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三口之家的顶梁柱倒下，既定生活轨道戛然而止，一方面是蒋邓帅于宿舍床上离世，且去世时不处于工作状态，两次被地方人社局拒认工伤。
2022年初，蒋邓帅入职牧原集团，派驻杭州任销售。仅一年后，33岁的他，生命骤停。医疗记录显示，他离世前肺部已有炎症，胸部持续性隐疼。
在生命倒计时的36小时里，蒋邓帅一直未能得到完全的休息。晚上一度加班到凌晨4点，尽管当天早上已觉身体不适，请假休息，但也未完全摆脱手头工作，譬如被站长督促起来买菜做饭、和合作商沟通物流信息等。
一方面是三口之家的顶梁柱倒下，既定生活轨道戛然而止，一方面是蒋邓帅于宿舍床上离世，且去世时不处于工作状态，两次被地方人社局拒认工伤。
而实际上这起伤亡背后特殊性还在于，蒋邓帅被外派时的工作场地和宿舍，坐落在一间民房里，工作场所和宿舍仅仅只有一门之隔，工作和休息的空间界线模糊，去世前蒋邓帅还躺在宿舍床上处理工作。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48小时内死亡的法条之下，法院如何在法理和道德中抉择，在保证公平正义的同时，如何体现法律的人性。
01大会、小会持续开到凌晨四点
2022年12月29日，残余的新冠病毒似乎还在蒋邓帅体内横冲直闯。他的症状似乎一直未见明显好转，不停咳嗽，偶尔伴随着胸部不适。
当天晚上7点左右，他跟大学同学发微信说，阳了，一直在咳嗽，感觉肺部不对劲。或许因为实在无法忍受，他最后说得去买点药了，“难受死球啦”。同学建议他赶紧去医院看看。
那个时候的冯婉婉全身心扑在刚刚6个月大的孩子身上，对远隔近1000公里之外的丈夫也照顾不及。尽管在12月20日蒋邓帅就告诉她自己发烧了，嗓子疼且浑身酸困，但冯婉婉从未担心过，身体一向健壮的丈夫会遭遇意外。
外界不知，蒋邓帅为什么一直拖到第二天下午4点才去医院。但从留下的打卡记录和微信聊天截图看，他一直在忙着工作。30日上午，他外出拜访客户，下午回到办公室跟进产品到货情况并联系客户。
去医院还是因为胸口又发生持续性疼痛。杭州城东医院就诊病历显示，“患者3小时前突发胸痛，以心前区为主，呈持续性隐痛，伴头晕，近几天有咳嗽咳痰，医院诊断为肺部感染，开药后返回服务站”。
病历书看起来，肺部感染并不严重。事后来看，无论蒋邓帅还是公司都没有当回事。最直接的证据显示，他不仅没有向冯婉婉透露去医院的事，拿完药后的蒋邓帅还继续回岗工作，熬到凌晨4点。
当天晚上8点45分，杭州服务站的站长常红林在9个人的小群里通知，15分钟后，公司将召开全体销售大会，各服务站要签订春节销量目标书。不在郑州总部的人员，线上参会。
这一大会非常正式，不仅要求全员正装，全部打黑色领带，而且线上听会议的人也必须开启摄像头。更为夸张的是，大会结束后虽已夜深，但站长并没有让大家各自回去休息，而是继续开杭州服务站会议，此时已是零点45分。
持续两场的深夜会议早已让员工疲惫不堪。蒋邓帅在微信上跟同事吐槽，“咱们这是在干啥啊？”同事也附和道：“就是想内耗咱们”。
对于会议开到几点，凤凰网《风暴眼》试图联系当时蒋邓帅的站长，但遭到拒绝。冯婉婉事后试图搞清真相时，也曾联系丈夫的同事，也遭到同样的拒绝。
但根据蒋邓帅的微信聊天记录，会议至少开到凌晨4点。深陷熬夜痛楚的蒋邓帅，从0点58分开始多次给冯婉婉发消息，抱怨自己还在加班开会中，“走流水账，真没一点意义……”最后一句“4点了啊！”后面跟着两个泪流满面的苦涩表情。
一个小时后，冯婉婉因为夜里要喂奶，她看到丈夫发来的信息后，有点心疼地回道：“不让人睡觉，咱不干了”。
熬夜加班、心情不佳的状态，此后也并没有消失。他申请休息了一天。外界不知道具体出于什么原因，但事后看起来很可能是身体不适，但是站长仍然给他派活。
临近中午12点，同事发微信传达站长的指令说，“下午得去超市买菜，晚上你负责做饭，两个荤菜，几个蔬菜，别忘了还有鸡蛋，这是站长说的”。他的回复非常令人痛心，“我胸口疼得厉害，实在做不了，感觉快死掉了”。
不知道当时的蒋邓帅胸口疼了多久，为什么又没有去医院。但是根据散落的聊天截图显示，请假的这一天，他也在时不时的在回复工作。
譬如早在8点57分，他就和物流司机进行了一段3分钟的语音通话。下午5点29分、5点33分，他更是在一个名为“牧原江浙皖物流搭车群”里询问：“内乡厂到杭州7吨货，一装一卸，有合车的小伙伴吗？”而在这之前，他还和一位客户沟通着货物何时能送到的问题。
2023年1月1日上午，当同事需要用车外出拜访客户，去找蒋邓帅拿车钥匙时，发现他已经没有了反应。同事们赶紧拨打120，但为时已晚。
杭州市急救中心院前急救病历显示，当急救车到现场时，蒋邓帅的身体已经僵硬，并能看到尸斑，当场判定死亡，但在同事的要求下，就近送往医院，但到达医院后依然未恢复自主心跳及呼吸。而法医推测蒋邓帅可能于2023年1月1日凌晨3-4点就已去世。
02像猪一样少算计、多奉献
冯婉婉觉得，如果蒋邓帅在新冠感染后能及时休息，也不会因过度劳累而病发死亡。但在自上而下的业绩压力下，完全停下工作休息似乎是奢望。
2022年初前往牧原工作入职后，蒋邓帅被派到杭州服务站，负责生猪的大客户销售业务。服务站坐落在一栋居民楼里，客厅为办公场所，卧室当作职工睡觉、休息的宿舍。
事后来看，蒋邓帅赶上了猪行情回落的大周期，猪价走低，猪企业普遍盈利能力下滑，蒋邓帅错过了牧原股份日赚近0.8亿的好日子。
杭州服务站只是牧原股份当时60余个服务站之一。蒋邓帅所在的服务站有1名站长和8位销售人员，他们负责杭州当地商超、批发市场等生猪、猪肉产品销售，也背负着不断攀升的业绩压力。
蒋邓帅不止一次向冯婉婉吐槽，定下的销售任务很难完成，即便是拼尽全力完成了，下个月还会给出更高的任务。在去世前，蒋邓帅刚签订了2023年1月的目标承诺书：“为荣誉而战，我要让打胜仗成为一种信仰，我将全力以赴，保证完成元月销量目标41吨，实现元月收入1.5万元”。
这一点从年报中也能发现一丝端倪。2022年牧原股份生猪销量攀升至6120万头，同比增幅为52%。但与销量的快速增长相比，牧原的销售人员数量反而出现了下降。具体而言，销售人员数量在2022年减少98人，但是面对增加的销量，这也意味着每位销售背负的业绩指标，都大大增加了。
这也导致加班文化盛行。王铭曾在牧原负责喂猪，工作时间是早上五点到晚上八点，他透露说，在牧原工作时一周能开五天会，有的早上开，有的晚上开。他记得有一次刚八点下班，就被通知从八点半开始开会，一直开到快十点，饭都没吃上一口。
即便是生病也要坚持工作。2022年12月开始，包括蒋邓帅不少同事都阳了，但站长没少在工作群里喊话：“身体不适可以报备并做好休息，但躺到床上刷抖音、玩游戏、赖床无规划、心中无工作的，还不珍惜办公室资源、毫无节约意识的，发现即清除出队伍，公司对此零容忍”。“发烧居家休息，并不是躺平什么都不干了！！！”。“低烧也可以拜访客户”。
牧原也常常呼吁员工的“奉献”精神。在南阳牧原的一处办公楼内，整面墙上刻着出自牧原老板秦英林之手的《拜猪文》，要求员工像猪一样奉献，譬如文章中就多次提及“像猪一样，少算计，多奉献”、“像猪一样坦然奉献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和猪一起，傻乎乎，乐呵呵，奉献自己”。
背诵《拜猪文》，更是每一个牧原新入职员工的必修课。在微信公众号牧原集团今年6月份发布的一篇文章提到，在牧原第十九届养猪节期间，牧原的干部代表们诵读了《拜猪文》，这被看作是牧原人最高荣誉的象征。
蒋邓帅也曾给冯婉婉表达公司压力过大，还说有同事扛不住压力离职了，办完离职手续后，非常开心。冯婉婉说，蒋邓帅很有忍耐力，他刚刚入职还不到一年，还想再试试，他觉得自己年龄也不小了，很想在一个行业里闯出个名堂。
03“一门之隔”，为何认定天壤之别
深爱的丈夫在33岁的年纪骤然离世，这让冯婉婉心痛不已。她至今不理解的是，蒋邓帅在去世之前仍然带病加班，为何难以认定为工伤。
2023年1月1月，接到牧原的死亡告知后，冯婉婉和公公等家属一起去了杭州，陪同他们的还有牧原的法务。
冯婉婉透露，到杭州后牧原的法务向他们提到，蒋邓帅的情况符合工伤死亡的条件，公司可以按照工伤死亡向人社局申报，能为家属争取到将近160万元的工亡抚恤待遇。
不过，牧原一位负责处理此事的工作人员却向凤凰网《风暴眼》表示，牧原从未向家属提供过上述解决方案。
但工伤申请认定并不顺利。通常情况下，工伤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即人社局进行认定，认定成功后，死者近亲家属可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上海申宜和禾律师事务所李海权告诉凤凰网《风暴眼》。
2023年1月，牧原公司向内乡县人社局申请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后经材料补正后，内乡县人社局于2023年6月5日受理了工伤认定申请。1个月后，内乡县人社局出具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
依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法规司作出的《关于如何理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复函》，该项规定中视同工亡的理解和适用，应当严格按照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径直送医院抢救等四要件并重，具有同时性、连贯性来掌握，具体情形主要包括:(一)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当场死亡;(二)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且情况紧急，直接送医院或医疗机构当场抢救并在48小时内死亡等。
人社局据此认为，其他情形下，如虽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发病或者自感不适但未送医院抢救而是回家休息，48小时内死亡的，不应视同工伤。
而蒋邓帅在2022年12月30日看病之后就返回服务站，2022年12月31日处理了部分工作，2023年1月1日9时被发现死亡。据此，内乡县人社部门认为蒋邓帅去看病到死亡的时间并不具有连贯性，且蒋邓帅工作是在宿舍的床上死亡，去世时脸朝墙，盖着被子躺在床上，且当天没有蒋邓帅工作的任何痕迹，可见蒋邓帅发病时并不是处于工作状态，不属于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
蒋邓帅生前照片
对于内乡县人社局的这一结论，家属并不认可。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便是蒋邓帅去世的宿舍究竟能否认定为工作场所。
在冯婉婉看来，蒋邓帅居住的宿舍系牧原提供，其工作的场所与宿舍实际上为一体，即客厅为办公场所，卧室为其休息的宿舍，蒋邓帅及同事上班及吃住均在此处。因工作繁忙，蒋邓帅长期夜里开会、加班实际上工作场所与休息场所和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已经完全混同，且蒋邓帅常常工作至深夜，并不拘泥于在办公室办公，经常在宿舍内加班，宿舍其实也是办公地点之一。
冯婉婉的代理律师北京冠楠律师事务所的郝正新表示，虽然蒋邓帅是在宿舍去世，但结合其不定时工作制度的特征，其休息也是为了恢复体力而工作，而在蒋邓帅去世之前，确实留下了很多工作痕迹，包括31号凌晨将近4点还在开会，白天和客户沟通等，工作时间与死亡时间存在连续性，在她看来，蒋邓帅符合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
李海权律师则表示，蒋邓帅本身是因病就医，即便是在宿舍死亡，其离开工作岗位也是为了就近休息缓解症状，一门之隔不应该成为其认定工伤的阻碍。在他看来，我国《工伤保险条例》将“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视为工伤，是考虑到此类疾病可能与工作劳累、紧张有关，从而扩大了工伤保险的保障范围，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立法原则，而蒋邓帅的情况应认定为工伤。
但他透露，在行政和司法实践中，对于“视同工伤”的认定标准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由于工伤认定涉及复杂的法律条款和医学知识，不同主体在理解和应用这些标准时可能产生分歧。其中最关键的分歧便是，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解释。
他举例，2020年6月最终判决的魏立敏诉重庆市南岸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确认一案，与蒋邓帅的情况高度相似，人社局、初级、中级人民法院均认为“傅高木在感到身体不适后，回到宿舍休息，已经离开工作岗位，不在工作时间内，不符合上述视同工伤的规定，同时也不符合其他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该案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撤销了一、二审判决及人社局出具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该判决书还明确提到，“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处于重症状态导致无法坚持工作，之后离开工作岗位就近休息缓解症状，该就近缓解病情符合生活情理具有合理性，将因正当理由未能及时送医施救且在合理时间内确系疾病恶化死亡的情形视同工伤，符合作为社会法调整适用的工伤保险规则要旨”。
李海权透露，山西、山东等多地高院均有将类似案例认定为工伤作为劳动纠纷、行政诉讼中的典型案例。
04法院判赔一毛钱也接受
两次行政复议，却还是拿不到工伤认定，牧原的一位工作人员向他们提出了新的抚恤方案。录音显示，除家属两次去杭州的食宿还有丧葬费用一共6万，牧原方愿意再给5万元的死亡抚恤金。“这是给活着的人最大的尊重，再闹下去没有任何意义，只能不断让家里老人更加难过。”录音中，该工作人员表示。
冯婉婉透露，他们一共去了两次杭州，第一次是通知蒋邓帅去世，“我们是开车去的”，第二次是去殡仪馆拿骨灰，“他们说时间比较赶，就给我们去的两个人订了飞机票”。
牧原一位负责处理此事的工作人员向凤凰网《风暴眼》表示，“我们一直在和家属保持沟通，且开放人道主义通道，对家属进行抚恤，但金额未达成一致”。对于牧原给予的抚恤金额，该人士并未透露。
冯婉婉提到，在自己将蒋邓帅的经历发到网上后，牧原又提出了新的抚恤方案，一度提出愿意拿出40万-45万元抚恤金，但当与牧原继续沟通的时候，对方却突然把赔偿额降到了30万。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让冯婉婉无法接受。
今年4月，心灰意冷的冯婉婉不愿意再谈判了，她决定走法律程序，起诉了内乡县人社局。她表示：“只要流程公正合法，哪怕是法院判赔偿我们一毛钱，我也完全接受”。
但法律程序并不如她所想的那样简单。在7月16日案件开庭的前一周，冯婉婉提交了提级管辖的申请。但是直到开庭当日，也未收到任何回复。原定开庭时间是上午9点，因为种种原因拖到下午两点多才正式开庭，在冯婉婉和代理律师陈述完提级管辖的理由后又决定休庭。
这一切的波折和疲惫，让冯婉婉更加怀念起蒋邓帅在世时的日子。“他在的时候，我就是甩手掌柜，根本不用操心任何事”。在她眼中，蒋邓帅没有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一心工作挣钱养家，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2015年，毕业后，蒋邓帅在电厂上过班，后从事过医疗、保险、二手车等业务，多年勤恳工作的他已经为自己的未来规划了一道清晰的蓝图：2019年，三十岁时的他在郑州交40万首付买了恒大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然后谈恋爱、结婚、生子。他期待着将来能把妻子、儿子接到郑州生活。
生活的轨道原本是像大多数普通家庭一样，但蒋邓帅的突然离世，对冯婉婉而言，生活戛然而止了。
婚前买的那套房子，遭遇了波折，蒋邓帅原本设想的小窝，也无法如期在去年10月交付。而冯婉婉每月只有3000多工资，这个数目还不到每月房贷的一半，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停止了还月供。
更细密的伤痕在这个家庭悄悄蔓延。
蒋邓帅刚去世的时候，儿子刚刚半岁，就能发出类似“baba”的音了，现在两岁了，却似乎忘记了这个词。冯婉婉的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惧：“我很害怕，将来他长大后，会问我爸爸在哪里？我该怎么回答他呢？”
而最难以承受的是老人。蒋邓帅的母亲精神状态非常脆弱。冯婉婉说，婆婆动不动就寻死觅活，让全家人都心惊胆战。在她面前，大家都刻意回避提及蒋邓帅的任何话题，生怕触碰到她敏感的神经。但婆婆还是会时不时地突然冲向门外，口中反复念叨着：“他回来了，他回来了，我要去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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