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聚焦——评电影《毛泽东去安源》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聚焦
　　——评电影《毛泽东去安源》
　　何祖健
　　随着毛岸英第一声清脆的啼哭声，穿过产房汇入罢工现场那像山崩似海啸的“劳工万岁”、“人民万岁”的巨浪声，《毛泽东去安源》银幕徐徐落下。观众被震撼，观众在感悟：那严峻的罢工斗争正如同生产的阵痛，带来的是成千上万劳苦大众的新生。电影的“潜在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直接意义”，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主创人员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双重光束在影像上的聚焦。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把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壮大工人阶级力量作为首要任务，目的是通过工人运动，为掀起全国规模的大革命准备条件。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就是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罢工斗争这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毛泽东去安源》运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双重光束去透视共产党人发动工运并取得胜利的历史。导演康健民在《导演阐释》中谈到这部影片的立意时强调：“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是安源罢工的主题，也是影片的主题。纵观《毛泽东去安源》的整部影片，她不是就罢工而写罢工，而是既坚持着罢工斗争历史进步的价值理性，又守望着人文关怀这块生命的绿洲。因此，影片使罢工斗争这一革命历史题材富有时代的内涵和活力。
　　影片无论在场面设计还是情节安排上都体现了这一双重光束的烛照。作品中工运场面如火如荼、气势磅礴，人文关怀则催人泪下、意蕴深远，涌动着一股股人性的暖流。影片情节既理性含蓄又感人至深：工人王海南全勤下窑，却领回三元四分的工资，他卧轨自杀的消极反抗，换来的只是家人的恸哭。走进工人家里，看着青菜汤上漂浮的几颗米粒，毛泽东启发道：“要填饱肚子，就得斗争，也就是革命。”面对浑身是恨的青年工人，毛泽东以踢石子的比喻晓之以深刻的道理：“小石子，好比个人，大石头，好比抱成团的安源矿工，就很难踢动了。”胡大妹惨死，数十名矿工遇难，送葬队伍中，随着毛泽东用长衫一挥而就“冤啊”挽幛的出现，安源震怒了，长沙的工人觉醒了。影片就这样以人的觉醒推动罢工的主题，又以斗争唤醒人的价值。整部影片似一部大气磅礴的民族交响诗，波涌涛起，雄浑壮观。
　　历史与人文的烛照在人物形象上的聚焦，则是影片对崇高和英雄的讴歌。导演是这样谈他的创作初衷的：“80年后的今天，我们将这个沉甸甸的题材搬上银幕，绝非应景之作，我实实在在地被感动了，我非常想让更多的人感动、激动。”影片让观众感动的就是革命领袖对劳苦大众的深沉的爱及由此迸发的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人格力量。作品立足与当代青年的共鸣，以3位领袖所洋溢的正气、才气和豪气来展现他们的精神风范、政治品格和斗争艺术。毛泽东、李立三在林公馆的出口成章、以才气征服霸气；面对洪帮，毛泽东毫无惧色，以其逼人英气威振四座；与赵恒惕的斗智斗勇，尽显政治家之本色。剧中李立三刚烈爽直、能文能武，刘少奇感情浓烈炽热，沉着深切。三位领袖既有“你写本我演戏”对敌斗争的默契，也不乏私下毫不相让的争辩，还留下火宫殿里身无分文的尴尬。影片将可亲可敬的一代革命领袖立体地推到现代观众的眼前。
　　历史规律的揭示与悲天悯人的独特视角，使影片遵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剧中杨开慧与毛泽东的爱情线不仅具有结构上的意义，它使安源——长沙工运连为一体，更具有深层的象征意蕴。安源罢工斗争与武装镇压一触即发，长沙的谈判正呈白热化状态，此时杨开慧孕育的新生命即将诞生。创作者用电影特有的蒙太奇手段，将罢工斗争比喻为新生命的诞生，影片这些耐人寻味的场景，随着影像画外空间的延伸，观众感受的是一种人性的蕴藉和诗意的升华。（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