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老师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忆我的老师
王火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的租界沦为“孤岛”。我从1938年年底到1942年夏，在“孤岛”上海的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攻读从初二到高一的课程。
东吴附中本在苏州，因为抗战沦陷，才迁到上海租界里上课。在我上学的这个阶段，教国文的老师有程小青和范烟桥两位先生。他们当时都是有名的作家。我们做学生的是怀着敬慕的心情听课的。当然，那时我并没有想学他们做作家的打算，但后来走上了写作的道路，恐怕也不能说同这两位老师的启蒙没有关系。
程小青教我国文课时，大约四十六七岁，头发虽稍稀疏，但精明强干，匆匆来上课，下课后提着他的黑色公事皮包匆匆又走了，显得整天忙忙碌碌。由于他写的《霍桑探案》当时我们都多多少少读过，所以同学背后都叫他“霍桑”。当时，我和一部分同学都很想听他讲讲作家的事。作家，对我们这些年轻学生来说，显得神秘有吸引力。但偏偏老师是忙人，在课堂上讲课时又从不爱涉及自己。他和蔼可亲，不摆架子，告诉过我们他在上海当学徒如何贫苦、如何刻苦自学的往事。记得我曾问他为什么要写《霍桑探案》，他回答：我想提倡用科学的侦探方法破近代案，平民百姓中的冤案很多。那时，同学中传说程小青很有本事，巡捕房里遇到疑难案件也请他去做参谋，所以我也好奇地问过他这些情况，并问他：你是不是就是霍桑？印象深刻的是他当时笑着摇头，说：“呒没格种事（没有这种事）！”
程小青教课不是很精彩，只是称职而已。但他主持过一次全初中部的作文比赛，给我留下较深的记忆。作文比赛的题目是《在“孤岛”上的感想》。这当然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题目。我当时就把抗战同这题目联系起来写，抒发了在“孤岛”上的苦闷和对未来抗战必胜的向往。结果，得到了第二名，他发给我一张奖状，使我对动笔写作更有了一些信心。
大约就是在那两年，我读遍了自己那套上海世界书局集印的《霍桑探案袖珍丛刊》，好像有三十册，对程小青塑造的“中国的福尔摩斯”——霍桑有了深刻的印象。平心而论，霍桑探案有模仿福尔摩斯探案的痕迹，不如柯南道尔的作品精彩、诡异，但反映的是中国的社会世态及人物。那一大套书早已失落，只是那六七十个侦探故事有的至今仍记得。这些小说在逻辑推理、机敏灵活、了解社会生活等方面都给过我营养。
日本帝国主义者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孤岛”这时也沦入日寇手中，当时，风闻日寇要控制学校，进行奴化教育。东吴附中遂决定停办。但爱国的老师们既拒绝为日伪效力，也要使青少年继续有上学的机会，他们就改头换面办了一个“正养补习学校”。学生和教师还是东吴附中的原班人马，范烟桥为校长，程小青仍做国文教师。因为他名气大，怕引起敌伪注意，他改名为程辉斎。当时，教师们的这些做法，引起我莫大的钦敬。这个正养补习学校其实相当于正规中学，为何取名“正养”呢？是因为东吴大学和附中的校训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将这两句校训的前句五个字中摘用了“正养”二字，寓含了爱国心，勉励大家要正气凛然。
我在正养补习学校上到1942年7月，读完了高一课程，当时东吴附中的美籍教师文乃博和许安之已被日寇送进集中营。“孤岛”陷入了黑水洋中，生活水深火热。为了脱离沦陷区去到抗战大后方，我从上海经南京到安徽，过日寇封锁线到河南，从陕西入四川。历经危难，秋天抵达重庆。从那以后，就不知程小青先生的情况了。直到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了上海，打听到程先生和范先生都回到了苏州定居，对于自己曾受教并尊重的老师，做学生的总是牢记在心的。那时，我仍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但兼了重庆《时事新报》特派记者，常在上海、南京采访。我去信苏州东吴附中请转信给程先生问好。不久，果然收到他亲切的回信，并赠我《新侦探》一本。我曾有心到苏州看望老师，可惜当时极忙未能抽出时间去苏州。他送我的这本刊物后来遗失，他的信件也由于我萍踪飘泊而未保留。
新中国成立后，他是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江苏省委的常委，又是省政协委员，并且参加了江苏作协的活动。但当时批判“鸳鸯蝴蝶派”的矛头也连带指向着他。听说他生活得并不顺心。其实“鸳鸯蝴蝶派”是一个以主张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为标帜，在旧中国文坛上发生过较大影响的文学流派，作为现代文学发展长河中的一段波浪，它也代表着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文学动向。这种作品对于为我们认识当时的现实和非革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直观文学资料，是构成现代文学这幅画面上不应缺少的一个部分。
程小青实际是我们中国翻译、引进、创作侦探小说品种最多、倡导侦案小说最有力，被称为“中国侦探小说家”之“第一人”的一位作家。他还是以比较认真的态度对侦探小说这一样式下功夫做过一些理论上的探求和阐述的人。所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知道他调离学校，让他去专业写作，我认为是很对的。他终于中止了搁笔，先后写了《大树村血案》、《她为什么被杀》、《生死关心》、《不断的警报》等小说，走的仍是侦探小说、惊险小说的路子，目的是想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公安战士同暗藏的阶级敌人英勇斗争的生活。此外，我在《人民日报》、《文汇报》、《雨花》等报刊上也读到过他写的散文、杂文，这使我很为这样一位老师高兴。我在有一年的春节曾给他写过一封信贺年，也收到过他的回信，从信上看，他的情况是不错的。
我是1961年夏季从北京去山东工作的，自己生活不安定，那个时期人际关系也不正常，于是，同程小青先生既未通信更未联系。1966年“文革”开始，作家几乎无例外一律都倒霉，我当然也受冲击。在自己倒霉时也常想起程小青和范烟桥两位老师。直到1972年秋季，我被解放，携两个儿女去江南探亲访友，到苏州后，打听程小青和范烟桥两位老师的情况。有人告诉我：“早不在苏州了！”再想打听详细情况，竟打听不到。我那次去苏州，是怀着怅然若失的心情离去的，真是“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了！
若干年后才知道：程小青先生1962年就离苏州去北京居住了，似乎仍用的是“程辉斎”的名字。1976年10月2日在北京病故，终年八十三岁。“文革”中程先生遭遇如何？弄不清。他逝世时，则在“四人帮”被逮捕覆灭之后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