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与现实精神的共振——评电视连续剧《延安颂》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革命历史与现实精神的共振
——评电视连续剧《延安颂》
李准
　　40集电视连续剧《延安颂》是中央电视台、中央文献研究室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共同推出的一部重中之重的优秀之作，是创作者们向党和人民献上的一份深情厚意。
　　看《延安颂》的完成片，我始终沉浸于少有的兴奋和激荡中，在感受巨大的精神震撼和审美愉悦的同时，不由地想起了杜甫《望岳》中那两句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艺术创作当然不可能有最终意义上的顶峰，但它可以而且应当有一个时代的思想艺术的制高点。我以为，《延安颂》就是一部登上了当前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思想艺术制高点的力作，是继《长征》之后又向前迈出新的探索步伐的一个重要收获。
　　胸有全局，举重若轻，是《延安颂》的首要艺术特征。党中央到延安的前九年，中国历史头绪纷繁、变化频仍，整体反映它一向被视为畏途，但编剧王朝柱是个例外。由于他既能占有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又能站在当代思维的高度实现从历史思维向审美思维的转换，从而在一部《延安颂》中，第一次真实地艺术地再现了包括党领导全民抗战、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斗争、党自身在艰难中走向成熟、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在全党的确立等方面在内的前所未有的宏大的历史内容。由于创作者站到了吃透全局的制高点，因而对每个局部的审视和表现都能举重若轻，全剧谋篇布局从容不迫。比如，全剧直接写战斗就有直罗镇、山城堡、平型关、阳明堡、广阳、黄土岭、冀中游击战、百团大战等几十次，都能从各自在全局中的地位加以把握，凸现特点，以简当繁，形态各异，相映成辉。片中写到的重要会议也有瓦窑堡、洛川、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七大、延安文艺座谈会等几十次，或实写或虚写、或侧写或略写，都能从全局高度抓住要害，收到以一斑而窥全豹的效果。发生在那十年中的著名历史事件，从红军东征到共产国际解散、从西安事变到开罗会议，有近百个事件在剧中得到了生动反映，这更显示出创作者全局在胸、举重若轻的非凡功力。特别是描写诸如叶挺、卫立煌、黄炎培、梁潄溟、丁玲、冼星海、萧军、陈嘉庚、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戴维斯、赫尔利等众多中外名人在延安活动的戏，因创作者能高屋建瓴地审视和提炼，都写得看似信手拈来、随意挥洒，实则匠心独运、摄魂传神，大大丰富了全片的人文色彩和史诗内涵。
　　居高临下，把历史的难点拍成了艺术的亮点。延安九年中的有些事情，如中央对西安事变的方针的形成过程、洛川会议、十二月会议、长江局、张国焘问题、王明问题、关放许世友、黄克功事件、“抢救运动”等，因情况复杂和意见分歧，长期以来是敏感的创作难题。但《延安颂》的创作者却敢于迎难而上。由于他们从整体上深入把握了这段历史的本质并长于审美转换，对这些敏感点的艺术表现都可谓分寸得当、角度巧妙，既增强了全剧的揭秘感、真实感，又从独特视角讴歌了党的伟大。比如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与张国焘、王明的冲突，只抓住关键环节点出分歧的实质，不去写更多人在冲突中的站队，而是以较多篇幅从人格对比中揭示张、王二人在错误中不能自拔的原因，写得令人信服，更引人深思。又如对关放许世友的描写，创作者在牢牢把握这一事件的独特历史底蕴的基础上，用极洗炼的方法把关审许世友的复杂原因和具体经过一笔带过，集中去写许世友对毛泽东态度的转变。特别是毛泽东批准许世友带枪去见他的那场戏，在毛泽东博大胸怀和自我检讨的感召下，原来说过“姓毛的你不是好人”的许世友扑通一声双膝跪地：“主席，我许世友这一生就跟定你了！”这重重的一笔，就像一把巨斧，一下子劈出了毛泽东和许世友这两个顶天立地的形象，那团结奋斗的共同心声更让人热血沸腾，给观众以极大的震撼和感染。其他像在黄克功事件上主要描写毛泽东如何在矛盾中保持清醒，在抢救运动事件上突出表现毛泽东发现扩大化问题后带头讲话纠正，脱帽鞠躬请大家原谅，都是用局部观照全局，写得很有智慧，精彩而又动人。凭借勇气和智慧，把历史评价上的难点写成了艺术创作中的亮点，这经验格外令人高兴。
　　总揽历史发展潮流，赋予领袖形象塑造以更丰厚的社会和文化内涵。正如一位哲人所说：作为文艺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他们行动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里，而是从那把他浮在上面的历史潮流里汲取来的”。革命领袖形象的塑造更是如此，因为领袖本身就是由历史潮流造就的。《延安颂》的优势就在于，它从制高点上对历史潮流的整体把握和多重揭示，为毛泽东等领袖形象非凡人格魅力和丰富内心世界的揭示提供了至为深厚了的历史依据。
　　这使它从根本上区别于为写性格而写性格的肤浅做法，也超越了已有的重大题材作品。人们从剧中看得很清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何以能及时实现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方针的转变？固然是出自他们的远见卓识，可说到底则是中华民族命运要求在领袖身上的反映。在统一战线过程中，毛泽东为何能顶住共产国际的压力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这无疑与其喜欢挑战的性格有关，而其力量源泉则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支撑。一向敢于碰硬的毛泽东，为什么对顽固坚持错误的张国焘和王明却一再等待？这说明毛泽东的性格在磨炼中走向沉稳，但终极原因却是维护党和军队团结的时代需要。凡此种种，由于历史潮流与伟人性格的内在联系的多方开掘，剧中描绘的毛泽东的挑战性格和忧患意识、他那特有的坚韧和智慧，不仅格外真实可信，而且充满审美张力。乃至像毛泽东与贺子珍分手的描写，也因将其置于东西方文明撞击、传统与现代交替的潮流中加以审视，就使它超越了一般的性格冲突的刻画和具体是非的评判，而写出了一种真正的人性深度和崇高的文化意味。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等形象的塑造成功也提供了相似的启示。
　　综观全剧，其历史文化内涵的博大与深厚、革命历史与当前现实的精神共振点的有力打通、领袖形象特别是毛泽东形象塑造的艺术突破、宏大叙事与精彩细节的相得益彰、二度创作各环节的高标准乃至全剧史诗品格的追求，都是此前重大题材作品中所少有或没有的。它的成功标志着创作者们对重大革命历史影视剧创作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了新的自觉。在此制高点上，回顾二十多年来重大题材影视剧创作走过的历程，审视探索前进中的成败得失，犹如登上泰山南天门回望上山的路一样，看得格外分明，有豁然开朗之感。认真总结其成功经验，会帮助人们满怀信心地向更高境界攀登。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