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月11日人民日报第7版

第7版(专页)
专栏：

继往开来 友好合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王光英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7月4日，由人民日报社和日本新兴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共同主办的“21世纪中日政企学合作发展北京论坛”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会见了论坛的主要与会代表。
　　实践证明，政企学合作不仅能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也是推动科技进步的主要途径。本报今天特辟专版刊发论坛的发言摘要。
　　——编者
　　回顾一下中日关系的历史，这对不断发展的中日友好事业是有启发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冷战格局的存在，中日关系正常化受到了严重限制，难以实现。50年代和60年代，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指引下，中日“民间外交”蓬勃发展，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基础。70年代是世界政治面貌大变化的时期。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打开了正常化的大门。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对日本国内产生重大积极影响，包括执政党在内的日本各党各界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空前高涨。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中国访问。周总理同田中首相举行了多次会谈，就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协议。9月29日，两国政府首脑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布自该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30年来，日本已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两国人员来往也非常密切。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更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关系，对于时有出现的一些杂音和一些人们不愿看到的事情，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冷静处理，保证中日友好关系持续发展。
　　我深信，中日合作有着巨大潜力。如果两国能够增进互信、取长补短，中日友好合作一定能够保持迅速而健康的发展。
　　风物长宜放眼量，衷心希望两国都能够从大局出发，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为建设和平稳定、繁荣昌盛的东亚乃至世界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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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研究型大学的技术转移
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 何建坤
　　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一流大学都会为自己的国家成为或保持世界强国做出历史性的贡献。我们实现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也要把握好学校的定位，不仅要有一流的人才培养质量和一流的学科、科研水平，同时也必须为我国当前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为推进国家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做出直接的贡献，并成为国家展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进入90年代后，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研究型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有了很快拓展。社会服务已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并列成为研究型大学的三大功能。
　　我国研究型大学开展社会服务、推进技术转移的主要形式包括如下几类：
　　一是研究型大学凭借科技和人才的综合优势，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以专利发明和科技成果转让、技术入股、共同研发和技术服务等形式，推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比如清华大学就建立了大学与企业合作委员会，成员包括海内外大型企业140多家（海外企业占30％），形成面向企业的服务网络。
　　二是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政产学研结合，为地区和企业的技术创新服务。与地方政府共建技术转移平台，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和高新科技企业的孵化，为地区技术创新体系的形成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提供技术、人才等支撑条件。当前，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基本上都与地方政府实现了“共建”，促进了高校科研成果向企业的转移和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三是以学校技术和人才为依托，创建高科技公司，孵化科技企业或参与地方国企的改制与重组，促进学校科技成果的转移和加速高新科技的产业化。高校各院系大量的研发成果，是高校科技企业保持持续创新能力的源头。高校科技产业的迅速膨胀，带动了周边地区技术创新和发展高新科技企业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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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崛起对日本是巨大机会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胡鞍钢
　　从一个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看，大体经历了成长期、迅速成长期、经济成熟期、停滞期和衰落期。中国先后经历了经济成长期（1949—1978年），经济起飞期（1978—2020年），我们估计2020年以后将进入经济强盛期。21世纪中国崛起将成为人类发展的重大事件，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趋势。对此始终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崛起威胁邻国或其他国家；二是“中国机会论”，即中国发展也为世界和其他国家带来新的机会。
　　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1997）一书曾指出：中国的经济崛起为世界发展带来机会，就如同美国在19世纪，日本在20世纪的经济起飞一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驱动力之一。该书明确提出：“到中国去投资，分享中国收益的增长。”
　　这份报告估计，到2020年左右，中国出口总额将达到世界总量的10％左右，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这也反映了中国与经济全球化的巨大进展。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国际化，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有以下三方面的重要作用：
　　首先，中国对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对这些产品的进口增长率至少要比平均进口总额增长率高出2到2.5个百分点。第二，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可以满足发达工业化国家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巨大需求。第三，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工业化国家会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移到具有丰富劳动力资源、巨大市场、飞速发展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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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创业精神开辟网上“乐天市场”
乐天股份公司董事长 三木谷浩史
　　作为拥有8300多家签约企业的日本最大的网上购物城，乐天市场当初决定在这一领域发展时，同样也受到周围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日本有百货店，有离家不到5分钟就到的24小时便利店，没有网上购物的必要。但我们仍按照自己的设想开始了探索。
　　我们凭着直觉进行了以下4个假设：1.互联网将会更加简单、更加便利。2.互联网将会大规模普及。3.日本人将适应网上购物。4.互联网将会改变物流方式。这种假设在现在看来理所当然，但在几年以前是很难想象的。
　　针对其他购物城提出的“把邮购杂志制作成网页”的理念，我们采取了“网上特许经营商务”这种全新的概念。开展特许经营，首先要有人人都可以简单制作和编辑的网络系统。其次是招揽客户，用品牌效应吸引众多的用户。第三必须对特许经营店提供专家指导。具备了这些条件，生意才会红火。
　　首先我们引入了固定收费制。当时的大企业一般采取的是每月收取30万日元的开店费，然后提取10％以上的销售利润，而我们将月费控制在5万日元，预收半年的费用。这样就有了30万日元的预付款，如果有10家公司加盟，就有300万日元的进账，形成良性现金流。以后随着市场的扩大，逐渐向收取销售利润的形式转化。
　　乐天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就必须实现“一站购全”。现在乐天经营着300多万件商品。当然，我们的商品种类还不完全，所以，我们今后的目标便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站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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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相互尊重 谋求双赢
日本前首相 森喜朗
　　我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未能访问中国，这次与日本的企业家和学者共同访问中国，能见到许多中国人士，感到十分高兴。因为我相信，以此为缘，会进一步增进日中两国年轻一代经济界人士的理解和交流。
　　很多人都曾说过，日中两国在文化、历史方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更为显著的是，日中两国经济关系日新月异的发展势头，构筑了多方面的关系。关系深化，磨擦自然会发生。但是，不管发生怎样的难题，只要既坚持自己的立场，又尊重对方的立场，即双方都本着谋求双赢的精神，我相信难题是能够解决的。认识到不同国家的立场、不同企业的利益、不同人士的性格，站在对方角度给予理解，我认为这是真正的友好。
　　我作为日本的政治家，以日中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为契机，要为日中两国进一步友好和理解而发挥作用。借此会议之机，希望在座的日中两国风险投资业界的企业家们，慷慨地相互分享实力、信息和技术，努力构筑稳定的日中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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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政企学合作创造良好宏观环境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王春正
　　新世纪的头一二十年，对中国来说，是必须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为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紧密合作创造更加有利的宏观环境。
　　第一，抓紧实施并不断完善科技发展规划，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明确方向。根据我国正在实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我们制定了科技发展和高技术产业发展专项规划，以及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基础研究发展等计划。在这些规划和计划中，我们都把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联合与合作，作为科技和经济相结合、缩短研发到产业化时间的重要途径，予以引导和支持。
　　第二，进一步健全国家创新体系，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创造良好的机制。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242个国家级技术开发类研究院所转制基本完成。今后，我们还将引导和推动更多的科研院所进入企业，直接转化为企业的技术研发中心；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通过相互参股等形式，把科技优势与资金优势、市场优势更好地结合起来。
　　第三，加大科技投入，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提供资金支持。2001年中国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6年的0.6％提高到1％。我们将进一步增加科技投入，力争到2005年，使全社会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5％以上。政府将通过拨款、贴息、同等优先等多种方式，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联合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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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展望30年后的中日关系
论坛日方团长 石川好
　　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30周年到来之际，各种各样的交流活动隆重推出，好戏不断。对于两国来说，不应仅仅局限于回忆过去的30年我们都做了什么，而应该展望未来30年、50年，甚至是100年以后，我们将如何巩固和发展这一来之不易的友好关系。
　　未来比过去更能反映现实。我们不应只考虑以前曾发生的事情和存在的问题，如何构筑两国的关系，如何向世人展示我们的友谊，才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试想一下30年后的中日关系。30年后，亚洲文化经济圈可能会形成。在这个文化经济圈中，亚洲各国互相合作，共同维护一种良好的秩序，人人和睦相处，共享富裕的生活。
　　到那个时候，亚洲的孩子们彼此熟悉对方的语言和文化，他们可以熟练掌握几门外语。
　　到那个时候，当世界的某个角落发生冲突时，亚洲的知识分子、政治家们就会马上聚集起来，运用东方的深邃智慧和历史经验，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
　　中日两国应该想到一起，做到一处，成为对于亚洲和世界缺一不可的合作伙伴。
　　只要两国面向未来，不懈努力，就能使上述的设想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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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亚洲的共生思想与创业精神
日本电话电信公司网络企划部部长 夏野刚
　　目前，日本是世界上唯一成功引入无线互联网服务的国家。诞生于日本的I—MODE彻底改变了日本人的生活。这项服务始于1999年2月22日，只有3年多的历史。在这短短的3年中，其用户已达到3300万人，即每4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人是I—MODE的用户。
　　I—MODE的成功秘诀，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将创造整体价值链和共生生态系统的概念融入当今的科技、商业和市场之中。
　　这种思维来源于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中普遍存在的“共生”概念。自然界由食草动物、食肉动物、昆虫、草木、细菌等动植物组成，它们相互竞争，相互依存，构成了多彩的大自然。通常动植物在一种平衡的状态下共处，如果某个环节独自放任发展或衰退，自然界就会陷入极为不安定的状态。甚至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毁灭。
　　I—MODE也遵循着生态系统的规律。手机制造者、内容提供商、通信运营商、服务器管理商，以及I—MODE的用户共同构成一个生态系统，随着这个系统的不断扩大，用户、制造者和通信商家的代表DOCOMO，就会获得更多的利益。
　　互联网被世界广为认知只有8年的时间，而无线互联网服务才出现3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使通信产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带来这种变化的原动力就是亚洲的共生思想和创业精神。I—MODE的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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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 开拓进取
人民日报社社长 许中田
　　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在经济合作、文化和人员交往上取得了巨大进展。事实告诉我们，中日在地理、文化和历史上密切联系，已成为中日发展友好关系的特有的优越条件。我相信，只要我们遵循中日两国老一代政治家的愿望，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开拓进取，中日友好关系将日益取得进展。
　　21世纪将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纪，人类社会虽面临种种难题与挑战，但同时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无限发展前景。此次会议的主题是“中日政府、企业和学术机构的合作与发展”，“政、企、学”相结合的战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顺应了实行“科技创新”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国策的需要。
　　人民日报作为中国第一大报，一贯以大众传媒的身份积极致力于同各国进行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其中，本报与日本联系尤为密切。人民日报诚愿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为中日友好事业脚踏实地多做实事，同日本朋友们加强沟通，寻找双方合作的新机会和新方式。我们深信，中日双方更加密切和广泛的对话与交流必将深化两国人民的理解与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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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竞争时代的中国和世界
日本前经济企化厅长官 现任内阁特别顾问 堺屋太一
　　2001年底，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这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结构上的改变。今后的10年一定会带来更多变化，好戏不断。
　　80年代东亚各国（东盟和韩国）的崛起和90年代中国工业的腾飞，使世界经济进入了大规模竞争时代。
　　近代工业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20世纪初，世界有16亿人口，其中参与近代工业的供给和竞争的地区和国家的人口大约有两亿，仅占总人口的1／8。
　　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东亚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参与近代工业产品的供给和竞争的人口剧增，目前即将突破20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3。80年代以来的另一个显著现象便是“知识经济革命”。人们逐渐对商品的形状和数量失去兴趣，开始关心起品牌，看重商品的设计、功能和流行程度。
　　中国于1980年进入工业社会，经过30年的发展后，预计到2010年的时候，就可以完成工业革命的使命，进入知识经济革命的时代。所以，在2010年以前，中国应该为知识经济革命做好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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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需要政企学合作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 伊藤元重
　　一个企业的运营，亟需外界的技术、金融支援。作为大型企业，也许可以自力更生开发和筹措款项，而处于创始阶段的小型企业，只有依靠外来的经济资源才能启动。
　　大学、公立研究所等机关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对于小型企业越来越重要。正如斯坦福大学对于硅谷，其意义自不必赘述。大学的资源潜力无尽，如何利用它们，是中日两国都必须考虑的课题。随着产业和大学、研究机构的互补性的增加，亟待解决重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问题，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充分利用海外的技术资源是获取创业技术支持的另一个渠道。这对于中日两国都意义深远，尤其作为新兴工业国的中国，更需要外来的先进技术。获得技术支持的方式多种多样，增加海外留学和研修的机会，鼓励引进国外的技术，寻求国外企业的技术援助等都是非常有效的办法。中日两国应该加强两国间的技术合作，共同建立一个完善的支持创业的技术合作体制。
　　对于创业来说，银行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战后，本田、索尼等知名日本企业就是依靠银行的资助发展壮大起来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另外，创业之始，利用股份型风险基金，成长期活用银行的资金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金融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中小金融机构对于小型企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尽可能建立多种金融渠道是获得金融支持的关键所在。金融渠道增加了，承受风险的能力也就加大了。同样道理，为创业者准备好多种多样的金融渠道是金融机构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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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教育与企业互联
TCL集团副总裁 吴士宏
　　目前的第三代远程教育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真正做到可以资源共享，共享到学校，学校之间，省市之间，甚至是国际上的所有的优秀教学资源；还有就是学习的主体和角色发生了变化，原来是导师教，现在是学生学，甚至是学生之间的协作可能还要更重于跟老师之间的这样的交流。它通过信息和网络的环境，进行协作式的学习。
　　在现代远程教育事业中，企业所能起的作用十分重要。首先是教育内容的提供商，在中国，现代远程教育的教育内容提供商基本上是将原来传统的课件搬到网上去。而那种真正适于网络的，现代的网络教学的，新的教学思想的课件还没有真正出现。对于企业来讲，要用技术把传统的课件，改造成更适合网络的。第二是教育管理服务商。第三是远程教育技术服务商。现代远程教育真正给企业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并使国际范围内的教育资源的共享和竞争成为可能。
　　中国现代远程教育的机会和挑战并存。而要把握住机会，在中国实现现代远程教育，不但要锦上添花，更重要的是雪中送炭。因为没有那么容易就把所有富裕地区市场都拿下，一定要顾及到那些偏远西部等等，那是最需要现代远程教育的。
　　所以，我的结论是“教育是21世纪最具市场前景的行业”，而且教育是永无夕阳的产业。不但因为今天中国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等各个层面都有着非常大的空白要去填补，实际上只要有一辈一辈的中国人繁衍出来，就一定会有教育的需要，所以我们投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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