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兼容·创新——新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发展描述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总结·兼容·创新
　　——新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发展描述
　　张兴成
　　历史每翻开新的一页都会引发人们创造的冲动，梳理近三年来中国文艺理论的总体走向，我们可以看到，总结与反思上个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历史状况，面对全球化挑战，如何在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建设有民族性、世界性与当代性的理论品格，这些问题构成了新世纪中国文论的总体脉络，围绕这些问题，中国文论在历史与现实中展开了新一轮的身份书写和定位。
　　值得称道的是，近几年对于百年来中国文论史的反思与梳理这一课题，我们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其中大部头的百年文论史著作就有好几部，如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包忠文继《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之后又主编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庄锡华的《文艺理论的世纪风标》等等。一些国家级的重大课题也围绕着百年文论史问题在进行着，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主持的“20世纪中国文艺学学术史研究”，北师大的“中国文学思想回顾”研究和“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形态”研究等。大量的学术论文纷纷见诸各种文艺报刊，并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对于百年中国文论史的反思与梳理，有一个阐释框架值得我们重视，那就是现代视野。可以说百年中国文论史实际上也是一个中国文论的现代化史，因此，不少论者对于20世纪中国文论的思考是集中在“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问题上的。从1996年厦门大学的杨春时、宋剑华发表《论20世纪中国的文学近代性》开始，到1999年钱中文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关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讨论可以说蔚为大观。不少论者认为，从现代性角度来阐释20世纪中国文论能够打破以往单纯的政治化思路，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视野来认识中国的现代文艺思想和理论流变，在最大限度地拓宽了文学研究边界的同时，导致文学研究成为文化研究。当然，也有相当的论者对文学理论研究的现代性话语提出批评与质疑，但不管怎么说，随着问题的深入与理论的不断完善，关注现代性的普遍性与历史性、多元性价值的关系，现代性与民族性，成为21世纪重要的理论问题。
　　全球新的现实背景下当代文艺理论面临的挑战。中国加入WTO之后，与全球的互动不断加强，全球间的文化影响和交融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成为一个现实境遇。面对全球文化影响的挑战与机遇，在世界化与民族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传统化与现代化、中国化与西方化的种种冲突与矛盾中，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论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围绕这些问题与挑战展开的理论思索与理论建构成为了近几年中国文艺理论的中心论题。
　　从整个文学命运的角度来看，不管是中还是西，全球间的文化影响和交融对文学意味着什么？自从1997年《文学评论》发表文艺理论家米勒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一文以来，这似乎已成为一个跨民族、跨文化的普遍性问题。米勒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出发点，认为随着国际互联网的扩张，依赖于印刷机和出版商的文学时代将走向“终结”，在一个电信化时代，文学、哲学、精神分析，甚至情书都会消失。也许米勒的隐忧不无道理，否则，他的预言也不会在中国文论界引发一场关于“终结”话题的讨论。不管文学是否会走向终结，但新传媒方式和新的技术条件对文学带来的影响却是不可置疑的。面对图像文化、视觉文化和网络技术对现代人的生存状况的改变，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虽然不会消失，但至少在表达方式、生存空间和生产机制上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这些问题正亟待我们去进行理论分析与反思，这已经成为近期全球化给文学带来的挑战之一。
　　2001年11月《文艺研究》编辑部和文艺报社、武汉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时代文艺的发展问题”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就高新技术时代文艺的发展方向及其特征、网络文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对文艺功能的深刻影响、时代与艺术发展的矛盾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研讨。《江汉论坛》
　　也在2002年推出一组“高科技时代中的文艺学”笔谈，就高科技时代中的技术理性与文学思维的关系，高科技时代文学功能的变迁，高科技思维对文学中的美学批评提出的挑战，高科技给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带来的变化等现实问题进行了交流。
　　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新的转变。对西方文论的引介与研究在新世纪没有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的激动与纷繁，但多了一些理性的选择与反思的勇气。由于有着一个世纪，尤其是近20多年对西方理论的全面学习与传入，到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理论思潮基本上已经跨入中西同步的状态，当然，对于西方传统理论的研究还远不够，而且这方面的研究现在一直在进行，怎样把以前的夹生饭真正消化掉，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努力。
　　今天中国文论界最流行的研究范式也正是西方当代流行的，即文化研究。这种文化转向并非以往的文化学对文学研究的渗透，而是由于消费主义带来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大众文化的流行，以及新技术带来的视觉文化、传媒文化的扩张，文化商业化、跨国化、政治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等原因，这表明全球化对中国的文化冲击在加剧，需要我们作出相应的理论反思。另一方面，从文艺理论自身的发展来看，文化研究体现出多维的、多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思路，打破了以往单一的研究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过去许多理论的不足，这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无疑是一次文学范式与视野的大大拓展。
　　近年国内对文化研究的理论译介和研究、实践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有些学者的研究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组织了专门的文化研究笔谈。一些刊物、网站和出版社，都出版了大量有关文化研究的重要的西方理论著作，系统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国外一批经典的文化研究著述，刊发了国内文化学者和专家关于审美文化、消费文化的引介与研究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戴锦华在文化研究的理论、教学与实践上取得了较大的影响，其代表著述有《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等。另外刘禾的《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性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等都是近年国内出版的文化研究方面的力作。
　　2001年6月由《文艺研究》编辑部和美国西东大学、文艺报社、武汉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当代流行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与会学者就当代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新的文化格局，及其所具有的社会学、美学、哲学、文学、历史学和文化学方面的意义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并在《文艺研究》发表了一组笔谈。由于图像正在改变着这个世界，改变着人们的基本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出现了“摄影文学”、“电视文学”、“视觉文学”等新的艺术样式。对此，也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摄影文学和视觉文化的理论著述，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在2002年第12期推出了“摄影文学与视觉文化研究专辑”，收录了近40篇论文，对摄影文学的现状、特点，以及摄影文学对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摄影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文艺报》还专门设置了“摄影文学导刊”栏目，发表了大量关于摄影文学的理论与批评文字。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重新定位与创造性发展。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也走向了“历史的终结”，相反，我们看到在全球化大潮中，马克思主义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批判力量，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都具有巨大的阐释力度和理论针对性。对于中国来说，社会现实的新发展，为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命题和理论创新提出了要求和挑战，如何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重新定位并进行创造性发展，已经成为新世纪中国文艺界的一个重要问题。
　　董学文认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生命与灵魂，当前，“文化研究”是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派的一个长项，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有机成分和不断更新的增长点。创新必须注意科学性，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独有的立场和方法论特点，必须提供人们把它当作相当彻底、严整的意见与研究的特性。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具有的实践性、民族性品格和时代性原则要倍加珍爱，需进一步充分展开和发扬光大。陆贵山也认为，要努力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民族性、世界性与当代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在交流和对话中不断地发展、创新，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当代中国文学应该确立体现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价值取向。张炯通过回顾20世纪后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成就与问题指出，面向21世纪的挑战，建构、完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和倡导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的文艺批评，是历史赋予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的使命。2002年10月，由《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四川社科院文学所、四川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人民美学与现代性”学术研讨会在重庆举行，与会者就重提“人民性”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建构“人民美学”的理论困境、人民美学的历史、人民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人民美学的建构与发展方向、人民美学与现代性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冯宪光认为，重提人民美学就是要告别西方的自由主义美学，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人民美学的道路上来，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美学的重要问题。
　　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历史进程是展望、发展21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经历了一个激烈的蜕变过程，这是一个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关键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不管是从内容到形式，还是从问题到方法、立场，从范畴到话语模式、理论体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因此，梳理与反思20世纪的文艺理论必将是一个艰苦而长久的学术工程。梳理是为了明确过往的路程，反思是为了展望未来的前景，让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再创我们中国文艺理论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