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情通报”的价值

第10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时代新语

“警情通报”的价值
盛若蔚
　　新近，武汉出了件新鲜事：警方每周一定期推出“警情通报”，通过新闻媒体公布全市一周来的刑事、治安、交通、消防等方面警情，指出案件多发地带及突出案件类型，提醒市民做好安全防范。
　　天气预报常听，“警情通报”罕见，其价值值得一说。
　　在有些人眼里，警情事关一个地区的安全度和稳定指数，当尽量保密，以免泄露出去引发不稳定因素和恐慌，有些地方甚至担心因此吓跑了投资者，破坏了投资环境。武汉的做法，一方面说明治安状况良好，一方面说明警方心中有数。
　　其实，将人们身边发生的事适当公开告知，并不一定引起“恐慌”。迎战非典时，党中央、国务院的果断决策就是有力的证明。今年3月，发生在杭州一学校的爆炸案的经过也可佐证。当时，爆炸发生后不到4小时，市公安局等机关就通过新闻通报会，向外介绍事件发生经过及善后处理情况，并回答记者的提问，使公众情绪很快稳定。此外，一些推行“警情通报”地方的反馈显示，此法行之有效，不仅没引发“混乱”、“恐慌”，反而颇得人心。
　　警情定期通报的益处是明显的，它使警方在加强管理、注重打击的同时提高了服务意识；体现了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有利于公众对警方实施有效监督；人们的生活更安全便捷；有利于公众积极协助警方工作……
　　当然，信息披露行为不独“警情通报”一种，譬如一些地方推出的“病情通报”、“文件公开阅览”等，都将相关信息予以发布。这都值得肯定，但更重要的是，这些行为应当更上层楼，做到规范化、制度化。
　　我国有关法律法规早就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公民有权知悉行政机关的公务信息。而大多数的信息公开行为是由发布方来设定的，那么，发布什么？怎么发布？周期如何？在目前条件下，普通公众还没有什么手段加以干预。行政机关发布的信息往往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为使信息发布避免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行政机关在发布信息时应当及时、全面、准确、定期。这是依法行政的内在要求，更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体现。
　　因此，有必要在大力拓宽信息披露范围的同时，加快信息披露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步伐，使行政机关的信息披露从自发的、短期的、不确定的行为，逐步过渡为长效机制，用制度的刚性来保证其运行。从这一意义上说，类似武汉定期“警情公开”的信息披露行为开了个好头，但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