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中国宏观经济走势肯定要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因此探讨中国经济问题时一定要放到全球格局大趋势下来分析。这一轮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和政治环境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梳理未来10年中全球政治经济一些大的发展趋势，从而明确中国未来10到20年的发展战略。
一、全球经济未来十年将持续低迷
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5年，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在此影响下，未来10年全球经济都无法走出泥潭，将长期陷入低迷。
三高问题制约发达经济体复苏
全球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占经济比重高达60%，这些国家目前陷入三高困境，即高赤字、高债务、高失业，制约了发达经济体的复苏。
2011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欧元区是7.1%，法国是6%，意大利是7.7%，日本是9.9%，美国10%左右。2011年美国公共债务达到73%，意大利是122%，欧洲平均超过90%，法国是77%，希腊是158%，葡萄牙超过100%，西班牙超过70%。对于欧美日英这四大主要发达经济体来说，这么高的赤字和债务，只在战争年代短期出现过，在和平时代还从来没有见过。
2011年底，欧盟国家平均失业率为10.4%，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基本都是欧洲南部国家，其中最为严重的是西班牙和希腊，失业率在20%左右。更严重的是，现在各国用尽了常规招数，仍然难以扭转颓势，被赋予重望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也收效甚微。仔细分析中央银行数据，历史上从来没有在短短时间内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大这么多倍，下了这么猛的药，经济依然走不出来，10年之内情况恐难改观。
美欧经济仍未见底
美国的金融形势非常严峻。据美国货币监督署近期发布的一个报告称，截至去年底，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富国银行、花旗银行、美银这五大家投资银行持有233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但他们所对应的资本金却不成比例。比如摩根大通，持有70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但对应的风险资本只有1360亿美元，相当于516倍的杠杆。摩根斯坦利持有40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对应的是190亿美元风险资本，杠杆比例高达2250。当年俄罗斯国债违约事件中破产的长期资本投资公司只有30倍杠杆;而现在的五大行却存在如此巨大的杠杆，可见金融风险远未结束。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各界极度关注摩根大通的衍生品巨亏，因为其持有的很大一部分金融资本是次级资产，容不得半点风吹草动。以摩根大通来说，只要亏0.1%，整个资金链就会崩溃。所以，当前形势表明，美欧要应付这些烂账需要很长时间，经济仍未见底。真正要把资产负债表修复，未来10年时间恐怕未必够，要知道日本用了20年都没有走出来。
另外，再工业化也不能将美国经济带出危机。因为全球金融市场是一个美元体系，美国一直通过向全世界输出美元获得利益。而再工业化，则是通过向全世界输出产品获得利益。那样就意味着美元将无法输出，而制造业的利润又远低于通过输出美元所得。通过奥巴马这几年的表现，特别是2008年的表现，可以很容易判断出奥巴马不可能将美国带回制造业，美国的再工业化不太可能实现。事实上，美国经济还在往下走，尽管通过压低工人工资促使制造业回流，进而使得就业有所增加，但是美国的失业率仍高达8.2%，还将有更大的危机在后面。
欧洲方面，这场危机会促使欧元成为有财政统一支持的货币，政治方面也将进行整合，形成以德国模式为中心的财政平衡模式。这种整合要求欧洲不断地在经济低迷中挣扎。所以说欧洲经济没有见底，而且未来10年内不会有力量跟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去竞争，因为欧洲需要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
事实上，欧美国家已经没有更好的吸纳投资的领域。随着危机的蔓延，所有国家都将进入一个非常漫长的调整过程，不排除一些国家因为调整不成功而陷入动荡。欧洲普遍存在产业空心化现象，国家也没有能力进行大的投资，危机导致的国家离心等因素或将促使欧洲未来退化出一批发展中国家。
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将进入收缩期
未来10年，主要发达国家将进入一个战略收缩期。这场金融危机严重损耗了这些经济体的力量，迫使他们不得不进行收缩。不仅是美国的收缩，也有欧洲和日本的收缩。收缩将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不仅包括各经济体尊严的丧失，还有居民实在的福利丧失。
发达经济体最主要的问题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脱节，实体经济托不住虚拟经济，因此需要调整以达到两者的匹配，涨实体和收虚拟两者要平衡，这个过程恐怕要10年。《华尔街日报》对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大公司进行调查，三分之一的企业打算或者已经把中国业务转移回美国。
在亚洲，日本经济用了15年时间、直到2005年才基本达到平衡，但接着又遭遇2008年这场次贷危机的冲击，未来日本走出来至少还要10年时间，因为该国的内部力量还在消耗，必须调动所有力量去解决金融烂账。
此外，发达国家的战略收缩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首先，伊拉克战争之后，强国用军事干预来解决本地区问题的能力在减弱，用军队威慑他国已经行不通了;第二，屈从于某个国际货币的力量也在减弱，国际社会已经产生“去美元化”的倾向;第三，发达国家正在转向与发展中国家合作。
未来10年，金砖国家——包括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也将进入收缩期，因为这些国家对外部环境存在极大的依赖。有人推测印度将是金砖国家里面第一个被踢出去的国家。2011~2012财年，印度贸易赤字达1860亿，出口又每况愈下。随着石油价格下跌，俄罗斯财政也面临危机。据测算，只有石油到117美元/桶，俄罗斯的预算才能平衡。巴西现在状况也不好，出口不振，资本正在严重外流。
二、全球格局将发生结构性变化
当前全球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一是地缘政治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全球战略中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二是传统安全重新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未来世界体系中的权力博弈将围绕传统安全展开。
全球战略中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
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现在正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大西洋同盟的解体和太平洋轴心的显现。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很多，总体来看，是美国力量调整和态势收缩、欧元区对美国的排斥，以及东亚一体化进程这三股力量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全球力量中心向太平洋地区的移动。
在过去的100年时间里，整个世界是围绕大西洋来构建的，在一战之前主要是围绕欧洲，一战之后就是美欧共同主导的世界。前面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后面是雅尔塔体系，都是围绕大西洋为中心。但是，在欧盟成立、欧元流通之后，欧洲慢慢抱团，把美国从欧洲挤出去了。危机爆发之后，美欧两家虽然在很多方面协调，但是毕竟渐行渐远，已经出现了“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或者是“欧元区的欧洲”这种主张。但被挤出欧洲的美国并没有回到美洲，他开始转头经营太平洋地区。
现在全球出现两个中心，一个是以欧洲为主的环地中海地区，第二个就是以美国、中国为主的环太平洋地区。在此背景下，全球主要力量向太平洋集中，世界经济重心向太平洋转移，包括美国战略东移、俄罗斯战略东移、拉美四国的太平洋时代、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时代等，实际都是被中国吸引过来的。
传统安全力量博弈上升为主要因素
每年，欧亚集团都对“世界十大风险”进行预测，2012年的十大风险之首是“恐怖终结”。这意味着“传统安全”的影响力重新上升，再次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而决定传统安全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博弈，而不是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力量较量。
现在，这一点已经有所体现。独立主权国家，特别是强国围绕经济、军事、金融以及制造、服务业等各种实力的较量重新展开，而竞争的地缘空间集中于太平洋。即形成了大陆国家集中进入太平洋，在太平洋展开权力角逐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国与国的简单结盟就过于理想化，不一定符合现实。因为这一过程是复杂而且不断变化的，依据各种力量角逐、博弈的结果才能决定亚太地区安全结构。我们无法事先预想应该与谁“结盟”，而必须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寻找合作的机会。
这是一个力量动态变化的均衡过程，我们的政策和战略也必须是动态变化的。短期看，今年9月俄罗斯将主持远东APEC，普京政权也摆出了东进太平洋的战略姿态，而美国要重返亚太，二者形成天然对立。普京不参加奥巴马主持的戴维营G8峰会，奥巴马也不来APEC，两巨头互不捧场，预示着两大能源、安全力量在亚太尚未找到合作的理由和方式。与此同时，在叙利亚、伊朗这个中亚油库的延长线上，美俄较量更直接。围绕东欧的导弹防御体系，美俄更是正面对立。
位居中亚南向出海口的印度，一方面关切中东、伊朗和中亚的石油，另一方面又欲“东向”日本和美国的技术与市场结合，同时不甘居中国之下，意图直取东盟，介入泛亚太合作区。
至于日本，核电危机后，油气多元化意识增强，对世界油路备加关注，也在积极调整战略，力争俄罗斯、中亚的油气资源，同时不放弃争取美国的未来廉价天然气权利。但如果日本单独行动风险巨大。所以该国欲通过合作左右逢源：一是立足海外权益，合作开发多国间陆路、海路双重管道，主导地缘油气网;二是倡导包括澳大利亚、印度、东盟和中韩的广泛自由贸易区，主导地区产业分工体系和市场;三是立足地区金融货币合作，单独主导“非美元的地缘金融货币秩序”。通过这些手段，日本欲成为欧亚大陆和印度次大陆之“门户”，直接与美国联系，主导世界体系的“三极体制”，胃口很大。
当前摆在中国面前的机会如下：一是直取亚太，正面与美国展开竞争与合作关系，确保世界体系大空间;二是在贸易、投资和货币合作上，与一切可能的国家展开广泛合作，不偏不倚，确保中国资金、中国市场和中国货币的独立地位。在全球市场间竞争上，力求奠定“纽、伦、港”大格局基础，不营造小区域，不放弃对现行货币体制和现行关键货币的利用;三是构建中国版的环保技术标准和环保市场准入标准。环境、绿色、循环是下个时代的基础技术主题，将决定产业发展的基本方向。中国环境市场具备决定世界标准的可能条件。中国应用好市场，挖掘潜力，立足长远，借用各家之长，构建中国标准和中国规则，这是未来世界体系中的权力博弈的条件。
三、中国是惟一有可能保持高速增长的经济体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也是惟一有能力保持未来20年高增长的经济体。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10年战略收缩，恰恰是中国可以利用的。要维持与发达经济体之间5~6个点的增速差，就需要解决好目前面临的困惑，释放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潜能，否则中国经济也将和全球主要经济体一样陷入长期低迷期。
中国亟待寻找新增长点来保持高增长
2003~2007年间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的变化。从国内看，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住房和汽车两大消费品的爆发性需求，引导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使国内供给结构发生相应改变，能源、原材料和机械、电子产业由此获得巨大增长。从国际看，新全球化浪潮引导中国的出口结构升级，并使出口成为这一时期快速增长的需求动力。
次贷危机的爆发中断了新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也使中国经济退出了原有增长轨道。世界经济失衡和再平衡将使我国外贸出口面临巨大的挑战，以往“大进大出”的贸易模式很难持续。包括高投资、高出口和人口红利在内的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的衰减趋势不可避免，原有的增长动力正在消失。由于全球化的修复将需要较长时间，如果中国经济想要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就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城市化足以推动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
在结构不合理时，结构本身是压抑需求的，现在硬刺激出来的需求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消失了。结构调整的核心就是启动城市化，结构调整的对象是内外失衡问题、投资消费问题、产能过剩问题，这些问题都与城市化息息相关。
现代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是依托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两个过程完成的。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两者不可分割。工业化所创造的现代消费品是面向城市人口的，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分工要求，也只有在城市体系中才能得以顺利实现。工业化要以城市化为基础，城市化则要靠工业化来推动，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
城市化创造需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城市化引发大规模的投资需求。一方面引发生产性投资，为转入城市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引发建设城市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第三方面是引发房地产投资，以满足城市人口的居住需求和企业的发展需求。粗略计算，中国从2003~2008年，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大约会引出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第二，城市化会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因为城市人口收入要高于农村，能消费更多的商品，而且现代大工业所生产的消费品，都是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为使用条件的。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就会带来消费总量的扩张。
第三，服务产业的发展也是与城市规模的扩张密不可分的。依托于城市的大工业体系发展必须有与之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体系，如流通与通讯服务体系、金融与法律服务体系、劳动力市场与交易体系等。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也离不开商业服务与医疗、娱乐等服务产业的发展。而农村受到人口聚集程度和收入水平的限制，服务产业发展空间较小。
如果在未来1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就可以维持20年，年均社会消费额就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2008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0万亿元，出口总额按人民币计算是9万亿元，如果仅国内消费就可以增加10万亿元，则无论国际环境怎样恶劣，中国经济也可岿然不动，并且由此走向由内需所主导的长期高速增长新轨道。
四、中国对外贸易10年内将出现逆差
如果中国经济还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那么未来10年中国会出现对外贸易逆差。如果国家采取足够的措施促进出口，预计到2020年会出现贸易逆差;否则，2015年就会出现。贸易逆差主要来源于大规模进口石油等大宗资源产品，也就是说未来制造业将保持顺差，而资源将是越来越大的逆差。这个逆差在未来10年将消耗掉3万亿的外汇储备。
中国一旦转入城市化为主导的方向，以内需为主，把农村人消费水平提上来的话，就需要进口大量的资源。虽然，我们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但是能建城市、发展工业的地方非常狭窄。我国还要解决13亿人口的粮食问题，所以不能多占土地，只有提高城市容积率。而提高城市容积率、容纳更多的城市人口的话，一定是消耗钢材更多。
我国去年初级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34%，日本这个比重高的时候超过80%，低的时候也有78%。所以，未来10年初级产品资源在我国进口当中的比重，肯定是迅速提升的过程，这样将会带来中国贸易结构的变化和资本输出结构的变化。
从出口环境来看，未来10年内中国出口环境非常严峻，欧美是我国两大主要出口市场，欧洲经济长期低迷导致对欧出口大幅下滑，对美出口将面临越来越大的贸易壁垒。欧美出现的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再工业化，也会冲击中国的贸易结构。在资源方面，美国有了油页岩技术，成为乙烯生产大国，乙烯生产成本在北美是1600~1700美元一吨，到亚洲的日本、中国生产都得2500美元/吨以上。这样一来，美国对中国进口需求将有所减小。未来中国对发达国家将趋于贸易平衡。对非洲和拉美，由于市场规模比较小，出口潜力也很有限。未来10年内中国想出口的相对来说都是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到非洲和拉美面临当地的购买力问题，更不用提方方面面的贸易壁垒问题。
五、中国亟待确定以资源为目标的内外战略
未来中国发展，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战略都将围绕一个核心问题来展开——资源。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未来10年或者20年的主线就是满足资源需求。
以获取资源输入为核心目标的中国对外战略
我国资源问题已经非常急迫，所有其他外交、军事战略等都应以此作为核心。手段可以是多元化的，包括生产体系外移、资本输出、用资本收益获取资源等。围绕获取资源，未来10年中国国际化的模式也将发生改变，与前30年生产产品、输出产品不一样，未来可能会有大规模的过剩生产能力转移到非洲、拉美等地，而生产的本地化获得资本增值收益，借助资本输出收益购买当地的实物资源。这种国际化模式的变化也使得中国海外资产从单一美元的证券变成生产资本，未来5到10年的时间，1.5万亿左右花在美国债券上的钱，就可以逐渐稀释和转移，在其他方面得到有效利用。
这方面值得借鉴日本的经验，日本在产业转移中总共有4种方式：一是比较优势动态转移，通过转移出去，重新唤起自身的比较优势，借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日本的比较优势再次出现;二是市场份额的占领扩大，这是基于技术或者基于资本;三是权益的获得，包括资源的、能源的权益;四是抢占战略空间，比如日本在非洲开矿，不是以单纯开矿为主，而是以开矿形成一个环保、教育、科技等软实力的渗透，使得当地社会对日本非常友好。
未来中国一方面可以利用欧美目前自顾不暇的困难形势，积极向非洲、拉美，特别是非洲国家转移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从相对低端的纺织、制鞋开始，产业链逐步提高，一直到高端的几大战略产业等。这样有可能在5到10年之后，在非洲这些地方将开拓出一个比较深、比较广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现在很多大宗进口商品，特别是初级原材料，实际上可以在非洲这些国家就近进行初级的加工和冶炼，这样国内的环境压力会大大减轻，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当地的就业率。目前，非洲国家对中国项目大量使用中国劳工非常有意见，上述做法也可以减轻这种批评的压力。另外，在转移生产能力的同时，应该尽可能与当地实现经济一体化。
以改善资源布局为目标的对内战略
中国的对内经济战略主要是以城市化为路径，当然还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回顾几百年来发达国家的崛起过程，有一个规律性的特征：起飞的基础都是“七通一平式”固定资产的投入。意大利建城市，不光是修建城楼，还有码头、交易中心;荷兰修建了运河、水运体系和防灾体系;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也是加大固定资产投入;美国则进行了大规模铁路建设和高速公路建设。这些投入导致土地价值升值，能从单位土地中产生更高的价值。
实际上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对中国经济地理进行一次再造，这种再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基础投入。比如调水，短期内似乎见不到效果，但是隋炀帝开凿一条大运河，就决定了隋以后到清时期经济地理的变化，促成了东南沿海漕运体制的建立。现在也是这样，像高铁、重载铁路以及整个国内管道的基础建设，吸纳的资源都是未来财富的体现，不会变成制成品再流出去。当然国家的固定资产投入必须可承受，必须规划好才行。
六、需警惕未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在制定国内外战略时，有一点值得警惕，那就是战争的危险在未来10年是客观存在的。1929~1933年西方爆发危机，随即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西方鼓吹“中国威胁论”，客观上来看，如果中国继续这样高速增长，确实需要大量资源;如果中国进军非洲，那里一直是欧美的地盘，这些举动都有引爆冲突的可能。
除此之外，西方的经济危机下容易产生让民众走极端的政治形态。1929~1933年的那次危机，就导致希特勒这样的人物上台。激化的社会矛盾是产生战争威胁的根源，未来10年，发达经济体走收缩路线，社会福利大量减少，不免会发生社会动荡，甚至有挑起全球性战争的危险。最近有俄罗斯学者发表文章认为，欧洲和美国、尤其美国摆脱不了债务，可能就要选择通过战争来抹掉欠债。如果世界性大战爆发，中国势必难以幸免。当然，从目前的世界政治格局来看，发达国家还没有极端主义的政治势力上台。然而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危机导致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
(参加讨论人：王建 王湘穗 李晓宁 刘军红 赵昌会 石小敏 乔良 温铁军 向松祚;综述制作：师瑞娟 田云 及至松 金爱伟 赵晓玲)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98期，摘自《环球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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