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你们中的一员——一个德国犹太人的故事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记者专访

　　我是你们中的一员
　　——一个德国犹太人的故事
　　本报驻德国记者 江建国
　　三年前，我偶然听说赫尔穆特·斯特恩这个名字。听其他德国朋友介绍说，他是犹太人，在纳粹肆虐的年代在中国避过难。这几年来，有关当时许多犹太人逃到中国上海的经历越来越多地为中国和世界公众所知，我以为他也是这批难民的一员。岂知结识他本人时，他告诉我说，他是在哈尔滨度过这段艰难岁月的，他还在扎兰屯这样一个许多中国人也未必知道的偏僻地方生活过。这样一番罕见的经历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结识他的时候，他把他获得巨大成功的回忆录《弦裂》送给我。两年来，我几次翻阅这本记载着一个德国犹太人沉重的命运和他与中国结下的不解之缘的书，当然也多次从他的嘴里听到更多的没有写下来的故事。
　　斯特恩于1928年7月生于柏林，几天前刚刚庆祝了他75岁的生日。他的父亲虽然酷爱音乐，却不得不为生计在银行担任职员。斯特恩生不逢时，刚刚出生就遭遇世界性经济危机、父亲失业、生计窘迫的打击，继之而来的是希特勒1933年的上台和随后对一切进步力量和犹太人的残酷迫害。斯特恩的父亲眼见在德国已经没有活路，决定带领全家流亡。在当时全世界的主要国家都拒绝接纳德国犹太难民的残酷现实下，斯特恩的父亲在碰了无数钉子之后，决定前往中国。当时只有10岁的斯特恩从地图上找出中国的位置之后，甚至为他家比别人走得都更远而感到一丝骄傲。他当然不会料到，何等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日子在等着他们。1938年11月，在希特勒法西斯策划了臭名昭著的“帝国砸玻璃之夜”，发出了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信号之后，斯特恩的父母带着他离开柏林，经由意大利、埃及、埃塞俄比亚、也门、印度、新加坡和香港等地，于12月底到达上海。由于斯特恩的父亲认为涌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太多，坚持去哈尔滨，当时哈尔滨有十分活跃的犹太人社团。就这样，斯特恩一家从上海经由大连到达哈尔滨。斯特恩当然不会料到，他们一家在哈尔滨会一直呆到1949年，哈尔滨会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不久前，斯特恩先生还对我说：“你想想看，从10岁到21岁，我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都在哈尔滨度过，我怎么能忘得了哈尔滨？”
　　但是，他之所以忘不了哈尔滨，并不是因为那段生活有什么美好之处。恰恰相反，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虽然犹太人没有受到像在德国那样的大规模迫害，然而，作为世界的弃儿，也决没有人去关怀和照顾他们。他们只能艰难地自己求生。斯特恩自小像他的父母一样具有音乐天赋，5岁时先从母亲学习钢琴，9岁时又学习起小提琴。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社团里他跟其中的音乐家学习小提琴。此后，这成了他毕生的职业；也是在这里，他和同为小提琴学生的中国人结下了毕生的友谊。他对我说，在哈尔滨时期，他主要生活在流亡在当地的犹太人和其他欧洲人中，跟当地中国人没有更密切的联系。然而，同作为被压迫者，他从小目睹了东北人民在日寇铁蹄下遭受的苦难，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他对我讲述过他亲眼看见日本侵略军在哈尔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任意抓劳工的情景。作为欧洲的犹太人，虽然他躲过了被任意逮捕、杀害的命运，但他也如同哈尔滨人一样，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求生存。他为中国人的婚礼奏过乐，在酒馆奏乐助兴，父母则担任私人音乐教师，勉强糊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酷统治下，哈尔滨的欧洲人同样处在日本统治者的严密监视之下。斯特恩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载着，当时欧洲人住的每座楼房里都安插了一家日本人。这家日本人就是这座房子的真正主人。若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在1945年覆灭，被迫害的命运很可能就落到他们一家的头上。1942年，斯特恩从“满洲国”到北京治病，正好遇上日本侵略军搜捕欧美人，斯特恩因为是“德国人”才得以逃脱。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三天，斯特恩的父亲被日本人抓进监狱，很可能是被他的日本学生告了密。
　　令斯特恩忘不了的是冷酷时代的温暖友情。他在北京的“最美好的经历”是和北京的一个“骆驼祥子”交上了朋友。这个青年人力车夫带着他转遍了北京，和他一聊就是几个钟头。我曾经问斯特恩，他是以怎样一种心情回忆中国流亡岁月？是像很多犹太难民似地怀着感激之情，还是什么别的？斯特恩说，那倒不是一种感激之情，因为当时的上海也好，哈尔滨也好，统治者是日本人，并非中国政府。犹太人能在这里挣扎着活下去，既不是当时中国中央政府的决策，更不是日本统治者的仁慈，而是钻了当时战争的一个空子。他说，“满洲国”的中国人，在日本的统治之下，成为自己国土上“难民”，跟犹太难民一样，共同的被迫害的命运让他感到，“我就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我就是属于中国的一个部分”。
　　1949年，斯特恩和其他犹太难民终于结束了流亡生活。他先后移居以色列、美国，最后于1961年重新回到德国柏林，并荣幸地通过柏林爱乐乐团的考试，成为这个著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家，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余年。他还担任过乐团理事会成员，为此而获得德国国家服务勋章。
　　斯特恩回到了他的第一故乡，但却忘不掉他的第二故乡哈尔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他便急切地寻找机会重返哈尔滨。1979年，机会终于来了。在柏林爱乐乐团访问北京之后，斯特恩终于回到了哈尔滨“省亲”。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他来到北京，已经30年没说过的中国话突然又复苏了。在哈尔滨，他不仅与乐团的另两位乐师为听众演奏了久违多年的西方古典音乐，讲了课，辅导了音乐工作者，还会见了许多当年的老朋友，寻访了那苦难岁月的踪迹。据当年一位陪同他的女士回忆，当他来到他曾经住过的房子面前，他的眼泪夺眶而出，顺着他的大胡子流淌。
　　自此之后，这个“哈尔滨人”就竭尽全力帮助自己的家乡，帮助中国。他回到德国之后，利用各种关系说服经济界对中国提供各种帮助。而他本人，则以其艺术家的眼光在中国发现艺术新秀，在德国帮助他们找赞助，让他们到欧洲深造。他先后帮助了12个中国的青年艺术家来德国深造，其中有小提琴家、黑管演奏家、歌唱家、钢琴制造师等等，如饶岚、范维汉、施岩等等。他奔走在德国各个经济、文化机构之间，筹资为中国的音乐团体提供乐谱、乐器、乐器零件、奖学金等等。他还组织德国音乐家到中国巡回演出。他有多少中国朋友，恐怕连他自己也数不过来。
　　1994年退休以后，他开始活跃在另一个舞台上。他利用亲身经历这部教科书深入中小学，向青年一代讲述新纳粹仇外排外的危害，进行历史教育。他甚至不顾危险，亲自与有极右思想的青年座谈，帮助他们转变思想。他对我说：“我们这一代经历过纳粹和日本法西斯暴行的人越来越少了，早晚有一天会全部故去。我们得抓紧时间让后一代、后几代了解这一切。”他还告诉我，当年在哈尔滨生活过的各国犹太人至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仅出版刊物，而且定期聚会。“上海犹太人”也是如此。中国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割裂的一个部分。让人高兴的是，他的回忆录由旅德翻译工作者李士勋翻译，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今年4月出版。作为中国人，我们应当记得斯特恩先生的话：“我是你们中的一员。”（附图片）
　　上图为斯特恩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