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诉上升为哪般——审视行政机关败诉案

第15版(法律与生活)
专栏：法制焦点

败诉上升为哪般
——审视行政机关败诉案
兴文
　　近年来，在“民告官”的案件中，“民”的撤诉率和败诉率逐年下降，相对地，“官”的败诉率不断上升。“一下一上”之间，体现着公民依法维权意识和法院执法意识的增强。但行政机关败诉，或行政机关同意纠正其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后，原告撤诉而告终的状况，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
　　笔者就审判实践进行总结、归纳，发现行政败诉就行政机关而言主要有十个方面的原因和表现。
　　一、越俎代庖。一些行政机关不明白自己的权力范围有多大，总认为只要是在自己辖区，自己便可“上管天、下管地”，常常大包大揽，越权行政。如某村委会与村民之间因鱼塘承包发生纠纷，双方请求乡政府予以解决，乡政府作出了有利于村委会的决定，村民不服，提起诉讼，结果乡政府败诉。因为依据合同法等规定，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纠纷系民事纠纷，乡政府若调解不成，是无权进行裁决的。
　　二、有凭无据。行政诉讼法规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属于违法行政行为。主要反映在行政主体在作出颁发房屋所有权证、行政处罚决定等具体行政行为时，在认定事实上缺乏主要证据。一是调查不够充分，只注意进行形式性的审查，而忽视或不进行实质性审查。二是不注意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形式收集证据，随意性很大。
　　三、有恃无恐。一些行政机关自恃其部门的位高权重，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常常大胆突破法律、政策界限，以致进一步推动工作时处于被动。最典型的莫过于行政机关处理的计划生育案件，即便今天已经立法的情况下，仍有些机关、部门“一如既往”地“赶猪牵牛”，乱抓人、乱罚款，甚至株连亲属，一旦成诉，必然败诉无疑。
　　四、主观臆断。一些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但自身素质差，且工作时责任心又不强，处理问题时凭自己平时的工作经验，“想当然、估约摸”，作出主观臆断的结论。张某在建房时强行占用了乡直某部门的地皮，该部门请求乡政府解决，乡政府随即决定张某限期拆除，张某诉至法院后，乡政府出庭人员甚至振振有词地说，这是根据乡里的实际，依照乡规民约作出的，要是每件事都去找法律依据，乡里的干部啥也不用干了。如此想当然办事，焉有不败诉之理。
　　五、张冠李戴。一些行政机关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工作马马虎虎，粗心大意，在没有清楚了解案情的情况下，把本应当受处理的当事人遗漏，或把其财物等的归属搞错，以致损害了案外人员的合法权益。如某部门在办理一起案件时，错误地把其租赁的设备变卖了，所有人将该部门告上法庭，该部门只得败诉。
　　六、超越权限。一些行政机关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大的权力，尤其是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当事人不履行义务的情况下，不是依照法律规定向法院申请执行，而是自己“亲自动手”，当事人如若不配合，行政机关就极易走向违法行政，因为依照我国的法律、法规，只有公安、海关、税务等极少数行政执法部门有直接强制执行的权力，其他绝大多数行政机关（包括管理公安、税务的政府）则无此权力。
　　七、以权代法。一些行政机关将人民赋予的权力，非但不当作造福人民的工具，反而以权代法，随意行政。如某乡计生部门对村民兰某孕检时，认为兰某婚前生育过孩子，乡政府遂组织人员扣押了兰某的茶叶、香菇等农副产品，兰某起诉至法院，经鉴定为“婚后自然流产”，属“已婚未产”，并建议乡政府退还扣押物品，但茶叶已被喝大半，香菇全被吃光，乡政府也不依价赔偿，一时间在当地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八、徇私舞弊。一些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便，为亲友或给其好处的人违法办“好事”，特别是随意出示假证明、假证件。如某交警队在一对夫妇离婚诉讼期间，依据男方提供的、明显虚假的手续，在未与女方有任何接触的情况下，即将女方婚前购买的车辆过户给男方的亲属，女方随即把交警队告上法庭，结果自然是交警队败诉。
　　九、显失公正。一些行政机关在进行具体行政行为时，对同种、同类案件，乃至同一案件中，违法性质、轻重程度基本相同的当事人，由于对处罚幅度理解不准确或掌握案情不够等，所作处罚相差悬殊太大，明显不够公正。如夏某与管理治安的教师发生冲突、殴打，经鉴定，双方均为轻微伤，案发后，辖区公安机关裁决对夏某治安拘留十五日，对该校教师则予以警告处罚，夏某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认定，二人在该案中，过错、责任、后果均基本相当，但公安机关“同等情况不等同对待”。
　　十、消极应诉。一些行政机关仍然存有严重的“官重民轻”情结，尤其是对那些自认为处理得十分正确的案件，对公民的起诉不屑一顾，对法院的传唤置之不理，消极对待诉讼，以致有些本可胜诉的案件也败诉。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说：“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诉讼是宪政的试金石，是法治的检测器，是民主政治的晴雨表，是公民权利的守护神，是社会稳定的减压阀。”如何进一步提高行政机关法律意识，不断增强行政机关执法水平，耐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