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宣扬向日军投降的国军将领方先觉的电影，未曾公映，火爆宣传已经开始，声称《援军明日到达》，要超过《长津湖》，拿下六十亿票房没问题。
方先觉的丑恶表演，稍微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他已经臭名昭著，有充分的历史回忆材料证实，这个叛将逆子带着上万人的队伍投降，是铁的事实。特别是当日军拒绝了方先觉提出的七项投降条件之后，这个民族败类依然决定向日军投降。他向日军投降后，日寇利用他，把投降的第十军改编为“先和军”(取方先觉的“先”字和汪伪“和平军”的“和”字)。方先觉依然当了军长，他那种兴高采烈和准备大干一场的摩拳擦掌的劲头，溢于言表。
就是对于这么一个人，用电影手段加以表现，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的文艺到底还有没有底线?我们的选材界限要滑落到怎样一种地步?许多年来，我们的艺术思想底线是怎么一步步走向我们所无法理解的地步的?
认真回顾一下，我们便可以发现，这些堕落是在敌对势力的一点点渗透下一步步完成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在文化界，在所谓与西方接轨论的引导下，很多大节有严重问题的人，被肆意地严重追捧。比如那个被称为汉奸文人的周作人，那个根本立场与人民格格不入的张爱玲，还有那个蒋介石都嗤之以鼻的反动文人胡适，等等，一大批立场反动站在人民对立面的文人，被无限吹捧，各地出版社竞相抢着为这些人出版文集，出版研究专论，一下子好像这些人成了中国文化主流。
在这种思潮的严重影响下，一些影视作品也开始打着人性的旗号，一步步开始试探共产党领导的文艺的容忍度。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某些人公然大肆渲染国民党的主战场的功劳。本来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抗战，不管是主战场还是敌后战场，歌颂中国人民抗战没什么不可，但是一窝蜂地强调国民党主战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虚假的抗日名将的作用，弄得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成了可有可无的配角，这便严重违背了历史。
再后来，便是更进一步，开始利用影视宣传日军的人性，很多作品有意宣传日军的反战和忏悔。这些“被忏悔”的诸多事件，不能说一个也没有，但是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载体的文艺作品，你应该运用自己的资源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选择什么宣扬什么?当然有一套的标准，题材怎样选择，故事怎么展现，自然有自己的客观规律和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需要。
现在发展到了今天，有些人不再满足于写写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写写“四行仓库”之类，干脆旗帜鲜明地写起了“汉奸和投降”。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让人十分惊讶的。这些作品大都打着历史真实的旗号，其实其立场鲜明的很，那就是屁股坐偏了。有些人认为这是搜奇猎异，吸引观众眼球，拍摄这个歌颂方先觉的电影，可不是吸人眼球那么简单。中国人从古至今，对待投降、叛徒、汉奸之类一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或者说容忍度是非常低的。不然的话，为什么因为秦桧当了汉奸，就有了“从此天下愧姓秦”?为什么说谁是汉奸叛徒，就是中国语言里骂人最狠的一种词汇呢?至于投降，这更是为中国军人所不齿。
方先觉
关于方先觉这个人，别的先不说，我地下党、隐身于国民党要害部门的郭汝瑰将军的回忆录披露的事实就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在衡阳沦陷前，方先觉昏聩无能，当时的少将饶少伟说，守城将军都缺乏作战的决心和信心。虽然后来战斗了四十几天，但是团长以上军官却无一人战死，并且还演出了集体投降的丑剧，这是无以对广大的死难同胞的。另外，方先觉是真投降的，他一过去就立即当了汉奸。评论家郭松民一篇文章写得入木三分，说用电影歌颂方先觉，中国电影该如何面对民族英雄杨靖宇?
这种明显违背人民意志，违背我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文艺核心价值观的作品，到底是怎么一步步通过送审的?正像老百姓现在经常发问的一句话，这样特别重大的事情，到底上边知道不知道?如果知道了，为什么不加以制止和批评?如果一般理论技术问题可以商榷，像这样借助社会主义的文艺平台，替我们的敌人去做宣传的重大事情，怎么能够容忍得了?难道我们的宽松和宽容已经到了没有底线的程度了吗?难道这也叫与世界接轨吗?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当前在中美斗争几乎进入白热化的时候，有那么一些人，在美国处于下滑状态时，他们视而不见，总是在劝说要对美国屈服。在美国处于上风时，他们处处找我们政府的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总而言之，主张对美国举白旗，才是他们内心所愿。眼下，在中俄会谈刚刚结束，形势明显对中俄有利的局面下，利用电影，推出方先觉这么一个投降形象，为这么个人物立像，在平时会犯了众怒，在今天这个特殊背景下，会让社会产生更多联想。
这些问题，都值得每一个读者特别是文艺战线的同志三思，再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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