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的故事》(陈桂棣、春桃著，华文出版社西元2009.9出版)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那个“大包干(即分田单干)带头人”严宏昌为主要“正面人物”，讲述与他有关的小岗村从解放初土改，到西元1978年“包干到户”分田单干，直至西元2008年的一些“故事”。很明显，此书属于那类“报告文学”，其特点就是写“真人真事”，但其“人”其“事”却是经过写作者用“文学”手法裁剪、想象、渲染、虚构的。所以，该书纯粹是个宣扬写作者某种观念的“故事”，不能作为小岗村和“包产到户”的真实历史材料。
该书的“主题”是说：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到分田单干的二十多年间，党和政府除了“一个失误接着一个失误”、“瞎指挥”给小岗村带来“灾难”以外什么都没干，简直是“一片黑暗”。不过，从书中那些渲染“主题”的“故事”中，我们仍然能读出一些有违写作者本意的很有意思的东西来。以下，试举几例以飨大家。
该书指出，历史上，“小岗村所在的凤阳县……是因为穷才出了大名的”，“有谁不知道那首《凤阳歌》呢?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身背花鼓走四方。朱元璋确是凤阳县人士，但是凤阳的穷，实在怪不得凤阳出来的这位皇帝老儿，在他之前，这儿就已经不是个'好地方'”，而“小岗的穷，全国少见。刚解放土改划成份时，按照政策，小岗竟'划'不出一家地主、一家富农”。不言自明，历史上、解放前的凤阳县和小岗村当然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农民当然是有“积极性”的(“包产到户”被宣传的主要好处是“调动农民积极性”)，而“积极性”没有避免让凤阳县和小岗村在解放前穷得“全国少见”，没有避免凤阳县和小岗村的农民因为没有饭吃而四处流浪乞讨，那么，以理判断，小岗村在西元1978年分田单干后次年“粮食大丰收”，人们“吃饱肚子”、“收入增加”，原因并非主流宣传所说的农民被“调动积极性”——不是唯一原因，也不是主要原因。可以认为，如果当时不分田单干，同样能获得大丰收，甚至可能获得更大的丰收。
该书说，农业学大寨时，“小岗明明塘坝少，水利条件差，工作组却硬是要小岗人种水稻，结果落得个光种不收”。该书在后面又说，小岗村偷偷分田单干被公社发现，公社领导为了让他们取消分田单干就不给他们发放稻种，而分田单干的“带头人”严宏昌则“厚着脸皮”去找公社领导要稻种。可见，在西元1978年时，水稻已经成了小岗村的主要农作物了。那么，小岗村为什么从“水利条件差”、种水稻“光种不收”变成了水稻成为主要作物呢?该书自然是闭口不提，但我们知道，是由于人民公社凭借“一大二公”的优势兴修了大量农田水利设施。该书中曾用大量笔墨描写严宏昌在西元2002年到北京四处奔波找领导，为凤阳县燃灯寺水库治理要到国家投资的“功劳”，而这“直接影响到凤阳县东部缺水地区的小溪河、石门山、黄铺、董铺、燃灯和红心六个乡镇农户的用水”、使包括小岗村在内的凤阳县农民受益的燃灯寺水库，就是“大跃进”时上马、建成于人民公社时期。
该书写到分田单干后的三十年(到西元2008年)小岗村发展停滞、农民生活水平不高的状况，把这主要归因于村民思想保守、落后、自私自利。该书说分田单干后的严宏昌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多次借助小岗村的名气招来一些能使小岗村致富的工业项目，都因为村民无远见、贪小利甚至嫉贤妒能而未能办成。这种说法，自有一部分道理。从书中作为促使小岗村分田单干正面因素而提出的一些事例可知，小岗村的人们是具有浓厚的小农自私意识的，这其中也包括那个严宏昌。
书中写到，严宏昌曾“在外承包工程多年，积攒了三千多元”，西元1979年他的父亲去世，他就把这三千多元“花了个精光”，“把父亲的丧事办得相当隆重，轰动了四邻八乡”。书中把这誉为严宏昌“孝心”的“佳话”。如果此事为实，那么在当时来说，三千多元几乎相当于普通工人近十年的工资，作为小岗生产队队长的严宏昌没有大公无私地拿出(或者借出)一部分用于队内农业生产，而是全部耗费在丧事上，其为人思想品格可见一斑。
书中还写到，严宏昌担任小岗生产队队长后划分队内生产作业组，他和亲弟弟划在一组，但不久就因为两家出劳动力多少、记工分配利益与弟弟闹出了严重矛盾，而他作为队干部，对自己的弟弟也丝毫不让、寸利必争。一队之长都自私自利如此，充分反映出小岗村的风气确是自私自利的——这正是小岗村成为分田单干带头村的主要原因。
既然小岗村民们都是只有自家没有大家，那么，如果书中所说严宏昌为该村引来致富项目却被贪图小利的村民否定的“故事”属实，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完全“正常”的。村民们的心理显然是：一方面，你这引进的项目要占用村里的土地等资源，搞不好会损害我家的利益;另一方面，你严宏昌当年跟自己的亲弟弟都争利益，在这引进的项目中能不捞好处?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这些引进项目必须以村集体的形式搞，当年小岗村民就是因为懒于生产队集体经济而搞分田单干的，他们对“集体”从骨子里就不感兴趣。因此，小岗村分田单干后的停滞落后，是命中注定的。
该书写到，分田单干后三十年间小岗村也有些发展变化，这些变化都是在政府和外界的资助下实现的。其中最大的两次变化，一次是西元1998年为庆祝“中国农村改革二十周年”、迎接时任中央领导人来视察，省地县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雷厉风行地出资给小岗村建了小学校、接通了自来水、给各家住房墙面刷上了光鲜的涂料、给各家建造了卫生厕所、给各家安装了程控电话、在街路两边种上了“每棵都在两米高以上”的行道树，还建了漂亮的“大包干展览室”和招待所，等等之类。另一次是西元2008年为庆祝“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周年”、迎接时任中央领导人来视察，政府出资补贴让村民住进了集中规划建设的两层楼房、建了一个大型集贸市场和一所卫生院、建了一条由国道直达小岗村的高标准水泥路、建了一栋小岗村信息中心和一个大型广场，还建造了“一座耗资六百多万元的气势恢宏的'大包干纪念馆'”，等等之类。书中写的这些如果属实，应该说是这部“报告文学”所提供的比较有价值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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