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特性与欧美关系——欧洲思想界的一场大讨论

第7版(国际)
专栏：环球大视野

欧洲特性与欧美关系
——欧洲思想界的一场大讨论
本报驻德国记者江建国
　　今春爆发的伊拉克战争，是冷战结束以来日渐松弛的欧美关系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当美国总统布什5月初宣布对伊战争主要战事结束的时候，坚决反对这场战争的欧洲国家的政府和公众不能不无可奈何地承认两个基本事实：首先是欧盟曾宣布要建立的共同外交政策失败了；其次是他们无法对美国这个惟一的超级大国施加有效的影响。这两个令人感到苦涩的事实促使欧洲公众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同美国有什么区别？我们在当今的世界上还是否具有国际行动能力？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美国？
　　自今年5月31日以来，欧洲最具影响的一批知识界人士发起了一场空前的大讨论。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意大利作家温贝托·艾柯、瑞士作家阿道夫·穆士格、意大利哲学家吉阿尼·瓦蒂默和西班牙作家费尔南多·萨瓦特，同时在欧洲最有影响的大报上发表文章，阐述他们对上述问题的见解。为了倾听来自美国的意见，联合行动还邀请了美国的理查德·罗蒂。此后，先后有中东欧的知识界人士，如匈牙利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姆雷·凯尔泰兹，以及被称为“美国公众的良心”的女作家苏珊·桑塔格等加入这场大讨论。他们都不担任政府公职，因此是地地道道“书生”的议论。但正因其是知识界的声音，更可以使人们看清欧洲人在想些什么，更具有超越现实政治的追根溯源的性质。
　　这场讨论的发起人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联合署名文章，是一篇主张欧盟强大起来、与美国的霸权单边主义相抗衡的宣言。这篇由前者起草的文章题为《我们的复兴》，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号召。也就是说，号召欧洲人塑造自己的有别于美国的特性，按照自己的设想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以“核心欧洲”为“火车头”的方案。
　　首先触及的一个问题是，欧洲是否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政治特性？
　　哈贝马斯的分析认为，从二战结束以来，西欧经历了欧洲有史以来的“黄金时代”。从那以来，欧洲共同的政治特性就显现出来了。世界上的其他人经常宁愿用“欧洲人”而不是“法国人”或“德国人”的概念来感受欧洲就是证明。而这种有利于欧洲人进一步发展和形成其特性的国际环境在1989—1990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什么“老欧洲”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正是因为感到这个与它结盟的超级大国实际上是向它的政治特性提出了挑战。哈贝马斯认为，今年2月15日席卷欧洲的、二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群众反战示威标志着一个“欧洲公众”的诞生，具有载入史册的意义。
　　他具体分析道，从历史经验来看，欧洲文化几百年来因为城乡的对立、教会和世俗权力的冲突、信仰与知识的竞争、政治统治和与之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成为一种比其他文化都撕裂得更加厉害的文化。正因如此，欧洲人从痛楚中学会了承认分歧，用各种手段缓和对立和紧张关系。这种共同遭遇和共同命运造成了欧洲人要共同去塑造政策的意识。这是欧洲特性的标志。
　　在这方面，瑞士的穆士格与哈贝马斯意见一致。穆士格说，若问欧洲是什么，就像向历史上一位智者询问“时间是什么”一样，不问倒好像还知道，而一问反而不知道了。穆士格认为，欧洲作为一个拥有共同历史记忆和经历的共同体，其特殊性就在于，正是这些曾使欧洲从根本上分裂的记忆，又把欧洲人联系在一起了。他以德法关系为例认为，欧洲人在付出了代价之后，学会了互相缔造和平，而且把这个作为永久的对欧洲承担的义务。他说，欧洲的经验告诉它，“反恐”战争只会制造出比它能战胜的更多的敌人，最后自己也将被列入它宣称要消灭的祸害之列。
　　哈贝马斯列举了两个事实，说明欧洲在世界上具有捍卫某种全球政治秩序的资格。
　　其一，欧洲联盟已经成为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形式；其二，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早已成为榜样。既然欧洲成功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它就能够迎接新的挑战，即推动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哈贝马斯总结了欧洲和美国在价值观方面的五大区别。其一，欧洲人相对而言更加相信国家在经济生活方面的组织和调控能力，对市场的作用持怀疑态度；其二，对技术进步并非持无条件的乐观态度；其三，重视确保福利国家制度，赞同社会各界互相帮助；其四，难以容忍对人行使暴力；其五，希望建立一种
　　多边的、由法律调节的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的框架内有效地实行世界范围内的“内政政策”。
　　以对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持激烈批评态度而闻名的美国女作家桑塔格，今年10月在接受德国书商和平奖的颁奖仪式上，论述了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历史渊源。她指出，尽管美国从文化上说是一个“新欧洲国家”，但是，正如法国学者、政治家阿列克西斯·托克维尔和英国作家戴维·劳伦斯分别在19世纪和20世纪所观察到的那样，虽然作为“欧洲的孩子”，但是美国倾向于埋葬欧洲的权力，成为欧洲的对立物。她认为，美欧在二战后的盟友关系和政治上的一致很“可能”是一种例外。美国自认为是欧洲的救星，指望欧洲永远感谢它。这样，就呈现出一种“欧洲和美国文化上从未像现在这样相像，而它们的分裂却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深”的局面。（上）
（本报柏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