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诗歌的内在精神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点评

　　追求诗歌的内在精神
　　曾方荣
　　新诗在今天，面临着困惑的选择。我们看到，新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迎来一个自由歌唱的时代，实现了诗人梦寐以求的愿望。但面对当下的诗歌创作，我们又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诗人充分获得了诗歌创作的个性之后，我们的许多诗人在书写真实自我的同时，却忽视或有意地回避了诗应当承载的精神意义。诗中应有的诗性，那提升民族的精神，震撼人的心灵，对现实生活的深邃思考，对人性人情的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似乎已逐步消失。在一些诗人那里，诗歌中充斥的是个人白日梦般的生活琐屑，是自恋、自赏的个人体验。对传统精神的不加任何区分的无情解构，对一切崇高的批判与摒弃，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顶礼膜拜，成为他们创作的美学原则。在一些诗中，浅薄与平庸，低层次甚至病态的生活体验，代替了真诚的使命感和宝贵的艺术良知。对现实的漠不关心，对自我隐私的喋喋不休，对无任何美学价值的生活细节的津津乐道，彻底放逐了中国传统诗歌的忧患意识和诗思。一位诗人就曾明确主张：“我要让诗意死得难堪。”“没有诗意是现代艺术的一个前提。”“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结束。”而围绕在这面旗帜下的一些所谓“诗人”，他们将知识、文化、纯洁、诗意、抒情、哲理、使命、经典……列为大清除的名单中。
　　诚然，关于诗“一千个诗人，有一千种解释。”诗应该有多种风格和流派，诗也要有丰富的思想和多主题。但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一种已在读者阅读审美心理形成了一定审美规范的艺术形式，难道就没有一个为诗人和读者所共同接受的审美空间？答案自然是肯定的。诗与其他任何文学样式一样，有自己的基本规范，有自己的独立的审美空间。这个审美空间，是诗之所以独立于文学之林的根基，是诗之所以为诗的内在因素，是从诗歌各种流派和风格中经过理性的抽象和概括而形成的历时的稳定性。而占据这个审美空间的最重要元素就是诗性精神。
　　这种诗性精神首先体现在——诗人在诗中所显现出来的赤子之情。毋庸置疑，诗心与童心具有同构关系，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品格就是真诚，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的真诚热爱。它是心灵之歌，是从心底发出来的最真实的声音，是自然开放的最美丽的花朵。它是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定豪迈，它是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尚情怀，它是青年郭沫若为祖国而甘愿燃烧的自我牺牲精神。正如一位中年诗人所感悟的：“我发现，诗歌是人性本真的呼唤，是一种至纯境界，是一种符合良知的品位。”确实，“诗人但求本真。”“有本真才有诗美。”当诗人有了这种赤诚的本真，他即使遭受一切不幸，遭受命运所有的打击，他仍然会“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也会坚定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种诗性精神也体现在——诗人对平凡的生活中美的独特发现，即诗人在诗中所表现出的高尚审美情趣。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他应有敏锐的审美直觉，有对平凡生活中所蕴涵的美的敏锐的开掘能力，有对生活细节中所孕育的闪光点的及时捕捉能力。这各种能力的集合是诗人长期的情感酝酿与理性思索的结晶，这种结晶就是诗人的灵光。有了这种灵光，即使面对一团死水，诗人也能激发出对黑暗现实的诅咒和对新生的渴望；（闻一多《死水》）有了这种灵光，当无意中望见的悬岩上的一棵小树，他也能感受到：“它似乎即将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曾卓《悬岩边的树》）而一个平常的黄昏也会这样充满诗意，“牛，咀嚼这草香，颈下的铃铛，摇得黄昏响。”（臧克家）这就是诗意，每一次都是一次惊人的发现，每一次都不由你不产生心灵的震颤和情感的共鸣，不由你不惊服于诗人伟大的创造力。它隽永清新而又含蓄蕴藉，它感动自我而又动人心弦，它激情澎湃而又余味无穷。它是瞬间的顿悟，它是灵感的爆发，它是诗人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的彰显。正因为诗中有了这种美，才有了无数的诗人和读者对诗的神往和虔诚，才有了诗歌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也才使诗歌真正成为文学中的奇葩，艺术中的艺术。
　　诗人必定要关注诗歌的内在精神，诗歌应有的精神诗性不容抹杀。不管我们的诗歌表现的是人性人情或是揭示生命和现实的困顿，抑或流露出人世的困惑和忧患，我们都该张扬真、善、美，抨击假、恶、丑，以诗性的光辉，提升民族精神。只有这样，诗人才会受到人民的尊敬，诗歌也才会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巨大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