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号角吹响，国有企业无可逃避地面临着“如何成为公平市场竞争的参与者，如何使庞大的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相容”的挑战。由此，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登上历史舞台，公有制、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怎样结合更有效等一系列历史性命题，正在破解。
一、混合的竞争力来自哪里
前不久，国资委在中央企业启动4项改革试点，标志着国企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其中，中国建材集团获准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
身处高度市场化的建材领域，中国建材一开始就面临与非公有制经济融合的现实问题。中国建材很早就提出并实践“央企市营”的理念，通过体制、机制和管理的创新，与重组的上千家民营企业高度融合，将国企与民企的混合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释放出了持久而强大的动力，使其从一个默默无闻、营业额仅有20亿元的小企业，成长为营业额超过2500亿元的全球第二大建材企业，用220亿元国有权益控制了660亿元净资产，带动了超过3600亿元总资产，确保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谈到探索混合所有制的成功经验，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给出了一个公式和16字原则，即“央企的实力+民企的活力=企业的竞争力”和“规范运作、互利共赢、互相尊重、长期合作”的16字原则。在他看来，混合所有制是一把金钥匙，“推动了企业的所有者到位、治理规范化和激励机制到位，解决的是企业真正的市场化问题。”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邵宁认为，中国建材混合所有制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建材通过聘任职业经理人等相关改革，使得内部机制已经市场化。与民营经济的混合不再有体制、机制、观念方面的差别。“这是成功混合的条件。如果国企自身没有形成一套市场化的机制、文化和观念，那么混合之后也不一定能真正融合，运作不一定顺畅。”
建材集团的成功经验或将为破解“中国式过剩”提供借鉴。走扩大产能、进行无序恶性竞争的路子，而不是依靠市场自发竞争让企业优胜劣汰，造成了目前中国多个行业的产能过剩。“解决过剩问题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由大企业整合市场，增加行业集中度，走优化存量、减量发展的道路，从而实现过剩产能的退而有序。”在宋志平看来，通过混合所有制的有效实践，引领行业联合重组与结构调整，是中央企业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二、让民企愿意进、进得来
2008年，中国航油集团在长江领域选择了一家民营企业——泽胜集团向长江沿线机场提供航油运输，前者出资1.67亿元，泽胜以30条船、8.5万吨运力入股，双方各占50%股份，拉开中国航油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形式的首次探索。5年多过去了，今天的泽胜船务已经成为国内内河危险品运输领域标杆企业，在长江石化运输企业中吨位排名第一。而5年来中国航油输入泽胜的“除了最初的资金投入外，只派了一名副总和一名财务总监”。
中国航油董事长孙立将5年来的成功合作归功于国企与民企混合所有制下的“优势互补、事半功倍”：“双方互为参股后，国企规范的管理，特别是在安全和质量上的严格要求极大地影响了民企；另一方面，民营企业机制灵活、决策效率高、市场执行力强，双方优势互补使企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以往长江航油运输无序、安全无保障的状况”。
事实上，多数国企与民企的“混合姻缘”都来自“取长补短”的理念。“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其目的是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组合，以及充分发挥多种资本的优势，使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既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企业做强做大做优的最佳选择。”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庄聪生指出。
不过现实是，成功的混合都是相似的，而不成功的混合却各有各的问题。庄聪生认为，眼下推进混合所有制要突出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研究和解决怎样让民间资本“愿意来”的问题。“要真正让民间资本有兴趣、无顾虑、放心地参与，就要得到相应的话语权，至少要能派个董事，这是多数民企对于入股国企的基本态度。没有话语权、被动参与，会让很多民营企业有后顾之忧。”二是解决如何让民间资本“进得来”的问题。“政策和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形成了各种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成为民间资本参与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迈不过去的坎。除掉这些坎就必须加快推动垄断领域的改革，明确民企进入垄断行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三要解决国企和民企如何“混起来”的问题。国有企业是航空母舰，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很多还是小舢板，“因此，吸引民间资本并非大型国企敞开怀抱就能做到，发展混合所有制要通过拆分业务，分层次、分类型，通过子公司、分公司与民营企业合作，寻找结合点和切入点，这样才能门当户对，实现真正的融合。”庄聪生表示。
三、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成关键
数据显示，中央企业以及子公司引入非公资本的企业户数已经占到总户数的52%以上。到2013年10月份全国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已经占全部境内上市公司的80%以上，资产已经达到90%以上，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数量已经很多了。但是，实现混合就达到目的了吗？
以历史的眼光看，很多国企脱胎于政府，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工具、配置资源和推动经济增长的抓手。这种“政企难分”的关系一方面在我国处于以投资驱动为特征的经济发展追赶期发挥出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却也成为化解国有经济与市场规则结合这道世界性难题的巨大障碍。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石军对当前已有的混合所有制状况给出八个字评价，即“数量不少、质量不高”。“只能称其为数量型的混合所有制，而非实质上的混合所有制，很多并不符合规范要求”。
“现在很多国有企业都已经变成了混合所有制，但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以后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关键问题不在持股主体的多少，而在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要靠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建立混合所有制实际上就是把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完善的过程。”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发现混合所有制过程中存在误解，“有些混合仅仅是初步搭起了架子，但并没有真正实现现代企业制度。股东会开过没有？董事会怎么产生的？董事会起什么作用？监事会又起什么作用？总经理是聘任的还是从社会上招募的？现代企业制度不能只是一个名义，要通过混合所有制的建立，把法人治理结构健全了，把企业制度完善了，这样企业才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清泰认为，随着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和资本流动性的增加，竞争性领域企业的股权结构将更加复杂，而且动态变化；特别是按企业所有制属性区别对待政策的逐渐取消，每家企业、包括上市公司头上继续戴着“国有”或“民营”的“所有制标签”已经失去了政策意义。继续保留不利于消除“姓国”“姓民”的社会裂痕。他建议，应当考虑改革相关统计指标体系，进而弱化“姓国”“姓民”的社会舆论，保障各类企业“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本文章摘自8月14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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