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走向2001年发生的可怕的袭击事件10周年，那次事件被广泛地讨论，影响了世界。今年5月1日一批美国海军陆战队精锐部队指挥部的一个小组杀害了那次袭击事件的策划者本•拉登。
一些分析人士看到，尽管本•拉登最后被击毙，但是本•拉登在他反对美国的战争中还是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马戈里斯写道，“本•拉登多次说过，把美国从穆斯林世界赶走和打败它的精英的唯一道路，是将美国人引入一系列小型的但是花很多钱的战争中，最后将其引向破产”。“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让美国流血’”。对美国来说，先是在布什的统治下后来是在奥巴马统治下的这个国家，都缺少落入圈套的时间……令人可笑的是大量部署军人和对债务的依赖可能是他们最有害的遗产，使人们想到可以打败美国，特别是在极右派正在厚颜无耻地利用债务问题的时候，这对于民主党人的政策机制是合适的，以便破坏社会计划、公共教育和工会留下的东西，一般来说，这些是仍然抵抗公司的暴政的障碍。
华盛顿倾向于杀死本•拉登最强烈的愿望，是立即可以表明的事情。正如我在“9.11”事件后不久所写的书《9•11》里说的，没有任何人了解那个能够承认一次对穆斯林居民大规模的袭击是对本•拉登及他的伙伴的祈祷做出回答的地区，这可能导致将美国和它的盟友引向一个“魔鬼的圈套”，如同法国外交部长所指出的那样。
从1996年就跟踪本•拉登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名的负责的分析员米歇尔•斯切尔写道，“本•拉登曾对美国说明他正在进行反对我们的战争的理由。他决定激烈地改变美国和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他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美国的军队和政策正在伊斯兰世界的激进化中完全实现，这就是本•拉登企图成功地达到的目标，尽管从1990年代初起仍不完整。作为结果，我想做出美国继续是本•拉登唯一不可缺少的盟友的结论是公正的”。也可以说，甚至在本•拉登死后情况仍继续是这样。
第一个“9月11日”
还有选择吗？吉哈德运动的大部分对于本•拉登来说是很关键的，在“9.11”以后该运动已经分裂和被削弱。认为恐怖分子犯“反人类罪”，这是公正的定义，可能被认为是反人类罪，曾经开展一个国际行动以便抓获可疑的分子。尽管那个时候承认有这种可能，但是并没有考虑这样做的想法。
对于“9.11”，罗伯特•菲斯克的结论是9月11日“可怕的罪行”是以邪恶的方式犯下的，极其残暴，这是准确的评价。想到罪行甚至可能更糟糕是有用的。比如我们设想如果袭击行动是轰炸白宫，杀死总统，强加一种杀害数千人、拷打数万人的残暴的军事独裁，同时建立一个恐怖的国际中心帮助在各地进行拷打和制造恐惧的国家，开展一个进行暗杀的国际运动; 作为补充的刺激，吸引一批经济学家—我们称之为“坎大哈的小伙子”—以便迅速搞垮经济，出现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之一。坦率地说，这比9月11日事件会更糟糕。
遗憾的是这不是一种试验性的思想，它发生了。唯一不确切的是在适当的测量中军费支出数字相当于人均生产的数字增加了25倍。在拉丁美洲人们将1973年的9月11日（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政府的日子）称为“第一个9月11日”，那时美国通过紧张的努力，在一次军事政变中打败了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的民主政府，将皮诺切特将军残暴的政府扶上台。按前总统尼克松的话说，美国的目标是杀死可能鼓励所有那些准备“嫖妓”我们，占有他们自己的资源和以各种方式执行独立的不可容忍的发展政策的外国人的“病毒”。其背景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结论，称如果美国不能控制拉丁美洲，就不能指望“实现一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对美国有利的秩序”。
第一个“9.11”与第二个不同，它没有改变世界。没有产生“带来很严重的后果的任何事情”，正如基辛格在事件发生几天以后对他的负责人所说的那样。
这些后果轻微的事件不限于破坏智利民主和随后发生的恐怖历史的军事政变。第一个“9.11”是1962年开始的多场戏剧的一场，当时约翰•肯尼迪改变了拉丁美洲军队“保卫（西）半球”的政策—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合时代潮流的遗物—在美国统治下的拉丁美洲各界认为这是一个包括一种恐怖的解释。
在最近剑桥大学出版的《冷战的历史》一书中，知识渊博的拉丁美洲学者约翰•考茨沃斯写道，从那个时候起直到1990年苏联解体，在拉丁美洲对政治犯、拷打的受害者、对非暴力的持不同政见的处决的数量大大超过苏联和东欧国家，还包括许多宗教的殉难者，这在华盛顿总是得到支持和在那里开始的。最近一次重要的暴力行动是在柏林墙倒塌的前几天残暴地杀害6名拉丁美洲重要的知识分子和耶稣教会的牧师。杀人犯是萨尔瓦多精锐部队的一个营，这些士兵刚在美国的军事学校接受过培训，他们是在顺从美国的萨尔瓦多军队高级指挥部的直接命令下进行暗杀的。当然在西半球这种不幸事件的后果仍继续存在。
从绑架和拷打到暗杀
所有这一切和更多同样的事情都被当作后果不严重的事情被忽视和忘记了。那些以统治世界为使命的人享有一种更加令人鼓舞的形象，刊登在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新一期有名望的杂志上。主要的文章谈到“20世纪后半期有幻觉的国际秩序”，标志是“美国贸易繁荣的视角的普遍化”。在这个意义上如今还有所表现，但是与那些把事情搞糟的人的观念有所不同。
对本•拉登的杀害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它至少结束了前总统布什“9.11”后宣布的“反恐战争”的一个阶段。让我们再次思考这一进程和它和意义。
2011年5月1日本拉登在实际上没有任何保护的地方被美军杀害，美军乘直升机进入巴基斯坦。在政府提供和撤销许多很棘手的障碍以后，官方的报告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次行动是事先策划好的谋杀，违反了国际法的多项基本准则，从入侵本身（巴基斯坦）开始。
看来没有抓捕没有武装的受害者的任何意图，这可能有利于70名突击队员的行动，他们没有遇到任何反抗，只有本•拉登的妻子是例外，但她也没有武器，美军向她射击，作为自卫她扑向美国士兵。这是白宫的解释。
中东事务资深记者约奇•德里森和他的《大西洋》杂志的同事逼真地再现了事件的进程。根据德里森的调查，白宫的计划似乎不考虑选择抓获本•拉登：“根据一位了解相关情况的美国高级官员的说法，政府明确地向地下的特别行动联合指挥部表示，它想让本•拉登死亡。一位高级军官谈到这次行动时说，特种部队行动指挥部知道它的使命不是抓获活着的本•拉登”。
学者们指出，“对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许多人来说，试图抓获本•拉登几乎过了10年，暗杀这名“战士”是一个必要和有理由报仇的行动。抓获活着的本•拉登对美国政府来说“是整个有刺激性的政治的和法律的挑战”。最好是杀死他并将尸体扔到海里，在暗杀之后不进行一次重要的解剖，这一行动在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显然引起很大的愤怒和失望。
根据《大西洋》杂志的调查，至今杀死本•拉登的断然决定十分清楚地表明在奥巴马政府的反恐政策中是很少评论的一件事。布什政府曾抓获数千名可疑的战士，把他们送到阿富汗、伊拉克和关塔那摩的监狱。相反，奥巴马政府的重点是消灭恐怖分子个人，而不是抓获活着的恐怖分子。这是奥巴和布什之间的重大区别。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对德国电视台说，美国的袭击绝对清楚地违反国际法，应当逮捕和审判本•拉登。美国总检察长埃里克•霍德在国会维护杀死本•拉登的决定，尽管他对美国的特种部队指挥部不是眼前的威胁，他认为那次袭击“是合法的，在各方面都是适当的”。
美国的盟友也批评美国政府将本•拉登的尸体扔到海里而不进行解剖的做法。受人尊敬的英国法学家杰夫里•罗伯森虽然曾支持美国的干涉，但是他反对根据实用的理由处决本•拉登，认为奥巴马“声张正义”的说法“是荒谬的”。巴基斯坦的法律要求对暴力的死亡进行调查，人权的国际法认为“生命的权利”要求对警察或政府的暴力造成死亡进行一次调查。美国有义务进行一次调查，以满足世界了解那次暗杀真相情况的要求。
分析人士埃里克认为，华盛顿从来没有公布过断定本•拉登是9月11日袭击事件的后台的说法的证据，因此，美国的民意调查表明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或是以色列才是9月11日袭击事件的后台，同时在穆斯林世界人们的失望更严重。在美国或在海牙也存在这种看法，认为应对本•拉登进行公开审判，华盛顿应当服从法律。“9月11日委员会”对本•拉登在“9.11”事件中的作用提供了许多有一定条件的证据，其主要根据是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犯人的说法。考虑到为得到犯人的证词所采用的方法，对一个独立的法庭来说，那些说法的大部分可能是站不住脚的。
侵略的罪行
需要补充的是，穆斯林世界的多数国家承认本•拉登的责任和谴责本•拉登。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受到真主党和什叶派团体尊重的黎巴嫩有名的牧师舍赫•法拉拉赫。他有过被暗杀的经历：1985年中央情报局安排的一次行动中，在一个清真寺的外面放汽车炸弹。他逃过死亡，但是有80人被杀害，他们中多数是走出清真寺的妇女和儿童。这是没有被列入恐怖编年史的众多事件之一，因为那是“中央情报局的错误”。法拉拉赫坚决谴责9月11日的袭击事件。
吉哈德运动主要的专家之一法瓦斯•杰杰当时建议如果美国利用机会而不是推动机会，该运动可以脱离美国，特别是因为美国对伊拉克的打击，这对本•拉登是一种“祝福“，使恐怖主义大量增加，如同情报机构曾经预测的那样。比如在调查侵略伊拉克的背景时，英国情报机构的前负责人奇科特证实不论是英国的的情报局还是美国的情报机构都意识到萨达姆并不构成任何严重的威胁，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侵略使恐怖活动增加，使穆斯林世界的一代人的一部分激进化，他们认为（美国的）军事行动是“对伊斯兰的打击”。像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对于国家的行动来说安全曾经不是一项重要的优先事项。
我们可以自问，如果伊拉克的突击队在布什所在的地方将他杀害，并在举行适当的殡葬仪式以后将其尸体扔到大西洋，会收到什么样的反应呢？无疑他不是一个“嫌疑分子”，但他是决策的人，是下令侵略伊拉克的人，也就是说他犯下的国际罪行超过其他的战争罪，他积累了所有的坏事。因为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成为难民，（伊拉克）国家的大部分和它的财富受到破坏，派别的冲突造成谋杀扩大到本地区的其他地方。同样，这些罪行无疑超过了本•拉登可能做的任何事情。
许多人相信地球是平的，但这不改变事实，无疑地球不是平的。与此相类似的是，无可争议的是布什和他的同伙犯下了“超级的国际罪行”：侵略的罪行。在纽伦堡指控美国的负责人罗伯特•杰克逊法官相当清楚地确定了这种罪行。他说，“侵略者”是一个国家，是第一个采取诸如“不论是否定点用武装部队侵略另一个国家的领土”的行动。任何人甚至最激进的侵略辩护者都不能否认，这就是布什和他的同伙所做的事情。杰克逊在纽伦堡雄辩地说明了普遍性的原则：“如果某些行动违反了条约就是罪行，它们具有犯罪的性质，不论是美国或德国犯下的罪行，我们不准备确定一项反对他人的犯罪行为的准则，我们不准备祈求反对我们自己”。
已经宣布的意图结果实现不了，尽管确实相信它，这是很清楚的。内部的档案表明日本法西斯分子曾认为他们正在摧毁中国，想把它变成一个“地上的天堂”。很难想象的是能够接受布什和他的同伙的说法，相信他们是在保护世界不受萨达姆的核武器的破坏。这一切是不现实的，尽管各地热情的追随者可能企图说服自己相信另一件事情。
我们面临两种选择：或者说布什和他的同伙所犯的“超级国际罪行”，包括随后出现的一切坏事是有罪过的，或者说我们宣布纽伦堡的审判是一场闹剧，盟国对司法的暗杀是有罪过的。
帝国的思维与“9.11”
在杀死本•拉登几天前，奥兰多•波斯奇在佛罗里达平静地死去，他与同伙波萨达•卡里莱斯及其他许多国际恐怖主义的同伙居住在那里。联邦调查局指控波斯奇犯下十几宗恐怖主义罪行，布什却向他表示“总统原谅他”，无视美国司法部的异议，后者认为“这一结论为波斯奇提供了一个安全港，不可避免地损害了美国的公共利益”。布什认为他的新准则是“国际关系中铁定的准则”。知名的国际关系专家格拉汉•阿里森认为，“为恐怖主义分子提供殿堂就是废除国家的主权”。阿里森指的是小布什曾对塔利班分子宣布：“那些收容恐怖分子的人像恐怖分子一样是有罪过的”。因此，那些国家已经失去了它们的主权，变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比如收容波斯奇和他的同伙的国家（美国）。在小布什发布他的国际关系的“新准则”时，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正在号召对美国的入侵和破坏，号召暗杀它的犯罪的总统。
如果我们拒绝杰克森的普遍性原则，接受美国对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已经自我免疫的原则，正如美国政府经常表明的那样，当然这对任何人来说这都不是问题。
关于击毙本•拉登的行动（“赫罗尼莫行动”）的名义也值得思考。帝国的思维方式是根深蒂固的，很少的人能够接受白宫称本•拉登为“赫罗尼莫”是在赞美他，赫罗尼莫是阿帕奇印第安人的领袖，曾领导阿帕奇人勇敢地抵抗侵略者入侵他们的土地。名义的偶然选择是一种模糊记忆，便于我们对罪行的受害者起绰号。这种例子在“美国例外”的范畴之下站不住脚。
也许美国政府将杀害本•拉登看作是一次“复仇的行动”，如同罗伯森说的那样。他说，也许拒绝对一次合法审判的选择反映出1945年的道德文化与当今的道德文化之间的差别。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与安全有关。如同美国在伊拉克犯下的“超级国际罪行”一样，杀死本拉登再次表明一个重要事实：安全经常不是国家行动重要的优先事项，这完全违反已经宣示的理论。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