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挂大车
第14版(大地·文艺副刊)专栏:
一挂大车
王田
乡下人管一辆马车叫一挂大车。我当年在乡村小学任教时,有一段与它难以忘怀的故事。
三十七年前暑假的前几天,学校已经放学了,可能由于天太热,或者是过度的疲劳,我突然病倒在教室里。症状是头晕、乏力,继而恶心、呕吐。家住在学校附近的赵老师急忙把我搀扶到他家里,并吩咐一个同学去找大队卫生员。赵老师的夫人忙沏了一碗糖水给我喝。然后,让我躺在炕上休息。不一会儿,赵老师家里就聚集了不少乡亲,连生产队长也来了。大队卫生员赶到后,又是给我量体温,又是看舌苔。根据症状,他说可能是中暑,让大家不要着急……乡亲们似乎不太相信这一诊断,这个说,应该到公社卫生院看看;那个说,干脆套车把大夫请来。生产队长手一挥:“咱们都别瞎嚷嚷了,赶快套车送王老师到公社医院……”
我当时虽然觉得头脑昏沉沉的,但乡亲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挣扎着坐了起来。赵老师和乡亲们赶紧把我扶上马车,跟去的有六七个人。
那是一挂三匹马拉的车,车上还铺着两床厚厚的棉被,乡亲们让我躺在被子上,枕着枕头。只听车老板一声吆喝:“驾——”那三匹马便在乡村的土路上跑了起来。
一路是急促的马蹄声,一路是焦虑的说话声,到了公社卫生院已是繁星满天了。我能感觉出那三匹马已经跑出了汗,因为我闻到一股股汗的气味儿。乡亲们扶着我走进卫生院小小的诊室,七嘴八舌地喊着:“大夫!我们王老师病了,快给我们王老师看看!”“我们王老师吐了,发烧……”值班医生对这种喧闹的场面似乎早已习惯了,没有像大城市医院的医生把陪同来的人们统统赶出去。他让我坐下,一面给我量体温,一面听我主诉。接着是听诊、测血压。忙活完了,他对站在一旁的乡亲们说:“你们放心吧,他这是中暑了,吃些药,休息休息就会好的”。说着,给我开了一些霍香正气丸之类的药。乡亲们替我拿了药,又找来水,看着我把药服下去。他们这才放心地把我扶回大车上。
车老板儿神气地甩了一下手中的鞭子,喊了声“驾——”,三匹马又打着响鼻儿,撒欢儿地跑了起来。那车檐板“吱嘎吱嘎”地响着,车上的铃铛也“叮当叮当”响着,伴随着乡亲们的说笑声……组成了一支多么美妙的小夜曲呀。
我躺在车上,精神似乎好了许多,睁开眼睛,望着乡亲们那一张张纯朴、憨厚、可敬可亲的脸,我流泪了。我在想,假若他们得了这点小病,会这样兴师动众套上马车跑十几里路来看医生吗?可是,他们对我,一个城里来的下乡知青,一个代课老师,却是这样关怀备至,怎能不让我流泪呢?
从那以后,我对大车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1969年我参军离开了学校。可是,我无论走到哪里,不管是“野营拉练”、“助民劳动”还是“抗洪抢险”、“军事演习”,每当我听到马车的铃铛声,眼前就会浮现出当年乡亲们的音容笑貌。每当有马车经过我的身旁,好像那就是当年拉我看病的那挂马车,我总要多看它几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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