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来源不明”成为“避罪港湾”

第13版(民主和法制周刊)
专栏：法治论苑

莫让“来源不明”成为“避罪港湾”
沈峰
　　我国刑法对“贪污、受贿罪”的处罚力度要远远大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前者可以判处“极刑”，而对后者的规定则是：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那么，对两个罪的量刑反差如此之大，会不会有人趁机钻法律的空子？
　　据报载，山西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原局长由于300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其妻赵青梅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免予刑事处罚。
　　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在被发现其财产或支出超出其合法收入时，如超出部分是贪污所得或受贿所得的，数额超过10万元的，就有可能被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乃至极刑；反之，财产来源不明、难以查清的犯罪所得，其最高刑罚也就只有5年有期徒刑。可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过轻。
　　在当前公布的腐败案件中，有相当多的腐败分子不约而同地得了“健忘症”，对贪污受贿的不义之财想不起来、说不明白，最终戴上一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罪名。这个罪名好像一个筐，将腐败所得分出一块装起来，甚至远远超过其他犯罪所得，使得其他犯罪的量刑相应较轻，即使数罪并罚也没有多少分量。实际上，“财产来源不明”成了“避罪港湾”，不能有效地打击腐败。
　　诚然，确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罪名以来，在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惩治腐败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司法实践中，该罪名已不能完全适应反腐败斗争的需要。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夫妇，非法所得折合人民币2000多万元，其中受贿仅200多万元，而来源不明的财产达1800多万元。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湖南省“三湘女巨贪”蒋艳萍、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都存在类似情况。
　　人民群众希望的和法律所要求的是除恶务尽。既然是非法所得，司法机关就应当进行深入细致的侦查，尽量查清。是贪污、受贿就得按贪污、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决不能放纵贪官，让他们钻空子，逃避法律应有的制裁。
　　笔者认为，加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不仅符合法治精神，也会促使犯罪嫌疑人能如实全部交待问题，更会取得积极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