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丽尼的情谊

第15版(大地·文学副刊)
专栏：

　　巴金与丽尼的情谊
　　郭梅尼
　　巴金伯伯是父亲（丽尼）的老朋友。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父亲在上海参加“左联”，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当时，他翻译了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一些名著，创作了《鹰之歌》等许多散文作品。在1935年，他与巴金等人创办了当时十分著名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化生活丛刊。
　　从小，我就常常听到父亲和母亲谈起巴金伯伯的事，说巴金又出什么新书啦，巴金结婚啦……有一次，姐姐到重庆去，回来讲起巴金伯伯的事。说巴金伯伯可喜欢他的小女儿了。巴金伯伯总是伏在桌前写作。萧珊阿姨不在家时，小林妹妹一哭，巴金伯伯就去把她抱过来，放在膝盖上，接着又继续写作。他一手搂着小女儿，一手拿着笔沙沙地写着，嘴里还“啊……啊……”地哄着孩子，腿像摇篮似地抖动着……
　　几十年了，这个形象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不仅看到一个勤奋笔耕的作家的形象，更看到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巴金伯伯。
　　1956年夏天，我出差到上海，爸爸让我去看望巴金伯伯。我来到武康路巴金的寓所。这是一幢带花园的三层小楼，园子里有许多花木，郁郁葱葱，恬静幽雅。巴金伯伯在一层的客厅里陪我聊天。他的小儿子当时可能还不满十岁，调皮地在旁边踢小皮球，一会把球踢到花园里，一会把球踢到沙发底下。巴金伯伯一边和我聊着，一边趴在地上，给小儿子捡沙发底下的皮球。我在一旁看着，心里十分感慨，读者只看到这位大作家的作品多么伟大，没看到他是那样普普通通，是那样慈祥。
　　巴金伯伯陪我聊了一个下午。当时我才二十一岁，年轻幼稚。可是巴金伯伯却非常平等热情地和我聊着，使我毫无拘束，非常随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以至于我竟然建议他“可以写些他熟悉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幼稚而又大胆，一个刚出茅庐的小记者、一个年轻的晚辈，竟然敢向这样一位大作家、自己父亲的朋友建议该写什么。可见巴金伯伯的平易、宽容，给人心理上多么舒畅的感觉。
　　晚上，萧珊阿姨叫了一桌菜热情地招待我，饭前，还让小林妹妹演奏一曲钢琴给我听。我们边吃边聊，我感到既热烈兴奋，又轻松欢快。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巴金伯伯和我们家都遭了大难：我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巴金伯伯也失去了他亲爱的妻子萧珊。“四人帮”一垮台，母亲便写信给巴金伯伯，诉说父亲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巴金伯伯很快给母亲写来回信，信中说：“我的问题也是几个月前才解决的。我相信对你们也会落实政策的。您有什么事情，可以写信给我。”同时，他还寄给母亲五十元钱，当时这是一笔不算小的数目。
　　果然，不久，暨南大学就给父亲平反昭雪。我和母亲、姐姐一起赶赴广州参加父亲的追悼会。那天，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和我们握手时说，我们看到巴金在《文汇报》上写的文章了。原来，在这次被悼念的人员中，父亲的名次原排在较靠后，开会那天，突然提到较靠前些了。我们开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读了巴金伯伯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的《谈〈春天里的秋天〉》一文才知道，巴金伯伯在文章中谈了我们家被“四人帮”迫害的情况，特别是对父亲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作用作了公正客观的评价。巴金伯伯在文章中写道：“听说郭（即我父亲）的问题至今尚未彻底解决，可能人们已经忘记了他。但是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不会忘记他在现代散文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他在三十年代写的三本散文《黄昏之献》、《鹰之歌》和《白夜》都还在我的手边，他翻译的小说《贵族之家》、《前夜》和他校改过的小说《罗亭》也都在我的手边。我会常常翻看它们。它们有权利存在。那么这个善良的人的纪念也会跟着它们存在下去吧。”后来，我看到出版的十几种现代散文选的版本，都选了父亲的散文，可能是因为巴金这个公正的评价起了作用吧。
　　巴金伯伯写这篇文章时，他刚刚“解放”几个月，手中没有权力。但是，他手中的笔，却像利剑一样。他用手中的利剑一般的笔，帮助我们这些遭受苦难的人解除了痛苦。
　　1980年的冬天，我到上海出差，又去看望巴金伯伯。我来到武康路巴金的寓所。这座经历了“文革”浩劫的寓所显得有些凋零，花园草木已经凋谢，寒风扫着地上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我感到有点凄凉。抬眼望望这栋小楼，小楼依旧，可是萧珊阿姨呢……
　　还是在一层的客厅里，我和巴金伯伯聊着。他显得有些苍老，满头白发，不时阵阵咳嗽。我感到这屋里有点冷，不禁问他：“怎么不安个铁炉子？那样会暖和些。”他说没有煤，买煤需要凭本供应。况且，三层楼的房子，这里暖和了，到二层还是冷。我感到忧虑，又感到无奈……
　　巴金伯伯不顾自己的身体，只是关切地对我说，他已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系好了，马上要出版父亲的散文选———《丽尼散文选集》。他写的一篇《关于丽尼同志》作为“代序”，让我写篇回忆文章放在书后面，还约了荒煤写的回忆和他以前写的那篇《谈〈春天里的秋天〉》一并附在后面。我听了既感动又感慨。父亲在世时，填所有的表格，只填自己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小说《贵族之家》、《前夜》和契诃夫的戏剧《万尼亚舅舅》、《海鸥》、《伊凡诺夫》五本书，从不把自己的散文著作写上。父亲去世后，巴金伯伯不仅对父亲的散文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而且要帮他出选集，使父亲的散文得以在读者中传播。后来别的出版社又陆续出了父亲的几个选集。巴金对人才的珍惜、对父亲的一片深情，真是难以言表。
　　我将《忆爸爸———丽尼》写好后寄给巴金伯伯。他替我改了几笔，又帮我寄给香港《文汇报》。文章发表后，他还非常负责地帮我联系稿费事宜。这一桩桩的小事，他都是那样尽心尽力。
　　记得这次在巴金伯伯家中，他还特意到二层书房里拿出他新出版的《爝火集》送给我，并签上名。临别时，巴金伯伯一定要送我。我拦着他说：“您身体不好，别送了，留步吧。”他执意要送。他拖着沉重的脚步送我走到大门口，看着他满头白发和苍老的身影，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1982年初，我收到刚刚出版的《丽尼散文选集》。双手捧着这父亲用心血编织的遗作，我激动得有些颤抖。翻开书的头一篇，便是巴金伯伯写的《关于丽尼同志》（代序）。我激动地读着读着，当我读到他写的日寇在桂林扔下燃烧弹那段时，热泪禁不住涌出来了……
　　巴金伯伯写道：“……下午我进城去找丽尼。我到了他住的那个旅馆，眼前只有一大堆瓦砾。他也来了。他想在瓦砾堆里寻找他的东西。有两三个老妈妈和中年人也在挖掘什么。他看见我，摇摇头说：‘烧光了！’……他的笑中带点苦味。我问：‘稿子呢？’我感到留念，又感到茫然。他说：‘反正现在没有用，没有人要，烧了也就算了。’……‘烧了也就算了’，短短一句话，仿佛给我迎头一瓢冷水。但是我摇了摇头，我说：‘不要紧，你再写，你写了给我寄来。’”
　　我几乎要哭喊出来：“爸爸，我可怜的爸爸……”我想起他怎样在上海的小亭子间里，吃着三分钱的雪里蕻咸菜，一字一句地翻译这些名著，天天译到深夜，穷得连包提神的香烟都买不起，可是，翻译出来的稿子却没人要，全都被日寇的燃烧弹烧光了……
　　后来，我们逃难到重庆璧山县。在那寒冷的冬夜，我们住的小土屋特别冷。深夜，我被彻骨的寒气冻醒，看见爸爸还坐在小菜油灯前写着，两根灯芯的微光，照着他瘦削的脸庞。那时，他才三十多岁，可是，沉重的生活担子和过度的用脑，已经使他过早地秃顶了。大概是太冷的缘故，他瑟缩着身子写着写着，不时用嘴呵呵热气，暖暖冻僵的手指，一字一句地翻译契诃夫的剧本……
　　读了巴金伯伯的文章，我才知道这些剧本原来的译稿被日寇的燃烧弹烧光了。后来在两根灯芯的微光下翻译的，是第二次重新翻译的译本。正是巴金伯伯给父亲出版了他翻译的这三本契诃夫戏剧集。
　　读了巴金伯伯这篇回忆我才知道，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父亲还是个文学青年时，是巴金伯伯发现了他。父亲的两本散文集《鹰之歌》、《白夜》都是巴金伯伯编印的。父亲翻译的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前夜》，也都是最早在巴金伯伯任主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直到父亲去世以后，巴金伯伯还在尽心尽力地为父亲出版散文选集。九十年代初，巴金伯伯身体已很不好，他还将父亲翻译的《前夜》和他自己翻译的《父与子》收在一本书里出版。译文出版社将书印出来后，巴金还叮嘱他弟弟李济生，千忘别忘了，书一出来就将稿费寄给我母亲。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二十世纪末，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从父亲还是个文学青年到他去世，巴金伯伯都一直关怀着父亲的文学生涯，编印出版父亲的作品。巴金伯伯对人才的珍惜、对朋友的忠贞，真是让人感动，让人崇敬。
　　巴金伯伯住院后，他的弟弟李济生叔叔常常写信给我们，传来巴金伯伯的消息。
　　二十多年来，我常常翻阅巴金伯伯给我和母亲的来信，读着巴金伯伯写的回忆父亲的文章，那一桩桩难忘的往事便涌上心头。二十多年来，我总是想再回上海去看望我的巴金伯伯，我思念他，我惦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