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勇超：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虽未直接出现“现代化”这一术语，但是作为对现实社会比较关注的马克思来说，若没有对置身其中的现代化实践的关注或回应，这显然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逻辑。事实上，马克思的大量著作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实践基础之上，只不过对现代化的思考通常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交织在一起的，往往被其所遮蔽。马克思正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发现了新型现代化道路。

　　（一）生成逻辑：经济的社会形态

　　现代化标识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它往往意味着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复杂而健全的社会形成以及人的发展程度不断得到提升等。要理解现代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就必须从社会形态的演进来把握现代化。“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7]3，一般来说，社会形态的演进是依次更替的过程，但某些国家因特殊情况也存在跨越某一个甚至多个社会形态，也有可能多种社会形态交叉渗透，但这并不影响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而现代化的产生正是在这种社会形态的更替之中生发的，社会形态的更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马克思也正是通过对“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考察发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从生产方式以及所有制形式的角度揭示了社会形态的变迁，在这种变迁中，现代化必然是与“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按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可以把现代化界定为人类社会由传统生产方式转变为“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过程[7]3。马克思虽未在其著作中使用现代化这一术语，但是在马克思著作中，大量体现着“资产阶级时代”“现代资产阶级方式”以及“现代”等术语，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多次用“现代”“现代的”和“当代的”等词语来表达“现代化”，“现代国家”代表着正在进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国家[8]5-7；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把现代社会界定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时代”等，并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国家、现代资产阶级等）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机器大工业所造就的[8]401；在《资本论》中，反复用“现代”来指代资本主义社会，在该著作手稿中，正是通过“现代资产阶级生产”[9]8这一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把前资本主义社会与现代社会区分开来。因此，现代化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所展开的历史过程。所谓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资本支配下进行生产的社会，它所进行的过程与现代化是同构的。当然，马克思所面对的对象是资产阶级社会，因此，他所建构的现代化道路正是在批判资本现代化的基础上形成的。

　　（二）理论内核：资本主义现代化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现代正是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本质性特征，他们所面对的现代化自然也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而要把握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现代化）就必须要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10]79，资本是理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核心线索。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采取的是辩证批判的态度。一方面，肯定资本现代性在其展开过程（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带来的社会进步。其一，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现代大工业生产以及资本的逐利原则，“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8]405。其二，推动大工业城市和现代国家的建立。机器大工业在促进了大工业城市的建立，并取代通过自然建立起来的城市，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从而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的开启；同时它也使人口、财产和生产资料集中起来结束了分散的状态，并由此引发了政治上的集中，从而使统一的现代国家登上历史舞台。其三，开拓了世界市场。巨大的生产力造就了繁多的产品，为了使产品销售出去，资产阶级在世界各处奔走，从而使世界市场得以建立。其四，使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资本主义现代化促使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使一切民族被卷入到现代化进程之中，现代化是世界性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资本的现代性展开，即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使人类社会由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

　　另一方面，资本现代性也给人类造成了危机和异化。其一，经济危机和人的异化。马克思从商品形式出发，在揭示决定商品二重性背后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中，进一步指出了遮蔽人与人矛盾背后的物与物的矛盾；当劳动力转化为商品时，也就意味着货币转化为资本，通过榨取劳动力所创造的超过支付给劳动力价值的剩余价值，货币占有者则转变为资本家，资本家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商品而是为了谋取不停歇的价值增殖；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背后所隐藏的正是作为一种同质化、控制性的资本逻辑，正是在资本逻辑支配下人与物的关系被颠倒了。资本的不断积累，既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扫清各种障碍，又不断对其自身关系进行再生产。当后者不适应前者时，就会引发经济危机。资本逻辑不但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反而使人陷入异化的危机和困境。其二，生态危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一切自然资源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为了使资本不断增殖，资本家必然会肆无忌惮地掠夺自然资源，将污染严重但利润大的产业向工业落后的地区转移，从而导致全球生态危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其三，社会危机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资本逻辑为了资本的增殖，片面强调效率，而无视社会公平，创造的财富仅仅掌握在占有生产资料的少部分人手中，必然会引发社会冲突乃至社会危机和人与人平等关系的异化。

　　（三）理想描绘：新型现代化道路

　　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核心就在于通过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寻找出一条超越资本现代性的一种新型现代化形态。其一，探索新型现代化道路。马克思在肯定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同时，也对新型现代化进行了展望。资本主义现代化引发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等困境，意味着它并不是真实的现代化，最多算是一种虚假的现代化，因为它遵循资本逻辑，使现代化的主体沦为异化的人，是一种片面性的现代化；唯有扬弃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才有可能进入真正的现代化。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归宿，马克思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生产”[9]8只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中间产物，它为人类通向新型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资本在推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断追逐剩余价值，使生产力不断得到提升；但也与社会化大生产相矛盾从而走向自身的反面，从而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9]91，而无产阶级则承担起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重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了现代化从何而来又向何处去的问题。对于新型现代化的构想，马克思认为新型现代化目标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它是通过扬弃资本逻辑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才得以实现的。新型现代化正是建立在扬弃资本逻辑的前提下，“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8]422就意味着人的现代化，因为它的实现是建立在以下两个条件之上：一是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二是产品按需分配。前者的实现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之上，与之相对应的生产关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后者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采取有计划生产管理消费品，实行按需分配。只有在两个条件均达到的基础上，才能使人走出对物的依赖成为真正独立自由全面的人。

　　其二，非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的可能性。如果说马克思之前思考的现代化主要建构在西欧大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文明之上的话，那么晚年的马克思把目光转移到东方社会则表明马克思在努力挣脱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站在整个人类文明之上来把握现代化道路。由此，马克思把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晚年对东方社会有可能不经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高级文明社会的探讨则是对前期西方资本式现代化之路的有益补充，从而使其现代化思想趋于完善。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既促进了东方传统社会的瓦解，又为其树立了现代化的样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7]82；另一方面，东方社会可以通过社会革命来促进西方现代化继续前行，“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1]8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有可能不走资本现代化之路而走向新型现代化道路，反过来促进西方社会走向新型现代化道路。[8]379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着对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传承，并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把它创新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强国之路提供了新思路，而且也为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启迪。它对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传承创新主要体现在价值立场、发展路径、文明结构以及理想目标等方面。

　　（一）价值立场：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到“以人民为中心”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8]411。以往的理论都忽视人民群众的活动，唯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第一次明确把人民群众视为历史的主体，并公开宣称其理论是服务于无产阶级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传承马克思“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思想的基础上，融入了中华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合理面，进而创造性地发展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中华文化中有大量的“民本”思想，如《尚书·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的重民思想、《尚书·大禹谟》中“政在养民”的富民思想以及《战国策·齐策五》中“顺民之意”的尊民思想等，这些作为古代思想家所追逐的政治理想，无疑具有合理借鉴的一面；但作为一种封建专制的政治文化，使其不免沾染了功利性、依赖性和空想性的浓厚色彩。马克思主义将“群众”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汲取了我国传统“民本”思想中的合理面，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对其不合理性进行了批判改造，最终转化为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坚持人民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和为人民谋幸福的新型人民观。

　　从马克思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思想到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立场上对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传承创新。其一，中国式现代化以满足人民的利益需求为出发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无视人的主体性，把资本作为推动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把物质利益看作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从而引发社会被商品拜物教以及货币拜物教等景观所裹挟，促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失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从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出发来展开的现代化历史进程。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方式担当起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政治前提；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带领人民群众展开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探索；改革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先后围绕着人民的温饱、人民的小康生活以及人民的共同富裕等问题展开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习近平更是提出“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12]28。总之，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需求作为自己的根本政治立场，为推动现代化建设凝心聚力。其二，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群众为依靠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一场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的伟大实践运动，通过群众的智慧来解决现代化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通过群众的实践来验证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的正确性。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就在于“国家制度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能够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13]。其三，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归宿。现代化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自然和物质匮乏对人的制约，从而提升人类的福祉。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物的发展是工具和手段，人的发展是本质和目的，物的发展服务于人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且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追求的现代化之路，它始终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14]150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人不仅是现代化的实践主体和依靠力量，更是现代化建设的价值主体和终极目标。

　　（二）发展路径：从马克思资本主义现代化批判到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马克思认为，现代化生成于“现代资产阶级生产”[9]8的过程，而资产阶级生产的过程就是资本逻辑的展开过程。资本逻辑在资产阶级社会产生和发展中有着革命性的一面，它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使社会关系简化为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开启城市化进程、推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使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15]但资本的增殖本性必然会要求资本实现超时空不受约束的不断增殖，其非理性的一面就会不断得到放大，就会造成现代性失去控制，引发人与物、人以及自然关系的异化。唯有超越资本逻辑，对资本逻辑进行控制、引导，使其服务于现代化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22这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既传承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又对其进行了创新发展，具体表现在：其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引发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形成异化对抗的关系，甚至会导致社会危机。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23，很好地诠释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对待资本的态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合理地驾驭资本”[16]。公有制为主体，从所有制形式上保障我国的社会性质，多种所有制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则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也为驾驭引导资本的文明面留下了空间，而对于资本的非理性面则通过中国特色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文化机制对其进行批判和摒弃，从而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制度基础。正是通过以上基本制度和共同富裕的实现，来消解资本逻辑所造成的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其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资本主义现代化为了实现资本的不断增殖，势必会对全球生态资源进行掠夺，从而引发人与自然的异化和生态危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23是中国式现代化5个重要特征之一，它可以有效克服资本逻辑引发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以及生态危机。其三，在人与物的关系上，资本主义现代化只关注物的现代化而无视人的现代化，势必会引发人与物的关系的异化对抗。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这就意味着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目标，物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工具手段，物的现代化始终围绕着人的现代化展开，两者是辩证统一的。人的现代化，不仅包括物质方面的现代化，还包括精神方面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2]22，这就克服了以物的现代化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其四，在发展路径上，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建立在资本逻辑基础之上的，资本的逐利性势必会引发资本主义现代化通过扩张殖民掠夺的方式来实现资本的不断增殖，资本在经济上的强大势必会引发其在政治上的“国强必霸”。中国式现代化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2]23。

　　（三）文明结构：从马克思未来社会相关论述到新时代的“五位一体”布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7]2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人类生活的经典划分间接地阐释了人类文明是由物质、精神、政治以及社会等文明要素构成。此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大量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证则隐含着生态文明的意蕴。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批判审视的基础上，马克思从文明结构的维度对未来社会进行了展望。在物质文明方面，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极大丰富；在精神文明方面，人人具有高尚的精神境界；在政治文明方面，阶级消亡、公权力丧失政治性以及政治国家消亡；在社会文明方面，高度和谐的社会关系；在生态文明方面，人类与自然达成和谐。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既区别于西方资本现代化，又区别于苏联模式现代化的道路，作为一条没有现成经验的现代化之路，它是党领导人民在践行马克思未来社会文明结构的相关论述中沿着建国、富国和强国的实践路径开创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从最初强调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到党的十二大确立“两个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党的十三大把富强、民主和文明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4个维度来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布局，党的十八大在4个文明的基础上融入生态文明，从“五位一体”角度来全面协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更是将其上升为现代化强国的目标。[3]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具体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会随着现代化实践而不断完善和发展，也决定了现代化建设绝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建设，而是全方位全领域的协调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17]250党的二十大更是从“五位一体”的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作了系统阐述，“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23-24。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推进经济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没有发达的物质条件，现代化强国也就无从谈起。我国现代化建设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还有很多短板，如市场经济体制、产业体系还不够完善，乡村建设任务艰巨，区域发展不协调、对外开放程度还不够高等，破解以上短板就必须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从而为新时代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创新。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民主政治的本质，也构成了政治现代化的核心。人民当家作主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是否达到统一，而三者统一的关键在于制度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通过制度的形式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创新形式。丰富的精神世界是人的现代化之根本标志。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要求物质现代化，还要求精神（文化）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唯有不断强化精神文明建设，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使精神现代化和物质现代化相协调，才能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更强劲的活力。共同富裕是社会领域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西方资本现代化可以使国家富强，但却难以实现共同富裕，因为其现代化只是为了少部分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富裕，而大部分人却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式现代化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不但关注国家富强，也兼顾人民群众的富裕，通过初次分配重效率、二次分配顾公平以及三次分配重公益，将现代化成就惠及全体人民并逐渐实现共同富裕。生态现代化的核心要旨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走的是一条为了资本而征服自然的道路，使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遭到破坏。中国式现代化沿着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态文明——美丽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前进，在探索中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8]50

　　（四）理想目标：从马克思的崇高理想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进行了设想。现代化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极大丰富的社会产品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现代化所形成的世界历史性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了阶级基础和物质根基。马克思正是在看到现代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所显示出来的巨大作用，才能对未来社会作出基本判断。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并结合中华文化对其进行了创造性发展。中华文化中一直有对“大同”社会的期待与追求。在传统文化中，最早涉及到“大同”理想的是《礼记·礼运》，在该典籍中孔子把“大同社会描绘成为一个实行公有制，大家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人与人之间和谐友爱、社会安定有序的理想社会”[19]；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把大同社会描绘为一种世外桃源[20]；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把大同社会描绘为天下为公，人人平等，没有帝王，没有邦国的理想世界[21]。虽然不同时代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有不同的内涵，但均是一种抽象的、超阶级、超历史的描述，使其最终沦为一种空想。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把大同理想付诸了实践。把共产主义和大同理想中的“天下为公”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典范，可以追溯到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经过人民共和国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22]1471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文化中的大同理想有机融合的结果，两者的深度融合为破解世界发展困境提供了新方案。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理想，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引不断迈向这个远大理想。其一，共同理想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指引。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视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高级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吸收现代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并力图建构一种新的现代化，而这种正在建构的新的现代化始终以共产主义这一高级文明形态为基本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23]73。中国特色主义所蕴含的价值、制度和文化等方面均呈现出共产主义文明的萌芽，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一远大理想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二，中国式现代化所建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产主义理想在新时代的现实表达。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彰显的是全人类解放的普遍性，其涉及的范围是全人类，是面向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在通往现代化之路上，人类社会面临着各种威胁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比如瘟疫流行、全球变暖、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这些问题单靠一个国家是难以应对的，必须所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应对。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曾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4]157。进入新时代，伴随着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贡献度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式现代化在推动中国梦的过程中，也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贡献出中国方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1]12中国式现代化所建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具有“共同性”，是推动全人类实现解放和发展的价值理念，是共产主义在当代的现实表达。

　　没有科学的理论，就难以形成正确的实践；科学的理论，若束之高阁或夸夸其谈而不诉诸于实践，再好的理论也没有价值；没有实践以及对实践经验的总结，理论创新也就无从谈起。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遵循，中国式现代化为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于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上，并在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实践探索中不断得以传承创新，是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现代化为目标，在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的基础上，立足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理论，探索并验证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迈进。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24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党领导下人民群众的发愤图强。面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局面，中国式现代化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为指引，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进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朝着共产主义目标不断前进。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