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先生的钢铁人生
柯俊院士带领的科学技术史团队。
36岁的时候，他就因为首次发现了钢铁中贝茵体的切变机制，被国外同行称为“贝茵体先生”。一直到90多岁，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仍然每天上班，参与教学改革，到大学和研究所与同事交流。他骑着一辆破旧的二八式自行车，穿过校园来到自己位于主楼的办公室，这栋老建筑比他还要小40多岁。
柯俊这个名字总是和钢铁紧挨着出现。同时出现的，还有“首个”“先驱”之类的描述。他率先在研究中引进电子显微镜，在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前身)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金属物理专业，筹建了中国最早的金属研究所，开拓了中国冶金史的研究。
钢铁在他的人生中搭起一个又一个高峰。直到8月8日去世，这些高峰才停止延伸。
曾任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主任的韩汝玢记得，柯俊六七十岁时谈起金属元素，依然对它们的原子量、价态、结构“信手拈来，不需要思考”。他家的柜子里也放满了多年来整理的文献分类卡，可以随时查阅老文献，补充新文献，效率堪比计算机。
即使已经退休，有人来家里拜访，柯俊还是更愿意聊中国钢铁缺少高精尖产品的状况。他会因为钢铁生产中“每层工艺检查不够严格，人人都只想着赚钱，不按照标准来”而着急。他也强调钢铁行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不管是思想还是具体方法，都需要一整个梯队的人去把关和执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一篇文章中感慨，每次见到柯俊，他都非常忙碌。他常说“知识分子从来都是24小时工作的”。
他是各大顶尖高校和研究所的常客，却坚决不收酬金。柯俊的外甥回忆，81岁时，他在印度讲学时晕倒，被诊断为心肌梗死。病情恢复后，柯俊又每天伏案工作，主持会议，到处出差讲学。
钢铁外的世界里，人们对柯俊的名字并不熟悉。柯俊去世后，有人发现，某媒体平台发布了三篇关于他的纪念文章，收获的回复数是零。但是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500多人涌进礼堂。他们大多是他曾经的学生，许多都来自宝钢、鞍钢、武钢等企业。
他的人生几乎和新中国的钢铁事业发展同步。他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时候，新中国才刚刚成立，那时全国几乎没有完整的钢铁联合企业，美国年钢产量是中国的近600倍。如今，他走完自己的钢铁岁月，中国的钢产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一。
刚来到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的时候，柯俊也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在校园穿行。那时候，为了更好地讲授一门新课程，柯俊会专门找来学生，了解他们对课程的期待。
曾任北京科技大学校长的李静波还记得在学校一斋二楼一间朝北的房间里，同学们七嘴八舌说自己的想法，柯俊和他们讨论的场景，“很新奇，我们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没讲课先征求学生意见的做法”。
在李静波眼里，这位钢铁大师一点也不冰冷。他会在新生见面会上说相声，火爆的场面成为一届届学生口耳相传的盛景。他还常常和学院的保安、考察调研认识的司机聊天。
到了70多岁时，柯俊冒着风雪到学生宿舍参加座谈会，载着他的还是一辆自行车。谈起一个月工资能买多少斤猪肉时，他忍不住哈哈大笑，“顿时感觉大人物也是平常人，并不神秘”。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所长潜伟一直收藏着柯俊指导过的论文初稿。那篇论文送给柯俊审阅前，他本以为老先生没时间给学生看稿子，最多翻两下就会还回来，但是论文送回时他才发现正反面写满了柯俊的修改意见。
对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卢锡年来说，柯俊是大学阶段对他影响最深刻的老师。柯俊为当时的金属物理专业开设了“位错理论”课程，“我第一次知道，在‘傻大黑粗’的钢铁中，也有这么漂亮的物理模型能够建立”。这项在当时未被公认的理论后来成为材料科学的基础理论，是柯俊将它带回中国的。
其实，和钢铁打了一辈子交道，柯俊有时候也会变得像钢铁一样坚硬。他曾给自己指导的博士生投弃权票，也曾不顾考古学界早已形成的关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人工冶铁器和铝器国家的结论，在实验室反复模拟测试，找出论证的漏洞，证明古代中国没有掌握相应的冶金技术。柯梭甚至最终说服了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派来的工作组，使他们放弃了先前的结论。
上世纪70年代，我国的人均钢消费量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面对“钢铁是夕阳产业”“美国都出手钢铁大楼了”的质疑声，他写下专题报告《驳钢铁工业是夕阳产业》送交冶金部，最终得到了支持，指导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钢铁制造工艺研究。
柯俊相信“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传统金属材料是工业的粮食”。在我国镍供应长期短缺的情况下，柯俊研究替代合金，解决了哈尔滨仪表厂濒临停产，制造军用雷达变压器所需材料严重匮乏的窘境。他研制出的硅钢至今仍是小型变压器使用的材料。
研制硅钢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他成为“被改造对象”，既要给科研组出主意，还要负责杂活累活。柯俊常常在寒冬骑着三轮车，花半个小时把液氨瓶从中关村运送到几公里外的钢铁学院。
钢铁像是铸进了柯俊的骨髓深处。年轻时候进入河北工业学院学习，他没有经过太多思考就选择与钢铁有关的化工系。年仅19岁，柯俊就发表了文章《耐蚀合金钢》，预言了当时缺点多的矽钢、铬钢、钒钢的使用前景。
他曾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理论金属学系的终身讲师。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所长、德国马普钢铁研究所所长和印度国家冶金研究所副所长都曾力邀他加入自己的团队进行研究。但留学生涯结束，他坚持要回到中国，“我来自东方，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一吨钢在那里的作用，远远超过一吨钢在英美的作用”。
柯俊成长于中国最软弱、钢铁最匮乏的时代，作为武汉大学搬迁前的最后一届毕业生，他曾负责长江中下游地区重型工业的内迁，包括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直到武汉失守前夜，柯俊才乘船离开。
在颠沛流离中逃难、求学成为他早年人生的底色。许多年后，他在病榻上仍然向学生们回忆，“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自己在位于郊区的中学上课。当时炮火声不绝于耳，日军已经进城了，他也没法回家，只能连夜扒着煤车到天津求学，几个月后才重新联系上家人。在英国结婚时，他坚持把结婚日期选在了9月18日。
后来，他到印度负责运输战时援助物资。那里有亚洲第二大钢铁厂塔塔钢铁厂，柯俊一有空就过去学习高速钢的制作。那时，中国还没有掌握这种用途广泛的工具钢的冶炼技术。他还调研当地工业发展情况，写下了两篇对印度工业体系的观察文章，发表在《新经济》上。
从英国回来前，柯俊留下了一笔钱，在英国长期订阅最前沿的杂志寄回国内，它们成为后来国内科学研究的珍贵资料。他还考察了西欧主要的高等院校和工业研究所，利用人脉获得了德国马普研究协会实验大楼和工厂的设计图纸，沈阳金属研究所因此得以在短时间内建成。
柯俊带回的，还有英国下午茶的习惯。韩汝玢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柯俊常常组织教授、学生利用下午茶的时间交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条件不好，“就是在他家里，只有茶，连饼干都没有”，但大家通过下午茶联络了感情，“那时改革很多，运动很多，但我们关系一直很好”，很多重要的点子也是在交流中“碰撞”出来的。
李静波几乎每天都看到柯俊去实验室工作。他说，这是柯俊把英国大学里的工作习惯带回了国内。
韩汝玢最后一次见到柯俊，是他101岁生日的时候。柯俊曾经强烈拒绝别人为他过100岁生日，对朋友和学生生起气来一点情面也不留。他变得越来越固执，住进医院后会猛地拔掉胳膊上的针管，一点药都不肯吃。过去平易近人的他，只和很熟悉的人说话。
在岁月的冲刷下，他的身体逐渐锈蚀，但他一直订阅学术期刊，看到好的文章就折起来，托人送到学校。
7月27日柯俊住院前给韩汝玢打了一个电话。讲了20多分钟，韩汝玢才听明白情况。电话那头，柯俊断断续续的讲话声和医院里匆忙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他说自己可能没法再从医院出来了，声音很没底气，我当时就哭了”。12天后，柯俊在医院逝世。
根据柯俊的遗愿，他的遗体捐献给母校武汉大学用于医学教学和科学研究。七十多年前，柯俊曾组织天津地区的“一二·一八”抗日示威游行，然后逃难、辗转来到武汉大学求学。在那里，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并在战乱年代度过了美好的大四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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