初年的人，离曹操的时代不远，此语当可信。姬女，指他的女儿高神公主；季豹，是沛王豹，季是末梢头儿子；四子，是指曹丕、曹彰、曹植、曹熊四人，皆是卞皇后所生。这句话的意思是曹操拉着小女儿，指着未成年的季豹，对曹植他们说你们四个人，今后要好好照料这两个小弟小妹，让你们辛苦了。儿女太多了，少妻幼子，在他死的时候放不下啊！托付给自己成年的儿子照料他们，这个托付可靠吗？靠不住。即使是同母所生，曹丕与曹彰、曹植之间，都如仇人一般钩心斗角，何况非同母所生呢？环夫人所生的曹冲，史称其：“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这个小孩子聪明，“太祖数对群臣称述，有欲传后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亲为请命。及亡，哀甚。文帝宽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言则流涕”（《三国志·魏书·邓哀王冲传》）。可见兄弟之间的亲情，早被王位继承权的竞争对手的关系所取代。它反映了在权力顶峰，父子、兄弟之间的亲情，因权力结构的矛盾而被异化。
曹操是一个诗人，感情生活也应该是很丰富的。再观察一下曹操的夫妇关系，《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
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刘夫人生子修及清河长公主。刘早终，丁养子修。子修亡于穰，丁常言：“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遂哭泣无节。太祖忿之，遣归家，欲其意折。后太祖就见之，夫人方织，外人传云“公至”，夫人踞机如故。太祖到，抚其背曰：“顾我共载归乎！”夫人不顾，又不应。太祖却行，立于户外，复云：“得无尚可邪！”遂不应，太祖曰：“真诀矣。”遂与绝，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为嫡，加有子修，丁视后母子不足。后为继室，不念旧恶，因太祖出行，常四时使人馈遗，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己下之，迎来送去，有如昔日。丁谢曰：“废放之人，夫人何能常尔邪！”其后丁亡，后请太祖殡葬，许之，乃葬许城南。后太祖病困，自虑不起，叹曰：“我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也。假令死而有灵，子修若问‘我母所在’，我将何辞以答！”
这一段记载，还是合乎情理的。曹修死于曹操打张绣，因曹操纳张济妻，导致张绣降而复叛，曹操两子被杀，曹修是其中之一。丁夫人失子之痛也是人之常情，曹操几次造访丁夫人，得不到谅解，才决绝，立卞夫人为皇后。《三国志·魏书·邓哀王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仓舒在，我亦无天下。’”
孝廉，即指曹修，曹操的长子。仓舒是曹冲的字。可见曹操在曹修与曹冲之死上，痛失爱子的心还是真切的。丁夫人在儿子曹修去世以后的表现，是一个人精神受刺激以后反常的表现，曹操还是抱体谅的态度。再说卞后这个人，还算是识大体的。《三国志·魏书·后妃·卞皇后传》云：
武宣卞皇后，琅邪开阳人，文帝母也。本倡家，年二十，太祖于谯纳后为妾。后随太祖至洛。及董卓为乱，太祖微服东出避难。袁术传太祖凶问，时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归，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还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复相见也?正使祸至，共死何苦！”遂从后言。太祖闻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废，遂以后为继室。诸子无母者，太祖皆令后养之。文帝为太子，左右长御贺后曰：“将军拜太子，天下莫不欢喜，后当倾府藏赏赐。”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为嗣，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亦何为当重赐遗乎！”长御还，具以语太祖。太祖悦曰：“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是最为难。”
从这段叙述看，卞后这个人还能与曹操一起共患难。董卓之乱，曹操孤身离开洛阳，她也能在洛阳坚守，很不容易，让自己承受风险，掩护了曹操在关东起兵。能抚养曹操无母诸子也不容易。曹丕立为太子，她喜怒不形于色，实际上忧虑多于高兴。虽然曹彰、曹植与曹丕都是她的亲生儿子，但他们之间为了争夺王位而你死我活地争斗，她也无法介入并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所以才会有“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
卞后的三个儿子曹丕与曹植、曹彰为了争夺王位继承权而分成两派，曹彰支持曹植，而曹操虽然在建安十六年时以曹丕为五官中郎将，为丞相副，但这只是一种暗示，太子的地位长期没有明朗，而曹操在一个时期又特别喜欢曹植，那么朝臣自然亦分成两派，有的支持曹丕，有的支持曹植，两派之间明争暗斗，许多人便丧命于这场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中。当然最终是曹植失败了，曹丕胜利了。曹彰是支持曹植的，亦为此死得不明不白。曹植的《七步诗》多少反映了这种争夺的可悲可哀。其云：
煮豆燃豆萁，漉豉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按此诗见于《世说新语》，六朝文中如任《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便称：“陈思见称于七步。”此类故实当时很难见于曹植的文集，世传此诗当亦不假，也比较真切地反映了曹丕、曹植兄弟两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云：
陈思王植字子建。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侯。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邺，戒之曰：“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
曹操喜欢曹植，不仅是他的文才，曹操出征时，曹植常随侍在身旁。建安十二年，曹操征三郡乌丸时，曹植随行，那一年他十六岁，在明帝太和二年（228年）时，三十七岁的曹植上《求自试表》有“北出玄塞”之句，便指此行相随于曹操。建安十三年，曹操征刘表，刘琮降，取荆州之襄樊，曹植从征。他的《求自试表》中有“臣昔从先武皇南极赤岸”之句，这赤岸也就是赤壁。建安十六年，曹操西征关中及陇西时，曹植亦随军西征，《求自试表》中有“西望玉门”之句。《离思赋》的序中，亦明言：“建安十六年，大军西讨马超，太子监国，植时从焉。意有怀恋，遂作《离思赋》云。”从建安十三年到十六年，这几年曹植一直在曹操身边，出征时随军从征。建安十九年，曹操征孙权时，封曹植为临淄侯，让曹植在邺城留守，这实际上是对曹植作进一步考察，在曹丕与曹植之间，选谁为自己接班人，这时曹操尚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而这个举棋不定，也正是周围人投机博彩的好机会。
中国历史上最早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博彩投机的不是别人，是大商人吕不韦，他把这个问题说得最赤裸裸。吕不韦是阳翟的大商人，一看到秦国在赵为质的子楚，便认为他是“奇货可居”。《战国策》载其与父对话，称吕不韦“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主定国之利几倍？’曰：‘无数。’”可见吕不韦把资助子楚回国作为投资获利的事来做。故曹操在曹丕与曹植两个人之间确定谁是继承人举棋不定的时候，在他周围的人看来，正是政治投机的好时机。故当时亦确实有一些人与曹植结伙，希望曹植能够接掌曹操的权力。曹操也确实征求过一些人的意见，有支持曹丕的，也有支持曹植的。如曹操问过贾诩，这件事应是在建安二十年左右，正式立太子是在建安二十二年。在此之前曹操始终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崔琰也是曹操征求意见的对象之一。为什么要听取崔琰的意见？一方面崔琰是冀州地区士大夫的领袖人物，另一方面他与毛两人为东曹掾，负责官吏的选拔，即“典选举”，曹操通过崔琰可以了解在继承人问题上的舆情。《三国志·魏书·崔琰传》云：
时未立太子，临侯植有才而爱。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访于外。唯琰露板答曰：“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贵其公亮，喟然叹息，迁中尉。
曹操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密函征求过不少人的意见，贾诩是面谈，用喻指的办法，让曹操去体会，原因是怕得罪曹植身边的人。而崔琰与曹植有间接姻亲关系，公开以露板的方式支持曹丕为继承人，那当然得罪了在曹植身边抱大腿的群体。借抱大腿跟人谋利的人古往今来都有，其结果往往是害人害己，得益于一时，结果往往是终身遗憾。为什么？天意难测啊！建安十七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为丞相副，那时曹丕似乎已被确定为交接班的继承人，故曹操出征时，一般都以曹丕留守京城；而建安十九年曹操征孙权时，以曹植留守邺城，并发了前面已提到的戒慎曹植的令文，显示了曹操有更换交接班继承人的意图，为曹植造舆论的人自然迎势而上。在曹植身边有这样一些人，《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讲到在曹植左右有丁仪、丁、杨修等为之羽翼。
关于丁仪，《陈思王植传》注引《魏略》，有丁仪的传，丁姓可能与曹操原配丁夫人家有某种血缘关系，故得曹操信重，其传从父丁冲说起。其传云：
丁仪字正礼，沛郡人也。父冲，宿与太祖亲善，时随乘舆。见国家未定，乃与太祖书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时矣。”是时张杨适还河内，太祖得其书，乃引军迎天子东诣许，以冲为司隶校尉。
从这一段记载看，丁冲是曹操比较接近的参谋人物，当然建议曹操迎汉献帝都许的主谋人物是荀，重大问题的决策，参议人员绝不是一个人，曹操还是能多方面咨询各种人物的不同意见，然后择善而从，这也是曹操比袁绍、刘表一意孤行要高明的地方。丁仪能接近曹操，是因为其父丁冲的缘故。其传续云：
太祖以冲前见开导，常德之。闻仪为令士，虽未见，欲以爱女妻之，以问五官将。五官将曰：“女人观貌，而正礼目不便，诚恐爱女未必悦也。以为不如与伏波子。”太祖从之。寻辟仪为掾，到与论议，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两目盲，尚当与女，何况但眇?是吾儿误我。”时仪亦恨不得尚公主，而与临侯亲善，数称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仪又共赞之。
眇，是指瞎了一只眼睛。曹操是爱才的人，丁仪能言善辩，当然得到曹操的喜欢，曹丕说他目不便也是事实，因为丁仪只剩一只眼看东西，但曹丕这句话，特别是因为曹操说了“吾儿误我”，更增加了丁仪对曹丕那种说不出的怨恨，促使他倒向曹植一边，去鼓动曹操更换交接班的继承人，由此丁仪与曹丕结下不解之怨恨。
丁是丁仪的弟弟，《陈思王植传》裴松之注引《文士传》云：
少有才姿，博学洽闻。初辟公府，建安中为黄门侍郎。尝从容谓太祖曰：“临侯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殆庶几。至于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实天所以钟福于大魏，而永授无穷之祚也。”欲以劝动太祖。太祖答曰：“植，吾爱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为嗣，何如?”曰：“此国家之所以兴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琐贱者所敢与及。闻知臣莫若于君，知子莫若于父。至于君不论明暗，父不问贤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盖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尽非一旦一夕。况明公加之以圣哲，习之以人子。今发明达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谓上应天命，下合人心，得之于须臾，垂之于万世者也。不避斧钺之诛，敢不尽言！”太祖深纳之。
这是正面为陈思王曹植夺嫡的说辞，为什么他们那么热衷于为曹植说辞呢？说到底王位的交接班实际上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虽然这个再分配只是权力结构中心少数人之间的再分配，但这个权力再分配的焦点，凡涉及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在上层集团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往往会演化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虽然不是公开的兵戎相见，但暗中的勾心斗角那是用尽计谋，非把对方的羽翼置于死地不可。崔琰的死便与丁仪在曹操面前告状有关，与崔琰一起主持选举的还有毛，毛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与崔琰意见相同，《三国志·魏书·毛传》载：
时太子未定，而临侯植有宠，密谏曰：“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废立大事，非所宜闻。”后群僚会，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谓国之司直，我之周昌也。”
从这里可知毛是主张维持曹丕世子地位的，不赞成废丕立植，所以也遭到曹植这边人的忌恨。毛因有和洽、桓阶的救助而免罪，但黜卒于家。这件事在《三国志·魏书·和洽传》亦有记载，但对于和洽求案实其事，最终曹操答复：“方有军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换一句话说，就是不必追究了。而《三国志·魏书·桓阶传》把这个问题讲得更加明确，其云：
时太子未定，而临侯植有宠。阶数陈文帝德优齿长，宜为储副，公规密谏，前后恳至。又毛、徐奕以刚蹇少党，而为西曹掾丁仪所不善，仪屡言其短，赖阶左右以自全保。
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是丁仪发动了针对支持曹丕一派的进攻，反对废立的是崔琰他们，所以丁仪就从剪除其羽翼入手，孤立曹丕，从而达到废丕立植的目的。第一个目标是崔琰，第二个目标是毛，曹操不想再扩大打击面了，只能到此为止，不再追究下去，因为受伤害的是统治集团内部高层的成员及其爱子曹植。但丁仪是挑起这件事的为首者，那是毫无疑问的。曹操去世后，曹丕即位，首先打击的目标便是丁仪。《陈思王植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之丁仪传讲：“及太子立，欲治仪罪，转仪为右刺奸掾，欲仪自裁而仪不能。乃对中领军夏侯尚叩头求哀，尚为涕泣而不能救。后遂因职事收付狱，杀之。”丁仪最后被文帝改为右刺奸掾，说明崔琰、毛被陷害是他挑起的，目的是为了打击支持曹丕的朝臣。由此可见兄弟之间为争夺继承人地位的斗争之残酷。在曹操活着时双方尚且如此，曹操死后，曹植及其周边的人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王位的交接，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课题，谁卷入这个旋涡，谁就身不由己地卷入一个死亡之海。
为曹植说辞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杨修。《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裴松之注引《典略》的杨修传，其云：
杨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谦恭才博。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丞相请署仓曹属主簿。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又是时临侯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修，数与修书。
可见杨修是一个很有才气，深受曹操宠信，而且办事很干练的人才，仓曹负责后勤供应，军国多事，那么后勤供应的事务繁杂，他能应付自如，而且有文学的才能，故曹操的诸子都与他往来，而曹植更是主动与他交往。《陈思王植传》裴松之注引《世语》言杨修与曹植往返之事，其云：
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验。太子惧，告质，质曰：“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修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世子从之，修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修与贾逵、王凌并为主簿，而为植所友。每当就植，虑事有阙，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余条，敕门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问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邺城一门，密敕门不得出，以观其所为。太子至门，不得出而还。修先戒植：“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植从之。故修遂以交构赐死。
这两条记载，杨修耍的都是小聪明，有时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揣摩天意，这等于投机取巧，中了固然获利，不中，就倒霉了。如遇到曹操这样的人就麻烦了。一是天意高难测，二是曹操也在考虑你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旦这种不正常关系暴露了，那就反而苦了自己。建安二十二年末，曹丕立为魏太子地位明确以后，杨修继续与曹植密切往来，这就更犯忌了。故《陈思王植传》裴松之引《典略》曰：
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修临死，谓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为坐曹植也。修死后百余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
杨修被杀以后，曹操见其父杨彪，《后汉书·杨彪传》云：“操见彪问曰：‘公何瘦之甚？’对曰：‘愧无日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操为之改容。”杨彪这话说得很巧妙，金日因儿子与宫人戏而杀其子，故云无金日先见之明，是自我检查，舐犊之爱则是其真情。曹操的改容则说明问心有愧，因而他给杨彪写了一封书信，其文如下：
操白：与足下同海内大义，足下不遗，以贤子见辅。比中国虽靖，方外未夷，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我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谨赠足下锦裘二领，八节银角桃杖一枝，青毡床褥三具，官绢五百匹，钱六十万，画轮四望通七香车一乘，青牛二头，八百里骅骝马一匹，赤戎金装鞍辔十副，铃一具，驱使二人，并遗足下贵室错彩罗裘一领。织成靴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长奉左右。所奉虽薄，以表吾意。足下便当慨然承纳，不致往返。
其实杨修的死因一是因与曹植的关系，立太子后他继续与曹植密切往返，犯忌了。二是泄露禁中言，这也是犯忌了。如果曹操死前不杀杨修，曹操死后，曹丕即位，杨修也活不成。
在曹操晚年围绕继承人选问题的斗争，涉案的人都是当时的人才，但最聪明的是贾诩。他虽有倾向，但只讲隐喻，让曹操心里明白，自己决不显山露水，给曹丕出的点子，也还是贾诩的最聪明。《三国志·魏书·贾诩传》云：
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诩曰：“原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文帝从之，深自砥砺。
说到底，贾诩给曹丕出的点子，是《老子》讲的“大智若愚”。曹丕是不是真能如此，还是另一回事。《通鉴·汉纪六十》载曹操立太子前后，卞夫人与其子曹丕、曹植不同的表现，说明他们还不如母亲卞夫人沉着。其云：
操尝出征，丕、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操亦悦焉。丕怅然自失，济阴吴质耳语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丕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欷。于是皆以植多华辞而诚心不及也。植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饰，五官将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称说，故遂定为太子。
左右长御贺卞夫人曰：“将军拜太子，天下莫不喜，夫人当倾府藏以赏赐。”夫人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为嗣。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亦何为当重赐遗乎！”长御还，具以语操，操悦，曰：“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最为难。”
太子抱议郎辛毗颈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宪英，宪英叹曰：“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惧，而反以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可见曹丕在曹操面前的表现，及其在曹操身后的表现是不同的，立太子后，他抱辛毗的脖颈而言“辛君知我喜不”，反映了他的真情；在曹操面前的表现是装出来的假象。曹丕与曹植都在演戏给曹操看，曹操误信了曹丕。从立太子这件事看，他们兄弟两人及各自的羽翼为此而钩心斗角进行的明争暗斗，几乎都是不择手段地想方设法骗取曹操的信任，比较起来还是曹植那样“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饰”更加可信可爱一点。遇到如曹丕那样阴险的人，那只能敬而远之，即使当了太子，如果曹操的寿命像孙权那样活到八十多岁，那么曹丕的假象迟早也会暴露，父子之间仍然难免有决裂的可能。所以“君老不事太子”，但君王死了，你日子一样难过。曹丕的幸运是过了两年多，曹操便去世了，曹丕顺利地即位为魏文帝，那时他与诸弟的关系便是另一回事了，于是就显示出狰狞的本来面目。然而，他对杨修的父亲、东汉末四世三公的杨彪还是很客气的，由于杨彪对他已没有危害，故还得对其子因他而死，做一点姿态，《后汉书·杨彪传》云：“及魏文帝受禅，欲以彪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辞曰：‘彪备汉三公，遭世倾乱，不能有所补益。耄年被病，岂可赞惟新之朝？’遂固辞。”这实际上是想让杨彪这个东汉末的世家，为他篡汉作点缀，这一点杨彪怎么肯呢？何况失子之痛尚未平复。
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本来应该是亲情的关系，但如果在这个相互关系中加入了利益权力的再分配关系，那么这个亲情关系就蜕变为利益争夺的关系，权力争夺的关系，这个矛盾往往是在老人临终前后集中爆发开来；老人还健在，还能主持政务或家庭事务时，它会更多地显示出温情脉脉，当进入权力与利益再分配的最后阶段时，那么这个斗争便逐渐白热化，手段也无所不用其极。如果老人是一无所有，那么或许谁也不理会老人。而当这个老人是掌控国家权力的领袖或者君王时，那个矛盾冲突便会演变成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冲突，而斗争的手段则会极其残酷。曹操父子、兄弟之间这一场闹剧虽已展开，但还处于可以控制的状态。中国历史上其他王朝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在王位继承的关键时刻所上演的戏剧往往要更加血腥一些。只要这样的继承人交接关系存在，这一类戏剧就会常演常新，只是方式各有不同；随着历史的进步，只能希望它表现得更加文明一些，少演一些啃老的闹剧已是谢天谢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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