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专家——器官移植还应辅以脑死亡立法

第5版(视点新闻)
专栏：热点解读

　　法律专家——
　　器官移植还应辅以脑死亡立法
　　本报记者 苏显龙
　　对于深圳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立法的举措，法律专家普遍表示赞赏，他们同时指出，推动器官移植的发展，还需辅以脑死亡立法。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研室主任薛瑞林教授认为，深圳的《条例》为我们的立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但将活体器官捐赠对象限定为器官捐献者的近亲属，有一定的局限性。
　　他说，人体器官不是法律上的物，不具有财产性，不能交易。但遗憾的是，我国现行《刑法》对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并没有作出禁止性的规定，根据刑法罪刑法定的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就给买卖器官的违法者以可乘之机。因此，我国迫切需要法律对此加以规范，但对买卖器官的违法行为打击到何种程度，应慎重。在犯罪构成上，要把握以赢利为目的的主观要件及买卖的条件问题，过宽过严都不好。
　　他认为，要满足大量患者对器官的迫切需求，只能像血液一样，通过捐献来实现。深圳这一《条例》的颁布，将为我们立法提供一个很好的范例，其中禁止人体器官买卖的规定，对规范目前的人体器官捐献具有重要意义。但将活体器官捐赠对象限定为器官捐献者的近亲属，虽然立法者的本意认为可以限制器官买卖现象的发生，但这样的规定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国有大量的患者急需器官移植，而亲属捐献器官因种种原因所占比例又很小，当市场供求不对称达到某种极限时，买卖器官的现象自然会应运而生，更易引发犯罪。因此，人体器官捐献应扩展到整个社会，多呼吁从死体移植，这才是为病人，也为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有关部门和媒体要倡议公民（特别是已判死刑待决的犯人）采用订立遗嘱的方式，表明死后如何处置自己身体器官的意愿。我觉得日本1997年10月的“器官移植法”值得我们借鉴。如规定愿意在被断定脑死亡后提供器官的人，在生前进行登记并填写自愿卡，一旦发生不测，在直系亲属同意的情况下，医院可对其器官进行移植。这样，“民事权利自主”的法律精神才能得到实现，公民的民事权利延伸到死后仍可以继续受到法律保护，才有助于保障有充足的器官来源提供给病人。
　　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杜凤涛也强调了推动“脑死亡”立法对发展器官移植的重要性。他说，人体器官捐献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死亡标准的界定。《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医师自遗体摘取人体器官，必须经其他两名以上医师判定捐献者确已死亡后方可进行。判定捐献者死亡的医师，不得参与该人体器官的移植手术。
　　按照我国现行医学、法律上的标准，以心跳、呼吸停止来定义“死亡”，但按这一死亡标准，所捐献出的器官大多失去了使用价值，达不到医学使用标准，只能作为医学研究的资料。因此，制定“脑死亡”标准对器官移植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但如以脑死亡为死亡标准，脑死亡者的器官移植给他人如无法律保障，稍有不慎便可能将可以挽救的生命定为脑死亡。脑死亡也有可能被一些人利用来进行医疗谋杀或谋取不正当利益。
　　他强调，我国目前制定一部脑死亡法尤为迫切。我国法律界有关人士一直在呼吁加快制定器官移植法和脑死亡法，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法律：前者将为禁止人体器官买卖提供法律依据；后者将缓解目前的器官供求矛盾并提高移植器官的质量和手术效果。据了解，我国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对这一法规进行规划，甚至划定了基本标准，而法规的出台仍需要时间的酝酿和实践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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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器官移植的探索始于20世纪初，成熟于20世纪80年代，迄今已在全球广泛应用。据全球移植中心名录统计：全球已有70余万身患不治之症者通过器官移植获得第二次生命，其中肾移植存活最长者已达37年、肝移植最长达30年。
　　目前我国器官供求严重失调，例如：我国大约有150万尿毒症患者，但每年仅能提供4000—5000例肾移植手术；有400万白血病患者等待骨髓移植，但全国骨髓库的资料仅3万份。许多危重病人因不能及时得到器官移植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