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忆当年——访抗日华侨战地记者庄明崇（下）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烽火忆当年
——访抗日华侨战地记者庄明崇（下）
本报驻泰国记者 孙伟
　　徐州突围
徐州会战最高潮是1938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的台儿庄战役。
　　“台儿庄内防守主将是孙连仲部的池峰城师长。日军包围台儿庄，中国军队四方增援形成反包围，内外夹击日军，取得台儿庄大捷。池峰城师在庄内先挨打后出击，伤亡惨重，我和龙炎川前往采访池师长时，一路见到死尸遍地，伤兵呻吟不绝。我们爬上一辆被击毁的日军坦克拍照，后来刊登在曼谷华侨日报周刊上。战役期间我们采写了不少报道，通过汉口记者站发往南洋报界。
　　“正当我们陶醉在胜利的欢乐中，日军突袭徐州以西的砀山，切断陇海铁路，从西、南、北三面包围了徐州，只剩东面方向的连云港出海口。几十万中国军队面临反胜为败局面，各自突围。我们就近加入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关征麟将军的参谋处一同向西南突围。第一晚吃了不少苦头，情报不明，盲目乱闯，有两次误入日军火力射程内，灯光直照，机枪扫射，我们仓皇撤退。幸而敌军分散，不敢穷追，我们才得脱险。以后两天昼伏夜行，大部分时间奔波于河南、安徽交界的麦田里。最后遇到一支整编部队，乘他们的军车到信阳车站，改乘火车南下汉口，回到了自己的记者站。”
　　武汉历险
“徐州突围后，中国军队更处于劣势地位。所谓‘武汉保卫战’宣传大于实际，当局并不像徐州会战那样集结大兵团准备决一雌雄，只是尽量巩固武汉外围，争取经营重庆及大后方的时间而已。
　　“在敌机频繁的轰炸中，武汉军政机关逐渐向后方疏散。我们记者团本部也由张赫兹负责迁往桂林。
　　“日军由九江沿长江两岸迫近武汉，一路似乎没有遇到认真的抵抗，武汉于1938年12月25日弃守。我于23日从汉口乘一艘破旧渡轮西撤，船上挤满军眷、散兵和难民。其他团友则设法乘火车南下，我们的目的地都是桂林。
　　“我乘的渡轮当天傍晚刚到60里外的排铺，忽有两架敌机飞来，轮番轰炸扫射，船上顿时乱成一片。敌机明知这是一艘没有武器装备的民用船，仍肆意屠杀。幸亏船长临危不乱，尽快将船驶向岸边，活着的乘客纷纷跳水，挣扎上岸。这时天色已黑，寒风凛冽，随身带的简单行李物品都在混乱中遗失了。我穿着浸湿的棉军服，随着人群找到邻近的区公所。那一晚住在一户农民家里，好心的大娘替我把衣服里的湿棉花抽掉，连夜烘干后缝成一套夹衣裤。次日区公所为我和一位伤兵安排了一只小船，沿江进入洞庭湖，一直送到岳阳，算是脱离了险境。”
　　后方轶事
由岳阳辗转经长沙、衡阳，渡湘水到达桂林，庄崇明与其他团友会合。
　　“当时桂林有许多抗日救亡工作队和各类团体。我们常参加《大公报》范长江、《新华日报》陆诒领导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活动。武汉弃守后，变相的投降论等消极论调抬头，很多人担忧抗战坚持不下去。而范长江、陆诒等人的言论非常积极，令人振奋。
　　“桂林遭日军空袭已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救亡演剧队’的表演艺术家金山和王莹来看我们，他们正在筹备出国到南洋一带巡回演出，募捐抗战。这时空袭警报骤响，我们赶紧跑到附近岩洞躲避。金山安慰王莹说：‘别怕，有我在。’很有点大丈夫气概。
　　“如果记忆不差，桂林国民党《扫荡报》有一位查良镛先生，文章写得很好。谁知半个世纪过去，他竟成了香港的大儒商和武侠小说大作家金庸。我虽不认识查良镛，但对查家一直怀着感恩之心，因为我去昆明读书，就是金庸的大哥、西南联大教务长查良鉴先生把我编进联大预修班的。
　　“在桂林游荡了小半年，觉得已失去战地记者的味道，又经不住远在曼谷的父母多次来信催促，即珍重惜别沙场余生的记者团同伴，赴昆明求学。早在武汉就已熟识的著名作家、曾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白薇大姐为我给云南大学的楚图南教授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帮了大忙。楚教授是老一辈共产党人，非常爱护进步青年，他让我住在他家里，并积极设法为我安排学业。”
　　华夏情怀
抗战胜利前，庄先生回到阔别多年的曼谷，一面仍热心新闻事业，一面经营起佛事用的香烛生意。几十年来，他始终关心着中国的发展，在与一些华人老友聚会时，话题也离不开中国。
　　1990年他来中国旅游，专程到汉口去寻找华侨战地记者团本部所在的河街。河街当年毁于日军炮火，重建后已面目一新，如今那一带已无人知道河街的名字了。此后他又多次赴华游历，目睹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蓬勃发展，对比当年的满目疮痍，他每每感慨：变化实在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