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大地·评论)
专栏：文论天地
关于民族化与全球化
——文化的一个时代命题
艾斐
文化的民族化与全球化是统一的、辩证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中，文化的全球化进程越来越明显地加快，这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必须予以积极应对，在竞争中稳操胜券。
面对文化全球化的强劲走势，我们的任务就是给民族文化以准确的定位，对民族文化进行继承、丰富、弘扬和创新，在积极汲取和融会世界优秀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强化民族文化的特点和个性，不断地丰富民族文化的蕴涵和提升民族文化的品位，不断地赋予民族文化以新的姿容与新的涵义，使民族文化在不断实现创新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而决不是相反，也决不能相反。任何弱化和排斥民族文化个性与特点的认识和行为，都是与文化全球化的本义相悖的，也都是不科学和不实际的。
文化的全球化，主要是指文化的全球交融与全球接受，文化内容的延伸与文化受众的扩大，文化观念的更新与文化审美的泛化，以及文化载体与文化形式的多样化，文化创造机制的科学化与开放化，文化生产的产业化与市场化趋向等。毫无疑问，对于文化自身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是实现飞跃呢，还是走向沉沦？关键就在于如何认识和确定民族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主要是由于文化与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等虽然同属于构成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同样具有生产力（精神生产力）的性质和功能，同样在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文化又毕竟是文化，它有着区别于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的诸多个性化特征，在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中，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它总是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发挥着特殊的功能。它的效能虽然不能量化，但却必不可少；它的存在及其所发挥的作用虽然在许多情况下是潜在的，是无形的，但同时却也是明显的和巨大的。一个人的思想风貌、精神境界、道德情操、认识水平、智慧程度、创新能力，一个民族的灵魂与脊梁，一个社会的秩序、公正和良知，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进取精神，一个时代的变革力量、开拓勇气、知识积储和道德素养等，都是文化及其作用所形成的后果，都是文化用自己神秘而万能的雕刀所精心雕塑出来的精神形象、道德形象、智慧形象与文明形象，都是文化的造化与赐予。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文化的范畴越来越广泛，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文化的功能越来越突出，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巨大，乃至于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大杠杆”，社会进步的“火车头”。人们越来越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践中认识到：今天的文化就是明天的经济，而政治则越来越被文化所融汇，在许多情况下政治常常是以文化的形式出现，并借重于文化而发挥其作用的。
毋庸置疑，文化的作用是广泛而重要的。但是，要使文化充分发挥其作用，就必须充分认识文化的个性化特征和内在性规律，并在实践中尊重这些特点和规律，正确驾驭这些特点和规律。在文化的诸多特点和规律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不可逆性和它的民族性，而它的不可逆性又主要是通过它的民族性来涵载和体现的。所以，只有民族性才是文化的脊梁和灵魂，才是文化的价值所在，也才是文化能够存在并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与基础。文化创造和艺术创作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性质、特征与规律，都是或直接或间接或显彰或隐蔽地体现在其民族性之中的。任何人、任何社会和任何国家，都属于一定的民族，或者是由一定的民族所构成的。在其所长期形成的民族性中，既融汇着历史的积淀与现实的变革，又涵载着生的内容与精神的冀望；既凝聚着智慧与文明的创造，又呈露着民俗与人文的景致；既宣示着崇高的理想与美好的憧憬，又激扬着改革的力量与创新的热情。一切形式和内容的文化与艺术创造，只要真正地表现了它所隶属的民族的民族性，它也就必然具有了历史感、人民性和时代特征，它也就必然具有了独特的个性、气韵与风格，并因此而获得思想意义与美学价值，成为名副其实的“这一个”。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强调指出，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进程中，决不能弱化和衰减文化的民族性。全球化为民族化提供了丰富自身和强化自身的机遇与条件，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遇，利用这个条件，积极为民族文化注入新的营养，历练新的活力，增添新的内容，炽燃新的亮点，不断地赋予文化以淳尚厚重的民族性。事实上，也只有不断地丰富和强化文化的民族性，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全球化。这既符合大众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也契合审美的法则和艺术的规律。因为文化与艺术创造最忌讳摹袭与雷同，最崇尚独创与个性。在任何时候所进行的任何文化艺术创造，都无一例外地以独创作为其生命的灵魂，以新颖作为其价值的支点，而独创、新颖、丰富性和个性化这些文化与艺术的生命要素之源，恰恰就主要蕴寓于民族性之中。莎士比亚、歌德、贝多芬、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罗丹与鲁迅等大师们之所以为大师，之所以具有“永恒的魅力”，就因为他们终生不懈地从民族历史和民族生活中挖掘着精神文化的矿藏，就因为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而突出的民族性。民族性不是限制了他们走向世界，走向永恒，而恰恰倒是为他们走向世界和走向永恒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奠立了坚实的根基。相反，那些刻意追求走向世界，梦寐以求登上斯德哥尔摩领奖台和获得奥斯卡小金人，并为此而在创作中抛弃了民族性的创作者们，所得到的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何故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抛弃了民族性。因为抛弃了民族性就意味着抛弃了文化的根基，堵塞了艺术的生命之源，就意味着与历史、时代和人民大众的疏离，就违背了创作的不可逆规律和“这一个”法则。所以，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化不仅不是矛盾的、冲突的、对立的，而且还是相促的、相激的、相谐的，它们完全是一个辩证的统一。当然，要使其真正实现辩证的统一，还必须恪守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科学地建构和调理它们之间的机制，真正将它们纳入良性的意识与艺术的运行轨道。
我们之所以要强调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强调民族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准确定位与不断创新，除了这个问题自身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之外，还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创造和艺术创作实践中确实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甚至出现了精神生活物欲化，美学命题世俗化等不良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肯定是对文化艺术的民族性的耗散与排斥，在客观上势必要将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艺术创造引向歧途，造成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弱势地位，最终导致文化全球化出现颓势。
文化的全球化决不是简单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流行化，而是必须在严格选择中汲取世界优秀文化和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铸冶、淬炼、升华与创新而打造出全新的民族文化，并以之组成全球文化的精粹序列。只有在民族文化的熔炉中所铸炼出来的高度个性化的文化产品和艺术作品，才能为世界大文化格局和大文化机体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也才能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为全世界的人们所欣悦，所接受，所赞美！
为此，我们的文化创造和艺术创作，就必须始终以营构、丰富、发展和弘扬民族性为己任，在题材、内容、气韵、风格、方法、形式等方面，都鲜明地突出民族特点和民族气质，都强力地打造坚挺的民族脊梁与浩宏的民族精神，并以此构成一道跳跃着民族灵魂，跃动着民族脉搏、高扬着民族精神的旖旎而亮丽的时代文化风景线。只有从这个基点上迈出坚实的步伐，才能为文化的全球化作出有益的贡献，并真正实现文化的全球化。因为我们所赋予文化的民族性和民族化的基本涵义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相统一，思想内曜与社会内涵相统一，文化品位与文明品格相统一，审美情愫与道德情操相统一。
第8版(大地·评论)
专栏：文艺点评
谢绝浮躁
仲言
波谲云诡、扑朔迷离的世界杯足球大战，终于落下了帷幕。球迷们在老牌劲旅和爆冷黑马的精彩表演中足足地过了一把足球瘾的同时，也得到了不少有益的启发。足球在张扬力和美的过程中，展示的是一种体能、技巧、智慧和毅力的较量。靠了浮躁的心态、不切实际的宣言和花拳绣腿的功夫，虽然很气壮、甚至可能很唬人，但别人绝不会让你轻而易举地把皮球射到人家网里去的。事实无情地证明，没有知己知彼的清醒认识，没有顽强不屈的坚强斗志，没有下苦功练就的扎实技术，好像只凭借着一股热情和自我陶醉的梦境，就能克敌制胜，给世界一个惊喜的想法是多么地可爱而又可悲。作为球迷，国人普遍经历了一次从跃跃欲试、志在必得到一球未进的悲喜交加的心理失落，中国足球也在一片喧嚣之中走向了沉寂。看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道路依然很长。
从这里，我们自然联想到文艺。虽然说新时期以来，文艺取得了很大成绩，涌现了不少人才和精品，但创作心态的焦躁、选题计划的随意、制作出版的轻率、文化市场的虚热等，也使我们品尝到了不少浮躁带来的苦头。最典型的要属创作题材选择上的一窝蜂现象，一会儿是纪实热，一会儿是侦破热，一会儿美女作家加多角恋爱，一会儿是帝王将相配才子佳人，当下正时兴打黑除恶，新一轮的明枪暗箭、生死较量更是让人目不暇接。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同类题材的影视剧一拍就是十部二十部，同类题材的图书一出就是几十种上百种。我们固然不否定其中确有不错的好作品，但是，这种一哄而起、跑马占荒式的创作方式决不是成就精品力作的应有状态。而且，盲目投资上项目的粗放扩张，势必造成文化资源的严重浪费。再譬如某些业界人士身上表现的那种心浮气躁的情态，同样使人瞠目结舌。有的人仅写过一两篇稍微像样点的作品，就自我感觉良好，时不时以大作家自居，于是乎一本接着一本，每年都有几十万上百万字的创作量，其质量如何只有天知道；有的人唱火了一支歌，就成了歌唱家，满世界张罗着走穴，唱来唱去，真正能撑得起台面的只有那一两首“百唱不厌”的老歌；有的演员刚演了一个有点影响的戏，就自视甚高，频繁上镜，直到其矫揉造作地让人目不忍睹为止。无怪乎人家讽刺说：“如今社会名人多，大星小星汇成河。”与此相关的，还有一浪高过一浪的商业化炒作风以及尾大不掉、名目繁多的评奖活动，无论什么入不入流作品，在某些吹鼓手嘴里随时都有能蹦出一些诸如精品杰作甚至里程碑之类的词汇。各类评奖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掺杂着不少人情和商业化因素，有的很一般的作品一再获奖，有的质量很差的东西有时竟然也能金榜题名，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损害着当代文艺的声誉。掠去那层由虚热带来的文化泡沫，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貌似缤纷令人眼花缭乱的外壳之下，真正有分量的干货委实不多。因为靠了浮躁催生的脆弱枝桠，是结不出壮硕的文艺成果的。
深入分析这种浮躁之风的根源，无非名利二字。他们或为虚荣心所累，只想着一举成名天下知，却不想付出名家的辛苦劳作，只好在虚幻的梦境中自我陶醉，在热热闹闹名利场中忘乎所以。他们或受金钱所诱，把艺术家本应具备的社会责任抛至九霄云外，把良心出卖给赵公元帅，两只眼睛火辣辣地盯着钞票，无论情趣多么低劣、口味多么恶俗，只要有利可图，自然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在媒介高度的中介化和市场利润的追逐中加速着自身的畸变。名与利的诱惑像火一样炙烤着他们的心灵，欲望的煎熬掏空了他们的灵魂，善良的人们怎么可能幻想着靠那些心灵缺失的人为我们提供高质量的精神产品呢？
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在历史转型过程中，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各种文化思潮的激烈碰撞，必然会对文艺产生深刻的影响，人们急于作出回应和调整实属正常，其间出现某些暂时的局部的无序也可理解，但是，真正的能够称得起“国民精神火炬”的文艺必须具有明确的方向，宏伟的目标和独具魅力的文化品格，它需要文艺从业者有一种无愧时代无愧人民的责任感和耐得住寂寞清贫不断攀登艺术高峰的事业心，需要保持足够的心理定力，不为名利所诱，不为浮华所惑，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投身其中，只有如此，才有望拒绝浮躁，步入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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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才女到战士的完整记录
——读《丁玲全集》有感
李向东
1927年，北京沙滩汉花园的一幢学生公寓里，几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子成立了一个文学团体，名之“无须社”，以示其年轻。他们时常聚在一起舞文弄墨、高谈阔论，发一通怀才不遇的感慨。常有一个梳短发的年轻女子，怀着仰慕之心，默默地在一旁谛听。到了秋天，这个女子悄悄写出第一篇小说《梦珂》，在《小说月报》上登载出来，令“无须社”的须眉们惊叹；第二年早春，她的第二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又发表在《小说月报》上，轰动了整个文坛。
丁玲就这样走上了文学舞台，甫一登场就博得满堂彩。从那时起，她在中国文坛上活跃了60年。异于常人的天分、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坎坷的经历，特别是“飞蛾扑火”般的战士性格，使她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享誉海内外的革命女作家。
她最初的作品中，是一批以莎菲为代表的不满与不幸的年轻女子。这些作品诉说着莎菲们的苦闷、彷徨与追求，体现出强烈的个性解放精神。1930年经潘汉年介绍加入左联以后，她的笔下开始出现了革命者，如以瞿（秋白）王（剑虹）爱情为模特的《韦护》，社会背景更开阔些的《一九三零年春上海》。
爱人胡也频惨遭国民党杀害，强烈激发了丁玲的反抗性格，瞿秋白预言的这一只“飞蛾”，要更坚定地投身烈火，飞向革命了！那一支写惯了知识女性的笔，写完悼念死者的《从夜晚到天亮》和《某夜》，便笔锋一转，写出了农民革命题材的《田家冲》和被冯雪峰称为“新小说的诞生”，被茅盾称为“表示了过去的‘革命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了”的《水》。接着是主编《北斗》，入党，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丁玲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左翼文化运动中最著名、最有影响、最有成就的女作家。
真正使她完成向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转变的，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在那之后，她的创作题材、风格，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坚定地深入工农兵，写好工农兵。正是遵循着《讲话》的道路，她写出了带来巨大国际国内声誉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奠定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70年代末，丁玲重新获得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晚年她最重要的作品包括两部长篇回忆录《风雪人间》、《魍魉世界》，未竟的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和一大批回忆性散文。从《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等篇章中，我们惊异地发现，这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对于几十年前的往事，依然保持着那样清晰、敏感、细腻的感受和记忆，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波折，她依然有一颗年轻的心。
丁玲是一个30年代在上海领导过左翼文化运动，40年代在延安领导过解放区文学运动，50年代初又领导过新中国文学的作家，在这几个不同的阶段都有她活跃的身影，都留下她代表性的作品。从1983年8月到1984年9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丁玲文集》一至六卷，1991年2月到1995年2月，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丁玲文集》七至十卷。这是一项开拓性工作，编者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从搜寻、抄写旧作开始，丁玲、陈明对全部稿件逐字逐句“作了仔细的校勘”，并添加了一些重要的注释，因此这套《文集》是一个权威版本。但由于前六卷出版于丁玲生前，后四卷出版于丁玲逝后，所以整套书在编排体例上不够统一，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
最近，河北人民出版社在湖南《文集》的基础上，又做了大量工作，搜集了包括《忆弼时同志》、丁玲日记等在内的一批新的重要作品，出版了十二卷本的《丁玲全集》，尤其珍贵的是，其中收入了大量首次公开发表的书信，并增加了一批很好的注释。这不仅为了解丁玲、研究丁玲提供了更多更新的资料，同时，对于在新时期弘扬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光荣传统，也具有时代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整个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情。《全集》的《出版说明》中说，“与80年代出版的《丁玲文集》相比，全集在作品的辑录上更加完善，对作品的注释更加详尽”，在编排上，全集遵循体裁和编年相结合的原则，先按体裁分卷，再依编年排序，两者兼顾”。这与该书正副主编的努力和丁玲亲属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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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鉴赏
人生的体悟和反思
——长篇小说《我的内陆》读后
张学昕
蒋韵的长篇《我的内陆》摆脱了她过去小说以悲剧故事的抒写来抒情感人的路数，而是将对生活的感伤情怀表达转化为对人的内在精神的深层感悟。面对历史，以及在历史中沉浮的无数生命，蒋韵以她女性作家特有的情感、想象、回忆、思念、反思融化着历史、生活，去发掘人物心灵所蕴含的人文底蕴。
小说主要表现人的心灵在不同的历史现实中的遭遇、内心的冲突和渴望。既表现人执着、浪漫的追求，更表现人的孤独、漂泊的处境和无奈。作品没有停留在“痛说历史”的层面，也没有去随意否定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状态，而是从哲学的角度探讨生命的状态，生命主体在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秩序中的精神形态，作者试图以现代人的意识找到破解那个时代的密码。
小说叙说了那么多各式各样的人生以及社会、现实，包括城市的依托或精神联系。无论是十几岁的少女林萍、程美还是李娟，她们都在不该过分轻狂、过分幼稚、过分无知的年龄扭曲了原本应该是纯美的身心与生活，残酷的遭遇“切割”了她们生命的快乐整体性；“流浪知青”陆涛和吴光，在动荡年代灵魂也仍在不停歇的颠簸中思考，陆涛死于猝然而至的车祸同时也中止了他在生命驿站之间的寻找。小说多次描述了死亡，人物生命的毁灭方式虽不相同，但作者却赋予悲剧以诗性的美，尽管他们可能是无辜的或极其偶然的，而且生命表现的竟是如此脆弱，但他们却是那样执着：老蒙娜、冀晓兰在过去的岁月里有过那样的虔诚，她们的红色理想和激情曾是那样真诚。今天看来不乏盲从、狂热和轻信的成分，这绝不仅仅是社会、政治给她们造成的个人悲剧，而实在是荒诞年代对人精神的放逐，也是对生命个体、生命形态的抑制和限定。
“花园里的情和爱”和“艳歌”两章，虽表现的是两个迥异的历史背景下人对情爱的理解和表达，但作者似在对女性命运进行悲悯、忧伤、慨叹的同时，也对男性人物的现实落差中的实用主义选择发出了强烈的质疑和诘责。陈枝、红梅、那个国民党军官太太和阎锡山的堂妹慧卿人性中善良、执着、忠贞的亮点，最终被什么遮蔽了呢？人的命运有时是如此相似，令人难以捉摸。
小说选择的是“城市视角”，描写的是生活在这座城市或与这座城市相关的人和故事。试图表现的是无论在怎样的现实处境下，那些努力建构自己精神、物质双重家园的人们，他们的生存状态和人生际遇。通过对诸多人物的散点聚焦和透视，把人物置于现时的话语背景中，虽然，“文革”题材对于今天的人们已有些陌生，但作家以她强烈的悲悯情怀和忧患意识，让我们再一次走进历史，进行反省和深思：有多少人的命运和精神属于他们所在的时代，有多少人的生命价值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而又有谁滞后于他的时代根本无法走出过去的年代？倘若从另一种角度，站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回望逝去的生活，我们能宽容地理解他们吗？我们和他们都能找到自己真正的精神家园吗？因为历史和时代是永远前进的。
抒情化、散文化的诗性叙述带有浓郁的自传色彩。作者有意弱化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而着力凸现人的灵魂、人的内在精神之光，渲染、书写感觉，营造叙事氛围，力求对生活、历史、人物进行深度叙述。历史、现实，社会、人生，时空共进的交叉推进，重叠往复，会使我们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现代文明、现代文化的深深关切的忧患，从而激发我们穿越世俗，真正地建设起我们灵魂家园、精神内陆的美好愿望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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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守望与超越
——评《小霞客西南游》
王昆建
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样式，散文和小说各有其自身的审美特质。散文以其写作者的自我之得，抒作者的自我之情，挥作者的自由之笔而显出很强的纪实性，小说则以对人物、情节和环境的艺术创造而具有明显的虚拟性。二者似乎是互不相融，也是很难相融的。而吴然的新作《小霞客西南游》（晨光出版社）却在二者的互渗上作了探索并获得可喜的成功。
这部最近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作品，以小说的构思方式，散文的纪实笔法向小读者尽显了滇、黔、蜀、渝三省一市的风光风物，塑造了一个行千里路程，观万种风情的“小霞客”形象。
如果说虚与实的结合是这部创意新颖别具风情的少年旅行文学的特点，那么这部作品表现的内容和话语方式，更显出作者的勤勉不凡和自我超越。吴然是一个多产的散文家，兄弟民族世代承传的古老文化，古镇小城历史悠久的风情物理，边陲村寨恬静秀丽的自然风光，原始森林神奇无比的藤木花草都曾在他的笔下熠熠生辉，作品所描绘的苍山洱海、丽江古城、摩梭人家、版纳风情……也曾是他往日作品中的精彩之笔。然而，当我们跟随小霞客同游这些世人向往的地方，却获得了别样的更加丰美的感受。那美丽多情的苍山，纯雅古朴的丽江，真诚朴实的摩梭人家，神秘奇丽的西双版纳，充满生机的徐霞客小学在这里都注入了作者太多的人文关怀和文化思考，因而它给予读者的就不仅仅是美感享受和艺术感染，还是一种文化的熏陶。应该说，这部作品在开掘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价值方面，使儿童文学的文化内蕴上了一个台阶。这既是作者对自己的超越，也是作者对儿童文学文苑的贡献。
吴然是一个多情的散文家，他善于用浓浓的诗意和丰富细腻的感情去浸润笔墨，将其渗透到散文的字里行间，使他笔下的每一朵花都带着露，每一片云都染着色，使每一块石头都流漾着诗情，使日、月、云、光、影都发出悠远的芳香和甜美的声音。《小霞客西南游》作为一部第一人称的少年旅行文学作品，自然要从亲历者的角度来陈述主人公的见闻。因此作者常用的以诗化的抒情来表情达意的话语方式在这里被有意的克制而悬搁起来，代之以融注了诗意和抒情的叙事转换。这种客观化话语方式的运用，使游记或者说旅行文学显得客观、冷静、实在、底蕴厚实而又不失艺术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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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天地一瞬
静思
张灿彬（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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