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伯通
毛主席在1965年写了一篇文章，主要是讲政治和业务的哲学关系，我看完全篇，觉得美国这么多年来，好像就是这样执行的。毛主席说，浙江有个信用社主任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他对政治的理解简直就是没摸到门，现在这样的人不多了，公开提出业务第一，不要政治的人大大地减少了。
但是他们又不肯放弃单纯的业务观点，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中主义。在政治和业务上，有三种摆法，一种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一种是业务第一，政治为业务服务;一种是政治和业务都并列第一。
这三种摆法，第一个是正确的，我们要搞清楚发展业务是为了什么，政治要为业务指明为谁服务的方向;第二个是错误的，发展业务，不讲政治，政治为业务服务，你们浙江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事，一个地主分子表现不老实，一个党员职工批评了他，这件事情经理知道了，就找党员谈话，说，“你不能挫伤地主的积极性，他本来就想国民党，你一斗他，他愈发地想了，他就跑。”
这个经理好人主义讲人情，看到地主优缺点，做损害国家的事情，也不批评，听之任之，只求得无原则的团结，似乎只有地主能搞好业务，便一味妥协，对不法资本家或地主，不批评，不斗争，还要保护这样的“能人”，一旦臭味相投，就混到他那个臭水沟里去了，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三种说政治和业务并列第一，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在实践过程中，一定会滑到第二种上去。资本主义也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他的政治是为资本家服务，如果你的业务损害了资本家的利益，他怎么可能让你业务第一，他就要打压你，资本主义最讲政治的，他们心里清楚的很，但是嘴上不说，对外人说他是自由主义成功的。
资本主义哲学讲天赋人权，似乎不讲政治了，人人平等推给了老天爷，哪有什么天赋人权，都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老百姓赋予的。
你们搞哲学要搞实际的哲学，这才有人看，书本上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农村、到工厂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有个学生，农民出身，研究经济和历史，他做了一个自白，说读了这几年书，脑子里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谈到搞经济，就是业务第一，文章里不提劳动者，怎么发挥他们主观能动性，劳动成果如何分享等。
政治与军事、经济、业务、技术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政治率领军事、率领经济、率领业务、率领技术，政治是统帅，政治是头。政治与业务的矛盾中，主要矛盾是政治，把政治抽去了，就等于把灵魂抽去了，没有灵魂，那发展的路上就会迷失方向。
与资本主义竞争，人家是讲政治的，他一讲政治，你就要到处碰壁。现在有人说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对立的体系要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主张取消军队，主张不要斗争，帝国主义嘴上这样讲的，但心里不是这样想的，他们总是搞政治第一的。
上面这段毛主席讲的话，可以说对美国这些搞资本的摸的太透了，但毛主席的意思肯定不是搞关起门来，他的意思是合作中斗争，斗争中合作，不要把他们想的太好了，容易不分敌我，不分是非。敌人擅长用模棱两可的手法来冒充辩证法，这样就容易打马虎眼，容易偷梁换柱、浑水摸鱼，容易欺骗群众。
有人说，那我不单纯地讲业务，也不单纯地讲政治，在我那个单位，突出政治，也突出业务，只有业务和政治都突出，这才是全面的观点，光强调业务或光强调政治都是片面的，这种两手抓的想法，初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考虑的很全面，既照顾了政治，又照顾了业务，但仔细想想，这是彻头彻尾的折中主义，很容易模糊群众。
搞折中主义的，脑子里政治缺的很，这些同志所谓的很有政治，充其量不过是“口号在嘴上，保证在纸上，决心在会上”，最后就变成了走过场，他们小声地喊出突出政治的话以后，唯恐人家把突出政治的话听了去，于是紧跟着高喊“要突出业务”，这些人唯恐政治思想做好了，就刁难了政治干部，就刁难了地主或资本家，你不讲政治，最后一定是变成了刁难人民群众。
认识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不是把他们看做都一样，半斤八两，各占一半，而是要严格地把它分为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分为重点和一般，分为主流和支流，事物的性质由事物的主要方面规定的，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淆起来，就认不清事物的本质，就无法去判断是非，就不能正确地工作。
现在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搞文学搞历史的在搞帝王将相，搞哲学的就讲解西方的书本。研究中国古代的，就是古代的讲经人，研究西方哲学，成了西方哲学的讲经人，到了新社会了，我们要有“写经人”，而不是“讲经人”，写什么经，就要写怎么才能服务好人民群众的经，写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经。
什么天赋人权，人人平等，那就平等不了，这个“天”的解释权并不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上，在国外，说的是上帝，上帝赋不了平等。赋权的主体要交给大多数人，那就要自己去找方法。
以前在陕甘宁的时候搞选举，条件不好，就用豆子，候选人背对着选民在选举会场的前面坐成一排，在每一个候选人背后放一个碗，每个碗上贴上候选人的名字。凡是18岁以上的村民领到应选干部职数的豆子，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将豆子放在“中意”的候选人的碗里，最后根据碗中的豆数确定村政府的人选。
在农村，用豆子就能去搞人人平等的选举权，简单易行，也看不出谁投了谁的豆子，避免候选人对选民意志的影响操纵，所以总是能想到办法的，现在在大洋楼里面讲哲学、讲历史、讲经济，又不实践，这怎么行。
不管做什么工作，都得走群众路线，单靠首长哪能行，你能管这么多么?搞文科的，更要走群众路线，你瞧不起群众，你写出来的东西，只能算“讲经人”，没有什么益处，你只有和人民群众结合了，知道我们的政治是群众的政治了，你就会变成“写经人”，如此才能实现自己的业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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