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5世纪葡萄牙崛起为海上霸主探索人类文明之驱动力兼论郑和的航海功业
上篇
目录
一、序言：海洋驱动全球一体化进程
1、葡萄牙成为近代欧洲海洋开拓的先驱
2、假设
二、方法论
历史学及其类别
量态历史学
地理环境与国民性、民族性：黑格尔、杜兰特
西方海洋商贸文明与中国大陆农耕文明自成一格
正文
一、序言：海洋驱动全球一体化进程
关于本文主题，人类文明驱动力之分析，是一个十分错综复杂的问题。本文化繁为简，从两大方面来加以考察，一是方法论，二是以欧洲近现代海洋文明的原型国家葡萄牙的崛起为世界海上霸主，作为史例，加以考察。前者偏于史学理论，后者则完全以历史事实作为论述的依据。
1、葡萄牙成为近代欧洲海洋开拓的先驱
葡萄牙之崛起为首个世界海上霸主是个严肃的历史学课题，自然应当放在历史学范畴来加以探讨审视。就欧洲近代海洋文明的原型国家葡萄牙而言，相对于中国的郑和首先揭开东亚前近代海洋时代而言，是它首先揭开欧洲近代海洋时代的序幕，成为近代欧洲海洋文明的领头羊；然后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接踵其后，各以其独特的国情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杰出的贡献，谱写人类历史上海洋大时代的壮丽诗篇，精彩纷呈。
在欧洲这么多的海洋国家中，本文之所以情有独钟，选择葡萄牙作为主题，是因为时下在解读历史事件时，动辄以计量历史学（统计史学），来对历史事件作出评论或预测；例如判断国家的强弱，战争的胜败，一般总是从所谓的“实力出发”，看它有形的国力，例如国土的面积、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军事实力等可以量化的有形数字，以此作为判断标准。
但历史上，有时却出现有背常理的逆反现象。质言之，通观人类历史，也常发生贫强富弱，以弱胜强的逆反现象；有些地狭、贫瘠、民寡的国家，也可弱势崛起，称霸一方，甚至进而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一个崭新的大时代，独领时代风骚；相反地，一个富甲天下的大帝国，却在达到富强高峰时迅即走向衰微从而灭亡，为一个看似弱小的新势力取而代之。这样的史例，在中外的历史上，不胜枚举。
例如，在中国历史上，经典的例子有春秋战国时代、偏处西隅的秦国；中世纪偏处北方的蒙古，前近代偏处东北的满洲，都是由弱变强，入主中原，统治中国，从权力的底层攀登至权力的巅峰。
这是中国史上的例子，欧洲历史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例如本文论述的主题葡萄牙，从大历史的视野来看，葡萄牙就是这类逆反历史常规的一个典型的史例。盖在1500年前后，继中国的大航海家郑和揭开亚洲航海时代（1405-1433）之后，揭开欧洲大航海时代帷幕，并不是当时处于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英、法、德、意等的大国，而竟然是一个偏处欧洲大陆西南角上资源贫瘠、地狭民寡、无人注意的小国--葡萄牙。
五百年前，就是它，成为欧洲征服海洋的领军国家，欧洲海洋大时代、欧洲近代海洋文明的领军者，进而带动哥伦布、迪亚士、麦哲伦等一大批大海航家、探险家，挑战海洋，从而不断推动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深化；继而在海外开疆拓土，一跃而成为全球海上霸主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势力范围涵盖四大洲--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
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上很不起眼、为人忽视的欧洲小国，竟然对近代欧洲进而对人类文明作出了独特的伟大贡献。所以，值得史家另眼看待；它的崛起，向史家提出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的严肃理论问题：是什么历史伟力，竟然能够驱动一个贫弱的小国，弱势崛起，让它戴上海上霸主之桂冠？然后又何以不久迅即走向没落，为西班牙等欧洲海上的后起之秀的英、法、德、美，分别取而代之？
这个海权国家兴衰起伏的过程，不正是值得像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陆权大国，在近现代遭受西方海洋文明百般痛击羞辱之际，特别正视、从中汲取血泪的教训、雪耻图强吗？此即本文论证之主旨。
2、假设
为了解答上述两大问题，兹特提出下列十条假设，以资论证：
本文论证所依据的历史力学假定，历史运动，需要力加以驱动，否则历史的车轮，由于惯性的作用，必将永远停留在原点不动。这个力，可以是物力，可以是心力，也可以是心物二力的辩证互动的作用。
物力是第一性的，心（精神）力是第二性的，是物力的折射；但心力一旦存在，就会独立于物力而具有自己的生命力，并可以反作用于物力，驱动历史前进。
葡萄牙国小民贫，资源匮乏，自然环境宜海不宜农，又在北方的比邻大国西班牙、法国的包围之下，国家民族要生存、要过上好日子，只有一条生路，就是靠海吃海，全力开拓海疆。物力的匮乏，滋生贪婪、扩张、掠夺的野心和对财富的饥渴，久之成为葡国的国民性；由此构成的心力，驱动葡萄牙向海洋挑战，开启了欧洲的航海大时代。
历史是人创造的，具备了开拓海疆必要条件的葡萄牙，正在这时，出了个不世出的大航海家亨利王子；也在这时，葡萄牙兴起了对香料商品的需求。需求刺激供应，于是不择手段地向外寻求所需商品，从而开启了葡萄牙的航海时代。亨利王子的横空出世，是历史的偶然，但是没有上述的必然条件，也就不会出现亨利王子这样偶然的历史人物，所以偶然必须服从必然。
葡萄牙海疆开拓的直接好处是大大拓展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空间，帝国的全盛时期的帝国面积达1040万平方公里，比本土的900000万平方公里扩大了110多倍，由此解决了国内人口和资源的压力，彻底改变了国运，从贫弱的小国，一跃而成为欧洲富强的海上霸主。这种经由开拓海疆由弱变强的葡萄牙模式，西欧各国纷纷效尤，成就了西欧也是人类的大海航时代。
智慧知识的心力和科技的物力驱动的人类历史，总是循着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规律前进。15至17这三个世纪的人类大航海时代，是个历史的大节点，就像公元前6至4世纪的轴心时代的历史大节点时，出了一大批伟大的哲人释迦牟尼、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历史大人物人一样，也出了一大批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亨利王子、哥伦布、迪亚士、麦哲伦等历史大人物，缔造了伟大的航海时代，推动深化了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将人类文明推向另一个高峰。
葡萄牙起初遵循生灭律，由贫弱一跃而成为欧洲富强的海霸；到了晚期，也遵循生灭律，盛极必衰的富弱规律，开始腐化堕落，社会奢靡成风，不事投资生产，以致从海外掠夺而来的财富消靡殆尽，加上外有国力蒸蒸日上的强邻西班牙虎视眈眈，终于被西班牙吞并而覆灭。
15世纪初明初郑和启动的中国航海时代，有始而无终。之所以致此的原因固非一端，但主要的原因是，宜农不宜商的中国自然生态的物质环境所衍生的中国农耕文明，折射为以儒家为代表的重农轻商、视商业为农业天敌而刻意加以打压的主流思想和治国理念。宋明理学汲取道释二家之说予以精致化，从而加重这种思想的倾向；再加上日益强大的北方游牧文明对中原王朝的国防安全经常构成的严重威胁，以致使中国南方沿海的航海事业成为不急之务，成为主流农耕经济的补助和盛世可有可无的点缀。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下，在明成祖和郑和相继去世之后，辉煌的中国航海事业落得如昙花一现、嘎然而止的命运，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不会觉得突然了。
（9） 中国近现代挨打、挨饿、挨骂的厄运和屈辱，始于海洋， 在海洋跌倒当在海洋站起来。另外，从作为一个二十一世 纪海陆双栖的大国、强国而言，中国拥有自由巡弋全球各 大海洋的深蓝庞大舰队，是如中国这样的大国强国天赋的 权利；如果能够按照目前下饺子般的造舰速度，建设海军 的话，则早日实现这个宏伟的海权梦，应 指日可待。基 于这两项考虑，重振郑和时代中国海权的辉 煌，应是中国 梦的应有之义，更应是振兴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核心内涵。
（10）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有大大小小的周期，孟子说五百 年而有王者兴，是说五百年左右有一个周期，当然还有千 一遇的大周期（超出本文范围）；目前距离欧洲近代史的 开端1500年正好约500年左右；而且根据历史力学的生灭 律，已有征兆在在显示，西方近代衍生于反对中世纪神权 统治和大航海时代的资本主义文明，正在由盛转衰，百弊 丛生，丧失了早年的活力、原创力，特别是忘掉了寻求推 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尚理想的初衷，堕落为腐朽的拜物主 义和奴役的种族主义。
目前正在东欧进行的俄乌战争，就是这种走势的最好体 现，其与本文相关的标志性的特征，就是西方对俄罗斯进 行无底线的制裁， 其尤甚者竟对资本主义赖以存立的核 心价值，例如信用、信贷机制、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肆意 横加制裁；并倒行逆施，破坏人流、物流、资流不可逆的 全球化机制。
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衰变和自我崩解；当然，这 也为社会主义中国，继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提供了 又一次赶超西方，以及令中华文明有朝一日独领风骚、引 领人类文明的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
本文将根据上述十条假设，进行论述。
二、方法论
1、历史学及其类别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是论证，器是方法，要得到令人信服的论证，就必须有一套严谨的方法论。方法论，就是进行严谨系统论证必不可少的锐利工具。像论证葡萄牙海洋事业这样宏大的历史题材时，没有一套严谨的方法论是不能“善其事”的，是无法顺利完成令人信服的论证运作的。
既然是属于历史学范畴，就应当构建一套属于历史学范畴的方法论。但历史学是一门内容包罗最广、所设跨学科最多的社会和人文学问；尤其是，中国人是世界上历史感最强的民族，也是历史学传统最深厚、最系统的国家（参见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一册）。所以，在进入正式论证前，有必要将历史学的性质及其外延，加以厘清。
一般所理解的历史学，是一种描述人类活动进程的来龙去脉的学问；概而言之，如同描述解读自然界现象的物理学一样，有三个世界realms。物理的三个世界分别是：真实存在的世界realm of being(reality)、感知的经验世界perceptible realm of experiences、以及人为构建的抽象世界imperceptible realm of reality；质言之，即人为地构建一套理论方法来系统地描述（解读）自然界的真实（本身），也即职业物理学家眼中的物理世界本身。
质言之，所谓真实的存在，就是独立于人主观世界而存在的客观世界自身；所谓感知的经验，就是通过人类的感官而认知的世界；所谓构建的抽象世界，就是通过人的理性和逻辑思维构建的一套理论，例如牛顿的重力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普兰克的量子力学，都是对自然界的一种人为描述解读的抽象世界，并非自然界本身的客观存在；如果实验或观察证明有误，与真实的自然界不符，则另外再构建一套解读体系或参考系再行解读，直到证明与客观世界一致无误为止。
历史学也有类似的三个世界，分别为：真实存在的历史、感知的经验历史和人为构建的抽象历史；即构建一套理论方法来描述、解读已消逝的、无法重现的历史真实（本身），也即职业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学。
盖真实的历史，也即一次性的历史事件，永远不可能完整地再次重现，因此而成为独立于人的主观而存在的真实世界realm of being；人类通过感官、文本史籍、文物考古等渠道而认知的历史，或存于记忆，或存于文物，或存于文字记述。
所谓构建的抽象历史，就是通过理性（尽量但无法完全排除主观因素）和逻辑思维而重构的抽象历史，不是已消失的历史自身。例如本文所处理的题材，葡萄牙的航海事业，也包括这三个部分，即葡萄牙航海事业本身、人类感官通过史料对其认知（事实），以及史家通过理性逻辑思维的描述解读（抽象）。最后一类的历史，是史家通过逻辑思维构建的抽象历史，只是存在于人的思维的抽象世界里，不是事件本身和经验的认知，与物理学家构建的抽象物理世界相类。
这是就历史学的性质来分的。但从历史学的内涵来看，又可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历史学即假定天地间的万事万物，无不经历一个从无到有、从生到灭的历程；大至宇宙，小至花草树木虫鱼鸟兽，无一不有其自己的历史，当然也各有其研究的专家。这个历程即广义历史学研究的范畴，但已超出本文的范畴。
所谓狭义的历史学，即我们一般习知的记述研究人世间人类活动历程的学问。这种历史学，大体又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以记叙、考订为职司的传统史学，主要以还原四个W（who,what,where, when）的历史真相（truth,facts）为其目的，即冯友兰所说的“（人）写的历史”，与自然科学无涉。西方可以德国的大史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为代表（参看兰克，《1494-1514年拉丁与日耳曼各民族史》，1824），中国近现代的这类史家可以梁启超和钱穆所著的史学方法论为代表，另可参见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册，其中对史学史和史学方法论有极为详细的说明介绍。
第二大类则侧重系统分析，主要解答how(如何), why（为何），其中又可分为兩个子类，一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学，一种以理解分析为职司的、深受社会科学影响的新史学，虽然是跨学科，基本上也与纯自然科学无涉。其代表的社会科学家（以历史为素材），如西方的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涂尔干(David Emile Durkheim, 1858-1917)、心理分析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等人的学说，中国的如何炳松的《新史学》；二是客观唯物辩证主义的历史学，也是一种以理解分析为职司的新历史学，由于是一种经济史观和唯物辩证史观，所以在新史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但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学，例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辩证史观及其有关史学著作，以及李大钊等有关史学的著作。
以上只是列举中外几个有代表性的学者，以概其余。这两大类史学共同的标志性特征当然脱离不了文本主义textism，即主要还是依据文本（文字或文物）进行记述、分析、理解和解读。
第三大类的历史学也可分为两个子类，第一个是一种从文本（文献、文物）出发，探究解读天人关系、也即司马迁所谓的「究天人之际」关系的历史学，到了近现代独立而成为一个新的广义的历史学门类，历史哲学；严格地说，是介于历史学和哲学之间的一门学问，主要从哲学高度探索历史的how, why，即探索历史运动的最后因(final cause)。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严格地说，是一种理性的唯物主义历史哲学，而黑格尔的则是一种理性的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
以上所举的史学门类，都是旨在从不同的参考系，探索人类的活动，所以也应当属于历史学范畴，为传统史学大大扩大了史学的视野，有助于无限趋近历史真实。
2、量态历史学
另一个新的门类，则是作者探索性构想的历史力学或量态历史学。也从文本出发，借鉴自然科学（特别以物理学为蓝本）、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考古学、心理学、心理分析）的最新研究成果，分析解读历史，寻求无限趋近历史整体的真实holistic reality of history，人天一体。其要旨在以大历史的维度，将人类社会视为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受着「量」的理念支配，遵循「量」的规律在运作；于自然界，谓之量子，于人文社会，谓之量态，将「人」量态化为历史人（以区别于生物人、社会人）。由于借鉴量子力学，而量子力学研究的微观世界规律，出现令爱因斯坦、普兰克等大物理学家十分困惑的现象，如量子意识、量子纠缠、不确定原理等，所以是个仍在发展中的新物理学，史学家也只能利用其现有成果作为借鉴，并等待其进一步发展的新成果，以便充实史学研究。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学术最终同源，万变不离其宗；近代物理学的重大发现，往往对社会科学和史学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例如牛顿的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产生了这种作用，20世纪伟大的量子力学当然更不应例外。
回归正题，作者所谓的历史力学，像物理力学一样，假定历史运动，必须有驱动力，否则历史进程将停滞不前，无法运动。然而驱动历史事件的力量为无穷大，又极其错综复杂。但不论多么复杂繁多，最终可以化约为八个基本的驱动力：即自然界的或物理学中的四个基本驱动力，重力、电磁力、强力、弱力，和人文社会的四个基本驱动力，生力、灭力、物力、心力，合称八大基本力（简称八力）。
量态历史学的历史力学，假设史场hisorical field是由上述八力驱动的，所有历史事件都是其错综互动的结果，绝对无一例外；当然也包括本文所论述的主题，葡萄牙的航海事业史。
这八力交互作用，循环不已，创造了宇宙，也在史场中创造了历史。历史的历程或进程，是人天（自然界）互动的结果，缺一不可；没有人，就没有历史，没有天，人的活动、历史的运动无所依据，所以只有在人天互动的条件下，才能创造历史。根据自然和人文社会的均衡律，自然界和人文界的八力形成的自然界和人文界（社会）的生态秩序，一般保持均衡和谐状态，一旦严重失衡错乱，必然会在自然界和人文界，造成天灾人祸。
上述八个统摄人天宏观微观的自然力和社会力交相互动，穷极变化，其或然率趋近无限大，无法归纳化约为向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等一样简单的公式。所以，在援用历史力学的“八力论”从事历史研究时，只能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处理；质言之，就是找出引发具体事件的有关作用力，驱动力，然后参照相应的自然、人文、社会各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运用逻辑思维，回答历史学上的如何how和为何how的两大基本问题，而非只是根据史料文本本身（也即局限于文本主义，而文本主义的最大陷阱就是充斥难辨真伪的伪史料），进行机械式的形式逻辑的推论。
例如在史学方法的认识论方面，可借用量子力学的波粒二象说、海森堡的不确定原理和波尔的互补（并协）原理，来解答历史认识论中的必然、偶然、或然的矛盾；在中国通史方面，可借用天体物理学的波动论、涡旋论；在解读近代中国的中西文明碰撞时，可借用地质学的板块论；在解读毛泽东的崛起时，可借用天体物理学的核心说；在解读钓鱼台运动时，可借用气象学的蝴蝶效应说等等。
不过，自然界的四个基本驱动力，与历史进程的关系也即人天的互动关系，只有当发生重大自然灾难时，例如火山喷发、地震海啸、干旱水涝、风灾等；就时间尺度而言，一般都是地质时间，也即千百万年一遇的地质板块移动，造山填海的地质运动，由此而引起生物绝灭，包括人类的灭绝，从而导致一个文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存亡兴衰，例如历史上许多文明都因此而消亡；塔克拉玛干楼兰文明的消亡，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史例。但这已超出本文论述的范围，故略而不论。
所以，源于自然界的四个基本力的自然界现象，例如地貌、生态环境等，本文视为是已知的固定不变的客观条件。例如欧洲海洋文明包括葡萄牙的地理成因，是千万年地质运动的结果，所以应当是地质史家、古生物学家等研究的课题，本文视为已知，不再深论。而人文社会的四个基本力，才是本文所论述的历史事件的驱动力，即生力、灭力，物力、心力是也。
所谓生力就是生成力，有自然的和人为的两个方面；所谓灭力，就是事物的消亡力；一切事物都必然经历由生成到灭亡的历程，无一例外，例如葡萄牙帝国的兴衰，就是生灭律的典范史例。灭亡也有自然的和人为的两个方面。但必须强调，生力与灭力的相互依存关系，生中有灭，灭中有生，生灭灭生循环不已，此即“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的辩证表述；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通俗辩证表述。历史的进程，就是这种生灭辩证关系互动的函数。
3、地理环境与国民性、民族性：黑格尔、杜兰特
关于物力和心力，所谓物力，就是有形的物质力量，这里所谓的物质和精神是广义的二分法，物质是泛指客观的自然界和社会的存在being，精神则泛指反映这种客观存在的意识，包括民族性和文化思想，例如哲学、科学、宗教、道德等的心智活动，总称之为精神，相当于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意识形态。
关于物质和精神两者的密切关系，或就今天的主题而言，即指地理环境同塑造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文化和思想之间的关系，古今中外已经有大量权威论述。 例如中国古代的《礼记•王制》、《管子•水地篇》、《国语》、《汉书•地理志》等都认识到地理环境对塑造民情风俗、教化人心、思想政制等的决定性影响，很有地理决定论的味道。古希腊的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484-424 BC）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历史和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460－377BC）更是明确地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的身体、性格甚至人性的决定性影响，中国中医的医理更是强调天人的交相作用。西方科学思想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384-322 BC）提出创立环境地理学，把地理环境纳入人类历史和文化考察的范围之内。
到了近代，法国的孟德斯鸠（1689－1755）在他著名的《法意》中突出气候和滨海性作为人性与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并论断说，海岛民族比大陆民族更重视自由。英国史学家巴克尔（1821－1862），根据地理唯物论指出，气候、土壤、食物等都是文化发达的决定性因素。德国地理学家拉策尔（1844－1904），也把人看作是环境的产物，环境为人类提供各种服务，更提供用以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资产」；人和生物一样，其活动、发展和分布是受环境的严格限制，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直接影响人的生理、心理、社会组织和经济形态，支配人类的迁徙和分布。
综上所述，意在说明人天、心物互动的关系，在驱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简言之，人是环境的产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国民性也是环境折射的产物。所以西方当然包括本文论证主旨的葡萄牙，其民族性、价值观、生活方式等，都是海洋自然环境的物力折射的精神力的产物。
关于这个论点，德国的理性主义大师黑格尔就西方文明的策源地希腊的人天和心物关系，有深刻的论述：
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限、浩瀚无际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的无限时，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促使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活动。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面，但是大海 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
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气结合在一起。……
人类仅仅靠着一叶扁舟，……他所依靠的完全是他的勇敢和沉 着；他便是这样从一片稳固的陆地上，移到一片捉摸不定的海面 上，随身带着他那人造的地盘，船――这个海上的天鹅，它以敏 捷巧妙的动作，破浪前进，凌波而行――这一种工具的发明，是 人类胆力和理智的最大光荣。
这种超越土地的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正好与靠土地的农耕 的中国相反。【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 版社，2001年。页93。】
世界文明史大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也沿着这条思路来深入解读世界文明史，他说：
从地图上看，希腊像一只巨大的干枯的手，其弯弯曲曲的手指 伸入地中海中。.....你看见无数锯齿形的海岸和隆起的陆地；到处 都是港湾和入侵的海水；大地嵌入高山和丘陵之中。大海和陆地 的天然障碍将希腊切割成支离破碎的、各不相属的孤立地块；彼 此之间的来往交通，不知要比今天困难危险多少倍；因此，每个 流域都发展了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建立自己的主权政府、制度， 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宗教和 文化。【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 《哲学史》，第5页。】
4、欧洲海洋商贸文明与中国大陆农耕文明分别自成一格
再从希腊的爱琴海放大来看，爱琴海又属于地中海，其面积广达250多万平方公里，而且海中有海，例如除爱琴海之外，还有亚得利亚海、爱奥尼亚海、蒂勒尼安海等。还有难以计数的大大小小的港湾、岛屿，散布其中，真是星罗棋布，极尽变化之能事。
反观中国的大河（大陆）文明所依据的自然环境，则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自然风貌：其策源地的河洛及其周边一带，则是面积广大的黄土高原、华北大平原；同样地，也有无数的小平原、支流、盆地、谷地，散布其间。
同时，从两大文明发展的远景来看，中国的大河（大陆）文明和希腊的海洋（海基）文明，均拥有广袤无比的发展空间（地中海文明接替空间是大西洋、北海、太平洋及其中资源富饶的南北美洲、澳洲和无数星罗棋布的群岛；而黄土大陆文明的接替的空间限于江南、远离海洋的资源贫瘠的内亚三北（西部、正北、东北）和大西南。两相对照，无论就空间的面积和资源，中国都远逊于西方，以致彻底改变中世纪以前东风压倒西风的局面，此后的500年，西风压倒东风的势头遂于焉形成。
欧洲这样碎片化的自然环境，为希希腊、罗马以及其后的欧洲城邦政治、海洋商贸文明，海洋民族的个人主义、多元化城邦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样，中国这样板块化的自然环境，为集体主义、崇尚统一、重农轻末的国家的生活方式，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后两者的历史，立足于各自独特的自然环境，沿着原来海洋和大陆的方向，向前发展；不过，一个则是沿着希腊城邦的传统，发展为民族国家的道路直线前进，而中国则是沿着朝代循环的螺旋曲线前进，发展为大帝国。西方文明这样的发展方式，使论者误以为古老的希腊随著城邦的消亡，其文明也随之消亡；这是一种错觉，实际上希腊文明改为以一种欧洲民族国家的形式，不但在各国继承下来，视为智慧之源，而且还加以发扬光大！
综上所述，值得特别强调的是，黑格尔和杜兰特在对西方海洋地貌与西方海洋民族性塑造的经典论述时，突出其正面的影响，例如富于想像、好奇冒险、以商贸立国，征服自然大海等。两人都对其负面的民族性特点，例如贪婪逐利、凶残好战、掠夺侵略、殖民奴役等劣迹败行，却避而不谈。
这些西方先民的正负海洋文明的民族性，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西方这些海洋国家--西、英、荷、法、德、美—等国的后代子孙身上，包括北欧各国挪威、瑞典等国，当然也完美地体现在本文论述的主题葡萄牙民族的身上。当然，由于各自的国情族情和国家的利益，以致虽然都是以商贸立国，但同中有异，例如安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英美两国，同法兰西民族的法国和德意志民族的德国，就各有自己的独特民族风格。终以争夺海上霸权而内斗，不断爆发战争，其尤甚者则是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俄乌战争（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这是一场斯拉夫民族自己人和欧洲人自己人的战争）
反观中国的大河文明，宜农的生态环境则赋予河洛先民注重群体、安土重迁、和为贵、保守乐天、勤劳苦干、父母在不远游、崇尚大一统、重本轻末等中华农耕文明的民族性和国情，而与西方的海洋文明实成强烈鲜明的对比。 这就是衍生于海洋和大河自然生态的古希腊、古河洛中西海洋商贸文明和大河农耕文明先民的民族性的原型。
于此可见，中国与欧洲不同的物质地貌（物力的体现），决定了两者的文明的基本走向（大方向）、国家的体制、民族性格、风俗生活习惯（心力的体现）。中国近代哲学巨擘冯友兰，对此也持类似观点，认为中国的宜农生态环境，基本上主导了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审美观，以及生活方式。他的这一观点，很有权威性，代表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思想。（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1985、2013。第二章）
此即本文所谓的自然界的物力和人文界的心力，交互作用，构成的历史的驱动力。
总结而言，人类的历史运动，从其发生、演变到终结，也即其生灭的全过程，无一不是上述八力的辩证互动的结果。本文所论述的主题，葡萄牙作为海上霸主之兴衰历程，就是个范例，是研究人类文明驱动力的一个很好的样本。
202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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