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次推出一批简政放权改革措施。
简政放权在本届政府施政过程中是一以贯之的。2014年、2015年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都研究了简政放权。2014年共开了40次常务会议，其中21次部署了“简政放权”。
简政放权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它旨在优化经济运行环境，继而培育新的经济形态。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现代经济，尤其需要减少束缚和干涉。这个话题长期存在，我们要更加注重其长期和根本性的解决思路，政府“自我革命”只是其中一部分，还应有来自市场的外力。
近几十年来经济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对政府管制对经济的影响有了不少新的认知。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可能就是在全球享有盛誉的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HernandodeSoto)的理论和实践。
德索托在1980年代曾非常细致地测算出秘鲁官僚体系的影响，揭示出在当地要创办企业，或是获得住房与交通服务有多么困难。要得到官方批准，成本高得惊人，这就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当地人生活水准会那么低。例如：德索托计算出，如果一个居住在秘鲁首都利马的人要开公司，他必须花289天时间才能办完相关手续，他需要付出的资金为1231美元，相当于当时最低月工资的32倍。
德索托出任秘鲁总统的顾问后，帮政府力推大规模减少管制。其效果是，过去二十年间，秘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两倍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平均水平。随着经济繁荣，威胁着整个国家的恐怖主义势力“光辉道路”逐渐烟消云散，德索托的理论拯救了秘鲁。
我国的经济基本面当然没有秘鲁那么极端，但其中蕴含的经济规律却是一样的：减少无效管制对焕发经济活力、提升市场效率、促进经济转型大有裨益。
李克强总理日前发表了一篇题为《催生新的动能实现发展升级》的署名文章，这篇文章中他强调的许多重点，诸如创新、3D打印、互联网+、传统行业网络化智能化等等，都需要“舒适”的政策环境来培育，其中以减少束缚为目标的简政放权尤其关键。
简政放权还涉及供给侧改革。简政放权能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而降低产品价格，这才能形成有效需求，供给侧改革才会获得内生动力。
只是，简政放权是一个老话题了，它的长期存在，固然是由于历史原因（从计划经济转轨而来），但也有不少是新生的。例如国务院审改办此前就发现国土资源部有项审批权，竟是对矿泉水的跨省销售进行审批，依据是2003年国土部的一则通知，其实并无法律效力。
只靠自上而下的删除恐怕还不够，因为权力部门可以自我设置审批项目，各种名目繁多的审批权往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有当这些审批所影响到的市场主体有了权力，市场才会自发调整去克制、遏制这些不合法审批，这才是更全面和更根本的解决思路。
市场经济的核心规则之一，就是靠法律来明确规定政府的权力边界。相应的，如果政府违反法律逾越边界，则要承担违约责任。毋庸讳言，在这方面，我国的政府权力行使尤其是县级以下政府的权力行使，还有许多不规范之处。此前，市场主体面对不合法审批权，往往只能选择忍气吞声，这也使得不合法审批长期难以消除。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依法治国的推进，简政放权的驱动力应更加重视市场主体。市场主体有力量了，政府权力的边界也就清晰、稳定了。(作者：王培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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