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0岁的小陈是北京市某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这位工作能力强、服务态度好的年轻人是名精神分裂症患者。
“2005年那会儿，他的病情严重，甚至大吵大闹到惊动居委会干部和派出所民警，两次被送进了专科精神病医院治疗。”尽管已过去10年，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副院长李文秀对小陈的病情记忆犹新。
“2006年，小陈的妈妈主动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每周有3天时间。患者们聚在一起学英语、学做饭、做手工、看电影，接受免费服药指导。”李文秀说，经过3年的康复锻炼加药物辅助，从一开始抵触一切、不愿吃药，到后来主动吃药、还能帮妈妈做一些事情，小陈的病情逐趋稳定，至今没有复发，还参加了成人自考。
2009年，海淀区建立了较专业的社区康复站，小陈自告奋勇成为志愿者。他时常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其他病人，让他们不要放弃希望。
和许多患者相比，小陈是幸运的。
江西瑞昌市南阳乡上坂村，70多岁的王木香将儿子吴远洪在铁笼中关了10多年。
吴远洪患严重精神障碍，下雨时曾把母亲头摁进水中，还曾将一个戏弄他的13岁男童打伤致死。为防止吴远洪继续伤人，他被关在加固的铁笼中，并锁上脚镣。王木香每天3次送饭。铁笼高不过两米，底部用水泥固定。在铁笼中，只能通过房间的窗户看到外面景色。这样在铁笼中生活10余年后，吴远洪才因免费救治政策的施行，有机会到江西省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世上哪有母亲愿意把孩子锁在笼子里?”王木香说，总不能再让他出去伤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类似吴远洪这样的精神障碍患者不在少数。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已登记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430万人，其中55％以上为贫困人群，就诊费用成为限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收治的“拦路虎”。
专家调查发现，由于治疗条件、生活状况的制约，很多重症患者只有被家人拴上脚镣、锁在笼中；一些患者因为无人照料流落街头，往往成为暴力伤人的肇事者。
针对部分贫困患者得不到有效救治的现状，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十部门制订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提出，要将符合条件的贫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全部纳入医疗救助。
规划提出，到2020年，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率要达到80%以上，精神分裂症治疗率达到80%以上，符合条件的贫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全部纳入医疗救助。
规划称，通过上述措施，届时要让患者肇事肇祸案(事)件特别是命案显著减少，有肇事肇祸行为的患者依法及时得到强制医疗或住院治疗。
规划专门提出由综治、卫生计生、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残联、老龄等单位形成协同管理，到2020年，70％的乡镇要有管理小组。
让李文秀副院长最发愁的事情之一就是“人的问题”。
“人员极端缺乏，编制永远缺编，招不上来人。”李文秀说，“年年我都在做扫盲，为什么?人都跑了，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恨不得哪科来的人都行，哪个科不要的人转来做精神卫生防治我都接受，人太缺。”
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十分短缺且分布不均，全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主要分布在省级和地市级，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
为此，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数量增加到4万名。东部地区每10万人口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不低于3.8名，中西部地区不低于2.8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普遍配备专职或兼职精神卫生防治人员。
另外，到2020年，抑郁症治疗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50％，各地普遍开展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防治，每个省(区、市)至少开通1条心理援助热线电话，100%的省(区、市)、70%的市(地、州、盟)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队伍。
“这些人是被社会忽略的人群，因为怕别人看不起，怕社会歧视，往往把自己封闭起来。”李文秀说。
北京协和医院教授魏镜也认为歧视是对此类患者最大的威胁。“公众会去歧视一个糖尿病人吗?不会。但大家会歧视精神心理问题。”
“可实际上，他们的心是善良的，给点阳光就灿烂。”李文秀至今还记得，在北京市精神康复技能大赛上，小陈和他妈妈一起跳了舞蹈《鸿雁》，“他一步一步走过来，就像一只折翅的大雁，伤愈恢复，再次展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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