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育儿之虞看金融风险

第7版(国际专版)
专栏：

　　从育儿之虞看金融风险
　　周泓洋
　　家有乖乖女儿，不知如何喂养。
　　纷繁炫目的儿童食品，孩子贪吃，怕她营养过剩，长成“小肥猪”，不仅将来出嫁难，还有肥胖症危及生命之虞；青菜萝卜面糊糊，又怕营养不良，“输在起跑线上”。
　　由此，想起了金融业，在一定意义上，银行业的金融创新和政府的金融监管，实际与养孩子如出一辙——放任银行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担心出现风险；画地为牢严管银行运行，肯定趋于保守、影响经济活力，这是金融创新和监管的辩证法。
　　前几年，大家手里有点钱，想增值，只能存银行、买点股票债券、搞点保险什么的。于是，大家嚷开了“中国的金融业落后”。其实，当时的情况是最简单意义的“金融工具缺损”，其表现为，缺少可以灵活进行金融活动的渠道和办法。
　　近几年，买国债、炒股票、囤期货、倒邮品、购金币、按揭房子搞投资、小额投资炒外汇、大笔购入各类保险……中国金融业能够提供给中国居民的投资理财工具多了，居民离“金融”近了，是好事，但风险也走近了。对于金融这个专业性很强的行业，绝不仅仅限于一般居民所接触的那些业务，其间我们不了解的内容实在太多。
　　首要的问题就是“金融风险”。自固定汇率体系崩溃以后，国际金融市场经历了金融服务业的全球化、银行和证券业职能一体化以及金融创新（特别是衍生产品）三大主要发展后，银行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与日俱增，1995年2月巴林银行倒闭就是明证。
　　养育婴儿固然是复杂的，从事金融业更是件需要认真对待的大事。金融业是特殊的行业，一旦银行风险过了一定的界限，其危害巨大。一家银行的风险累积会形成系统风险，系统金融风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转化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进而引发社会政治危机，不仅会威胁一国政权，还累及周边和有经济关联国家的发展，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发展的严重倒退。
　　但是，风险和收益是相伴的。花旗集团前董事长沃尔特·瑞斯敦说过“生活的全部内容是管理风险，而不是消除风险”，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消除金融风险几乎不可能”。从金融业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金融创新与政府监管一直处于一种相互冲突的关系当中。
　　作为具有监管职能的政府，在金融风险冲击后，开始建立一系列安全机制，如建立联邦储备委员会、规定利率上限、严格确定各类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以限制过度竞争。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安全机制基本上反映了金融企业微观经营对宏观管理的要求，银行业一般都遵守这些监督。
　　作为追求利益的银行，面对通货膨胀等金融市场的变化，银行行为发生变化，为在竞争中求得生存，银行必须想方设法规避政府管制，通过金融工具的创新——搞个新东西，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为投资者和存款者提供便利，满足公众和企业对金融工具的需求。这有助于实现微观经济活动的最优化。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银行运营的风险开始加大，就需要政府与时俱进，出台新的监管措施，进行制度性创新，以配合市场性创新。如此循环，类似于喂养孩子——肥了，控制其饮食；瘦了，增加其饭菜——经济学家E·凯恩将这一过程称为“管制的辩证法”。
　　凯恩认为，金融机构对政府管制所造成的利润下降等局面作出的反应就是进行创新，回避管制，以便把约束以及由此造成的潜在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而政府对此的反应就是再次改变管制的手段和规则，以便重新在宏观上取得对金融活动的控制权。
　　乖乖女从呱呱坠地到亭亭玉立，终会长大，吃多和吃少，在于一个度的掌握；金融业从贝壳货币到经济血液，已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监管与创新，也在于一个度的把握。当然，最优的法则是：监管与创新的动态平衡。实现稳健的经营方针和健全的组织结构、恰当的职责分离、严格的授权与审批制度、独立的会计及核算体制、科学高效的管理信息系统和有效的内部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