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紫娟：恩格斯对巴枯宁“反权威论”的批判方法与启示
——基于《论权威》的文本考察
19世纪70年代，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国际工人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各国反动政府加紧对第一国际发难进攻，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乘机炮制各种反权威的政治言论和主张，企图颠覆国际工人运动，篡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领导权。针对此，恩格斯撰写并创作了《论权威》一文，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层层剖析了巴枯宁反对和否定一切权威的哲学基础和谬论，深刻而系统地阐述了权威的基本内涵、权威在革命中的重要性、权威与自治的关系等问题，廓清了权威理论认知的迷雾，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权威理论的重要价值。恩格斯对巴枯宁反对一切权威理论的批判，彰显了恩格斯批判错误思潮的科学方法论自觉。系统梳理恩格斯对巴枯宁“反权威论”的批判并分析其运用的科学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回击各种错误思潮，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具有重要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巴枯宁“反权威论”的核心观点
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典型代表，巴枯宁认为，自由是个人的绝对权利，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但自由和权威是对立的，不能同时存在。在他看来，任何权威都是对自由的约束，只有消灭权威，才能实现真正的绝对自由，从而炮制了一系列反权威的理论原则和政治主张，形成了他的反权威论。
1.以唯心主义的“抽象自由观”捍卫小资产阶级的“绝对自由”，否定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巴枯宁从抽象人性论的立场出发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由动物性状态进化到人性状态，人类进化的目标也在于完成人性，而只有当人得到绝对自由时，人性才能获得最完满的实现。19世纪60年代中期，他在为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团体起草的纲领中就明确指出，“自由是一切成年男女无须求得任何人批准而进行活动的绝对权利，他们只听从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理性的决定，他们的行动只能由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在巴枯宁看来，至高无上的自由是建立人类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一个唯一的教条，一项唯一的法律，一个唯一的道德基础”。人类社会如果没有将自由作为“唯一的创造原则”，一旦将自由变成一种有限的、形式上的、严格地为国家所规定出来的自由，就会“退到奴隶制和野蛮状态去”。巴枯宁所崇尚的是一种绝对的、无界限的、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没有任何法律约束，也没有必要遵循社会秩序的完全自由的世界。事实上，人在自然界活动和生活，必然要受到物质条件和自然规律的约束和限制。但巴枯宁却将自由放置在抽象的人性论中讨论，将“全部现实的基础从现实世界搬到思想世界”，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然界和社会客观规律的客观存在性，颠倒了现实世界与思维原则的辩证关系，是脱离实践的抽象的唯心主义自由观。这种抽象的绝对个人的自由观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只是巴枯宁为了捍卫马克思多次指出的“鲁滨逊”式的个人小资产阶级利益而提出的“乌托邦”。
2.以唯心主义“反对一切权威存在”，否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巴枯宁从追求绝对个人主义的自由观出发，提出要实现个人绝对自由，就必须扫除干涉自由的一切权威和国家，从而将自由和权威绝对地对立起来。在巴枯宁看来，权威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权威=国家=绝对的祸害”，并宣称“一切权威都是虚假的、专横的和极其有害的”。在巴枯宁的眼里，“权威”这个字眼简直是一种罪孽。只要有权威，就会对个人造成奴役、压迫和剥削，从而对个人的自由进行限制和约束。他指出，任何由官方强加于人的权威和任何权力的影响，都会直接变成压迫和虚伪，都会把奴隶性和荒谬性强加于人。对此，他将资产阶级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权威一律看作剥削和专制制度的必然的根源而加以仇视和反对，并提出要把一切权威从社会生活中铲除掉。所以，巴枯宁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权威，将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污蔑为“在人民的统治的名义下……勇敢地宣布了人民对国际的奴隶般的依附”，从而“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巴枯宁反对一切权威的观点和要求绝对自由是一样的，他并没有从社会现实出发去考察无产阶级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现实需要，而是以先验和绝对的抽象人性论作为立足点，将人类历史看作“人性的发展”对人的“动物性”的“不断否定”，将自由和权威对立，从而否定一切权威，否定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直接动力的唯物史观基本观点。
3.以形而上学方法将“权威与自治”绝对对立，否定权威和自治对立统一的唯物辩证法
巴枯宁宣称，追求绝对自由是每个人唯一的信条，而权威作为系统化的统治和剥削，必然会对自由进行侵犯和约束。因此，他极端地仇恨一切权威，鼓吹要废除一切权威。在巴枯宁看来，权威是一种绝对坏的东西，它是扼杀自治的天敌，有权威存在，就必然带来个人和社会的不自由和不自治。要实现个人和社会的绝对自治，就必须消灭权威，将自治原则作为一切组织绝对唯一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完全自由基础上的至善“自治”，从而将“权威与自治”绝对对立起来。1871年，为了反对国际总委员会的权威和宣扬自治原则，巴枯宁委派汝拉联合会在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上大肆宣扬支部完全“自治”的无政府主义原则。在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下，1872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甚至通过了关于修改《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给地方支部以更大自治权的建议。但巴枯宁反对任何权威、宣扬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原则，在革命实践中是与现实背离而无法真正实行的。1873年的西班牙事件正是由于缺乏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威，实行自治的支部又无力独自面对反对派的疯狂进攻，“只能是无限制地和荒谬地分散革命的斗争力量，让政府用一小撮兵士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把各个城市一一征服”，从而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失败后果。巴枯宁并没有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辩证地看待权威与自治的关系，而是将权威与自治完全割裂对待甚至绝对化，全盘否定一切权威，一味绝对肯定自治，不仅陷入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认识，而且最终走向了一条只要自由不要纪律、只要自治不要权威的唯心主义道路。
4.以“废除国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否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巴枯宁认为，国家是万恶之源，主张废除国家。在巴枯宁看来，国家“是对它的所有成员的个人自由的否定的总和”，“只有当国家不再存在的时候，人类才会得到自由”。巴枯宁将“国家”与“奴役”“压迫”等概念等同起来，并指出，“如果有国家，就必然有统治，因而也就有奴役”。在巴枯宁眼里，任何国家既是对自由的一种羁绊，也是工人和农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因为“国家只是一种压迫的抽象”。对此，巴枯宁还质问马克思：“如果无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它去统治谁呢？”他认为，“国家，即使叫它十遍人民国家，哪怕用最民主的形式把它装饰起来”，也都是建立在统治、暴力和专制基础上的，这“对无产阶级来说也必然是监狱”，从而得出“国家就是坟墓”的结论。因此，巴枯宁将废除国家作为“唯一的和直接的目标”，鼓吹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首要的条件就是要废除一切国家。但巴枯宁反对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废除国家。他宣扬一切通过革命取得的政权都是骗局，与当时存在的政府一样危险，唯有依靠农民和流氓无产者通过“煽动”和“密谋”自发暴动，才能在24小时内推翻国家政权，废除一切国家，建立一个每个人都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社会。
二、恩格斯对巴枯宁“反权威论”的分析批判方法
巴枯宁以历史唯心主义的抽象自由观为哲学立场，鼓吹和炮制了一系列为了实现自由而反对一切权威和国家的理论观点和学说主张，恶意歪曲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并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权威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公开质疑并反对马克思主义。针对巴枯宁公开质疑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不良企图，恩格斯深刻批判了巴枯宁反对一切权威的谬论，从哲学认识、历史认知、辩证方法和价值立场四个方面针锋相对地揭示了巴枯宁唯心主义的本质，充分论证了权威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揭露了巴枯宁反对一切权威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本质。
1.运用唯物主义世界观揭示巴枯宁捍卫“绝对自由”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巴枯宁不是以客观的物质现实为出发点，而是从个人主观观念和想象出发去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以追求绝对自由作为人“唯一道德基础”属性，走向了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旨在捍卫资产阶级个人的绝对利益。对此，恩格斯从科学的实践出发严厉地批判了巴枯宁绝对自由观点的谬论。巴枯宁认为，自由是纯粹人性的体现，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也是无界限的。对此，恩格斯批判巴枯宁的“绝对自由”是脱离现实的空谈。在恩格斯看来，自由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界限的。他指出，人只有通过能动的实践活动，并在“现有的生产力”决定的条件和基础上才能获得自由，因为“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唯物主义认为，人生活和活动在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中，必然会受到自然条件和自然规律的限制。而物质生活条件也会制约和影响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中的个人，所以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过程也是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逐步深化的过程。只有从客观实际出发，尊重和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在不违背客观规律和符合历史发展的前提下行动，人们的意志自由、活动自由才有可能实现。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具体的、现实的人。将个人自由的实现放置在社会中去考察，个人自由是受限于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关系的。人作为社会中活动的人，行动必然要受到一定社会纪律的限制和约束。自由也只能是一定约束下的自由，而不能是无节制无约束的绝对自由。如果有像巴枯宁所说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的话，那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良心”做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也一定会对其他社会成员造成绝对的不自由，这跟唯物史观所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对立的。巴枯宁的绝对自由观是超阶级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不懂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工人的不自由，看不到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的自由和工人的不自由，还将国家与自由绝对对立，认为国家是对个人自由的约束。巴枯宁将个人自由看得高于一切的绝对自由观实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对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自由是有其阶级内容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工人就不可能获得完全自由。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全人类才能真正自由全面发展。
2.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露巴枯宁“反权威”虚伪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巴枯宁并未从社会现实出发考察历史，而以抽象的人性论作为出发点，去恶意曲解权威，认为权威是虚假的，所以反对一切权威。对此，恩格斯论证了权威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揭示了巴枯宁反权威的虚伪性。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首先对权威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他指出：“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在恩格斯看来，权威包含两层意思，即权威主体具有强制性和权威客体必须以服从为前提。一方面，权威主体具有强制性，但强制不是权威主体无限度的、不考虑客体意志的强加，而是充分考虑客体利益的结果。巴枯宁认为，权威是坏的，是危害人和社会的东西。但在恩格斯看来，社会的“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社会需要权威强加给所有人，运用强制性的规则和手段进行管理，从而保障社会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权威客体的服从也不是消极、被动地屈服于主体，而是主观意愿的结果。恩格斯在文中运用工业化大生产和铁路运行、遇难航船的实例来阐述权威客体是基于对自身生产、安全和利益的保护考虑，对权威主体的服从是遵循内心自愿的服从，进而说明在社会大生产和生活中权威客体对权威主体的服从逐渐会转为一种自愿自觉的认同。对此，恩格斯得出，权威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管社会生产组织如何变化，权威都是社会大生产需要的产物，是权威主体的强制性与权威客体的服从性的统一，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推动社会化大生产具有重要的作用。
而且伴随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物质生产和流通条件的进一步复杂化，权威的范围还会扩大，谁“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就意味着背离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陷阱。巴枯宁消除一切权威的观点，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他强调消除权威，但又主张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是最权威的东西，只要有革命，权威的存在就无法避免，但他又幻想通过“天才人物”的领导来进行“社会清算”从而实现社会自治。对此，恩格斯反驳道，“在这种情况下，权威将会消失呢，还是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这些先生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使权威成为必要的种种事实，只是拼命反对字眼”。恩格斯强调：“他们要想给这种或那种行为定罪，只要把它们说成是权威的就行了。”巴枯宁既反对一切权威，但又背着第一国际建立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半秘密组织，要求同盟的盟员服从他的秘密组织铁的、无条件的纪律，要求成员自愿地服从它的权威，这充分暴露了巴枯宁以恶意滥用权威来掩盖维护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彰显了反权威的虚伪性，反映了巴枯宁反权威的真正目的是分裂和破坏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进而篡夺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
3.运用唯物辩证法批判巴枯宁“权威和自治根本对立”的形而上学观点
巴枯宁将权威和自治完全对立起来。针对巴枯宁这种“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抽象”的荒谬认识，恩格斯从社会客观实际出发，在分析权威存在的客观性基础上，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权威与自治的关系。在恩格斯看来，权威是客观存在的，不仅不会消失，而且在社会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伴随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生产联合活动会越来越多，但“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使用棉纺纱厂和铁路运行这样的具体实例来分析说明在统一规定劳动时间、劳动工序的生产过程中，一个统一集中的权威对正常的生产和调度发挥着关键作用。他指出，在棉纺厂的车间里“时时都会发生有关生产过程、材料分配等的细节的问题……不管这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个别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示服从，这就是说，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在铁路运行的过程中，权威作为“处理一切管辖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可以保证所有人的配合，“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么，随后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后果谁都无法设想。从恩格斯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一个统一意志的领导权威是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保障。因此，恩格斯得出，“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这是恩格斯对巴枯宁反权威的片面观点强有力的回应。
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对巴枯宁将“权威和自治根本对立”的形而上学观点进行了批驳并明确指出，权威与自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恩格斯反对仅强调权威而忽视自治。他在文中引用但丁在《神曲》中所描述的地狱大门上的题词“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来讽刺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对工人的绝对权威，致使工人丧失自治或自由。此时的工人不再是一个人，而仅仅是作为机器大生产过程中的某个转动的零件。这种不正当的权威关系剥夺了工人自由的时间和个人的自治空间，从而引起工人革命。因此，恩格斯强调，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一种以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新型的社会权威关系。另一方面，恩格斯也反对推崇自治而否定权威。在恩格斯看来，盲目推崇自治会导致整个社会秩序混乱，因为“自治在本质上追求免于无端干预而自主行动的权利……但由于自治主体的本位主义倾向和自治能力的不足，对自治施以正当的控制便成为必要”。对此，他驳斥巴枯宁，“每一个人、每一个乡镇，都是自治的；但是，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所以，他认为，在社会生活中盲目追求完全的自治、否定权威是脱离现实的，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恩格斯得出，权威和自治是相对的关系，“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
4.运用无产阶级革命观驳斥巴枯宁“废除国家”的资产阶级价值立场
巴枯宁提出要通过革命废除国家，建立无政府主义。针对巴枯宁的这一错误观点，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从革命本身的特点出发，结合无产阶级所处的现实和历史阶段进行分析，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权威存在的必然性和积极作用，全面批判了巴枯宁通过革命废除国家、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价值立场。恩格斯在文中明确指出：“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为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恩格斯在文中首先对革命内涵进行了阐释。他写道：“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在恩格斯看来，革命本是一个阶级运用暴力手段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从而以阶级暴力权威来巩固革命成果的必要手段。革命与权威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他还在文中用巴黎公社的例子来论证这一点。他反问道：巴黎公社为什么会失败，“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巴黎公社失败的例子证明，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权威领导下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而巴枯宁却“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对于这一自相矛盾的观点，恩格斯不仅将其讽刺为在没有明确革命内涵这一前提下“散布的模糊观点”，而且称他为“口头的革命派”。
巴枯宁不仅主张废除国家，以无政府状态代替国家，而且在政治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以经济条件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对巴枯宁废除国家的观点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并具体说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政治权威的必要性。在巴枯宁看来，国家创造了资本，是一切苦难的根源，所以提出要废除国家，实现一种自由和无政府的状态。对此，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巴枯宁“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他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就是说，不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在恩格斯看来，废除资本才是基本的前提和基础。无产阶级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才能把生产资料私有变为国家所有，消灭私有制和消除阶级对立，才能从根本上消灭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不仅如此，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获得胜利的政党仍然需要革命和权威来为政治职能服务。“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的各个阶层实行的阶级统治只能持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到那时，无产阶级政治权威才会消亡。但巴枯宁“却要求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各种社会条件消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这毫无疑问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表现。巴枯宁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无非是在掩盖他“废除国家”的虚伪性，其实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利益。
三、恩格斯批判巴枯宁“反权威论”的方法论启示
针对巴枯宁否定一切权威的错误观点，恩格斯不仅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而且提供了批判错误观点的科学方法，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构建起了马克思主义权威观，为我们研究权威问题提供了遵循的基本原则，还为当前批判其他错误社会思潮给予了方法论启示。
1.认清权威现象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认识的哲学基础
权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对其认识和研究首先要思考的是权威是物质现象还是精神现象、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受等基本问题。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其实涉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唯心主义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对此，巴枯宁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认为，绝对自由是人性最纯粹的本质，而权威限制和束缚了人对绝对自由的实现，所以否定一切权威的客观存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基于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恩格斯认为，权威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现象，它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根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对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权威现象来说，它的发展也应该到物质生产活动中去寻找，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进行一定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来满足生存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分工的不断深入，每个个体在社会生产实践中所从事的具体活动不一样，人们只有形成一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才有可能进行正常的物质生产活动。而要实现具有社会性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保障社会生产活动有秩序地进行，权威的客观存在就必不可少，这就是权威存在的物质生产实践基础。
由上可见，权威作为一种对他人意志的服从关系，它是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经济关系中形成，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一方面，权威具有强制性。在社会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权威的主体作为支配别人意志的力量，只有将自己的意志通过一定的方式强加给权威的客体，使权威的客体服从于一个统一意志的力量，才会使权威客体产生并形成服从的意识，进而才能体现作为支配力量的“别人意志”的权威主体的权威性，保障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秩序能够统一正常运行。另一方面，权威具有服从性。权威主体要想实现它的权威性，又必须以权威的客体作为服从前提。不管这种服从是被动性的服从，还是主动性的服从，都是要以服从为基础，才能确保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运行，一旦没有服从，便没有权威。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物质生产条件的不断变化，权威的表现形式与形态也会发生变化，服从逐渐会从强制性的服从向自愿的认同性服从转变。所以，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权威现象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作为意志服从关系的权威根源于同社会经济生活相关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而恩格斯正是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为基础，对权威的产生和发展从根源上进行了考察，不仅得出权威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认知，而且批判了巴枯宁否定一切权威的唯心主义权威观，揭露了巴枯宁反对一切权威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因此，只有坚持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和观点，将其放在一定的社会物质关系中进行考察，才能真正认清权威的本质。离开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脱离物质实践基础去阐释权威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不仅不能真正剖析权威产生和发展的根源，而且还会陷入各种唯心主义错误的认识之中不能自拔。
2.揭示权威本质要坚持历史和阶级观点相统一的人民立场
权威既具有客观性，也具有历史性，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与形态。权威作为一种服从关系，早在原始社会中，就已经以它特有的形式而存在了。当时由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较为恶劣，人类对社会的认识和改造能力都是有限的，因而为了基本的生存，人们需要彼此之间形成一定的氏族关系，共同面对各种矛盾和冲突。在形成的氏族关系中，氏族首领强有力的权威会使各方不同意志达到集中统一去解决各种危险挑战，这为自身的安全生产和简单劳作提供了可靠的保障。进入阶级社会，权威就同一定的社会阶级利益联系在一起。在剥削社会中，权威所代表的利益是剥削阶级的利益，与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剥削阶级的权威都是站在自身阶级立场上，是少数人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权威，这种权威依靠剥削阶级强制力量使被剥削阶级服从，从而体现出强制性、被动性和消极性等阶级性的特点。例如在奴隶社会，奴隶主依靠“棍棒权威”使奴隶无条件地服从；在封建社会，封建地主专制地运用“土地权威”强制农民服从；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使用血腥暴力的“资本权威”对工人进行剥削迫使其服从。
然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带领广大人民通过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治权威。无产阶级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它的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所以无产阶级的权威是在人民立场上建立起来并为人民服务的权威。无产阶级权威人民性的特点决定了无产阶级权威作为历史上最为科学进步权威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意志，所以权威体现的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强制性，也就是说，权威的获取和执行都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而且这种服从关系的权威会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逐渐从强制性的服从转向认同性服从。由此可见，权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其表现形态和阶级属性也在不断变化，这也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进步性的趋势。对此，我们在认识和研究权威实质和表现形态时，“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分析，不仅要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深刻分析权威现象，把握权威的社会历史性，分析阶级关系的变化，而且要充分认识到无产阶级权威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唯物史观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而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的力量。无产阶级权威要想得到实现，就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出发，其意志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接受，达到人民群众对无产阶级政党自愿认同的服从。因此，研究权威的本质必须坚持历史和阶级观点相统一的人民立场。
3.正确把握权威与自治关系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
关于权威与自治的关系，巴枯宁将权威与自治、自由的关系割裂对立且绝对化。对此，恩格斯在界定权威概念的基础上，结合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阐述权威存在的重要性，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分析了权威与自治的辩证关系。在恩格斯看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权威服从关系会从强制性服从逐渐向自愿的认同性服从转变。权威作为客体对主体的自愿服从，对维护人类社会生产或生活秩序具有引导和规范作用。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在社会组织的管理和运行中“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管辖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受托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没有权威，就不可能将意志集中统一，进行有序一致的行动。如果一味地否定权威而盲目崇拜自治，不仅会导致社会生产生活以及国家治理层面的混乱无序，而且还会葬送革命前途。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本质上是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完成政党的使命。如果没有权威，如何在革命中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呢？如果没有权威，革命就会重蹈巴黎公社的失败。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始终没有形成一个集中和权威的领导集体，从而使得巴黎公社陷入了无休止的宗派斗争，最后不得不接受失败的苦果。
但与此同时，恩格斯在分析批判巴枯宁将权威与自治的关系绝对化时，并没有否认自治，而是肯定了自治的存在。他结合当时的革命运动情况指出，谁也不会否认支部有自治权，可以给支部一定的自治权，但前提是联合会“把某些全权给予联合会委员会，并且最终给予总委员会”，自治需要遵循联合会总权威的原则。因此，恩格斯得出，权威与自治没有好坏之分，两者是相对统一体矛盾的两个方面，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始终结合在一起共同对社会和政权的正常运行发挥必要的作用。没有任何限制的绝对自治是没有的，但完全脱离自治的权威也是不可能存在的。要正确认识权威与自治的关系，就必须将两者统一结合起来考察，而不是对立起来。事实上，这从我们中国的社会实践中也能看到，我们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但丝毫不影响我们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以权威和自治从来都不是矛盾的，不是针锋相对的东西。只有将权威领导下的自治与自治基础上的权威结合起来，才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权威与自治相统一的国家政权，这是无产阶级政党需要一直贯彻的原则。权威和自治的关系其本质就是民主与集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在考察民主与集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不能将两对关系割裂甚至对立起来，而是需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将两者有机统一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和自治制度，维护党中央权威，让其共同发挥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政权组织稳定的作用。
4.研究权威理论要始终秉持批判继承和发展创新的科学态度
权威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出现后，就存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权威现象进行了各个方面的探讨和研究，形成了很多关于权威的理论。西方学者对权威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权威的思想，但他却提出了著名的“哲学家治国”的权威理念。亚里士多德主张民主平等的权威观点，强调公民的平等权利。中世纪以宗教信仰作为权威的核心理念。而近代启蒙运动后，以理性为代表的权威观点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很多西方学者不仅从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属性对权威进行考察，而且都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了不同的权威思想。如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最早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权威合法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并认为权威的本质在于合法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种合法权威形式理论；美国著名女哲学家玛丽·派克·福莱特从管理学的角度提出了非人格化的权威观，认为权威是由工作中所处的客观形势及其价值规律决定的。而中国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已经意识到权威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他提出“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就是强调要对自然，对体现权威的制度、法令、法规和历史等要有敬畏。一旦这些使人信服的权威缺失，就会对社会产生危害。
由上可见，古今中外学者对权威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权威问题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同时这些理论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对待这些研究成果，要秉持在批判中继承和在发展中创新的科学态度。尤其是对西方权威理论的研究，对有价值的内容要加以分析，吸收借鉴，为我所用。如西方的学者从合法性的视角对权威进行考量，并认为权威是合法的，这就值得借鉴。但也要防止盲目引进和崇拜西方权威理论的教条主义，毕竟西方资产阶级是将理性作为研究权威存在的基础，忽视了权威的社会存在基础，这本身就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与我们研究的哲学基础是对立的，应该坚决批判。同时，在批判借鉴的过程中，要结合中国的时代发展和实践要求进行理论创新，丰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权威理论。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权威思想指导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结合党自身的建设进行权威建设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从而确立并始终贯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历史已经证明，“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作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这正是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科学权威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的条件和国情，对科学社会主义权威观的丰富和发展，也彰显了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度。
（作者简介：李紫娟，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1期
发布时间：2023-02-20 1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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