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豪立志做一个永远的反对派，这个立场从他1954年创办的杂志名称可见一斑。这份《异议者》成立以后，几乎一直在批评。
作为当时美国知名的文学批评家、社会学者、英语教师和译者，以及一个结过两次婚，有无数藏书的知识分子，豪最意味深长的称呼是“政治上的牛虻”。这意味着，他固执而拒绝妥协。
那些与国家和平共处的知识分子都让他觉得不可忍受。“知识分子根本不把他们自己想成反对者，高兴地回到了国家的怀抱。”在一篇文章里，他这样写道。
尽管他也同意，有很多可怕的压力让这些昔日同僚与国家妥协了。但他认为，他们理应坚持一种更大的美德“来坚持批评和怀疑的态度并与国家保持距离”。
在学者约翰·罗登和伊坦·戈夫曼写的论文《欧文·豪的遗产》中，业已过世的欧文·豪得到了理解。“异议者”的立场，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和记者的职责，“当国家的大船偏离航道时，反对的文化提供了重新扭转航向朝着社会公益前进的舵”。而那些从批评到逐步接受、乃至赞美美国现状的人，就失去了其监督制衡体制的不可或缺的职责。
豪从14岁起就信仰马克思。他曾是个激烈的社会主义者，花费大部分求学时间与自己的左翼同僚讨论理论和意识形态。直到《异议者》创刊以后，他还在第二期上，把“马克思主义”这几个字放到了刊头位置。
豪始终不肯放弃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拥护。二战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持续衰退，市场资本主义几乎获得了一致认可，豪却坚持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强调，这并不是希望社会主义复兴并获得成功，而是希望借此强调他对更公平、更友爱社会的急切渴求。
甚至，在动用国家机器对共产党人和左翼进行迫害的美国“麦卡锡主义”流行期间，豪和他的《异议者》，成为对抗这一潮流、谴责压制言论自由的重要阵地。
必须提到的一点是，此时，豪已经离开了他曾经踊跃投身过的左翼运动阵营。这个时候的欧文·豪，与其说是在保卫社会主义，不如说是在保卫自由。用他的话来说，支持他的人“不必成为社会主义者，只需成为前后一致的自由主义者”。
曾经对激进社会主义情有独钟的这名左派知识分子，如今对激进政治变革的欲望已经消退。有些时候，他甚至开始悲观地承认社会主义已经失败。
当上世纪60和70年代的美国新左派年轻人，充满革命热情地将卡斯特罗、胡志明等人奉为偶像时，他已经无法理解这些有的是由自己教出来的学生。人们在此时的他身上，已经能找到清晰的矛盾，即激进的立场和保守的天性。他女儿回忆称，她甚至曾为父亲在同一时间读的书里互相矛盾的内容惊讶不已。
结果，一方面，他始终是保守派眼里的另类和激进分子，另一方面，他又被很多保守派当做同盟一起，攻击立场更为激进的新左派们。马克思主义左派和新保守主义两个战场上的敌人同时对他开火，而人们回忆，此时的豪“沉着、自信和克制”，以至于，有人将他称为“美国的奥威尔”。
曾经作为《异议者》旗帜的“马克思主义”这几个字，也悄悄从刊头位置消失了。这本杂志的主张越来越温和，对极端主义和蛊惑人心的宣传开始警惕和排斥。欧文·豪已经变成了一个渐进主义的推崇者，他喜欢西欧盛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再对革命抱有同情。
最典型的是他以及《异议者》编辑部对苏联和东欧的看法。尽管斯大林主义与豪一样，声称自己遵从马克思的教诲，但在《异议者》的作者们看来，苏联只是一个摧毁了它宣称的理想的极权主义独裁政权，是一个运动如何从争取人权开始又以血腥屠杀结束的见证。
到人生的后半段，欧文·豪不无沮丧地承认，以社会主义名义建立的苏联，甚至不如以他反对的资本主义名义建立的美国制度。他甚至不再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了，尽管在死后很久，他仍然被当做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屈指可数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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