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拂去历史尘埃 再现寂寞大师
——《末代大儒孙诒让》序
许嘉璐
近年来，我几乎没有读什么小说——个中原因一言难尽；当然更没有资格给小说作序。但是这一次却是例外。胡小远、陈小萍两位年轻作家所写的《末代大儒孙诒让》，我不但读了，而且当他们提出让我在书前写点什么的时候，我也贸然地答应了。这倒不是因为我忽然成了小说评论家，或自认为有了评论小说的本事。
话要从两年前说起。
上个世纪最后一年，我在瑞安组织了一次“孙诒让国际学术研讨会”。孙诒让是瑞安的乡贤，瑞安市和温州市两级政府十分重视这次研讨会，给予了很大支持。会开得很成功。就在会议开得热气腾腾的时候，一天晚上，一位文静的女青年来见我，说她和她爱人正在写一本关于孙诒让的小说。她就是本书作者之一陈小萍。说实话，听了她雄心勃勃的计划，最初一刻，我的担心大于喜悦，怀疑多于肯定。
为什么？
孙诒让作为有清一代鸿儒、“小学”（文字音韵训诂校勘之学）殿军，其著述之丰、造诣之高，实在不让乾嘉诸公；而他对国家命运、百姓疾苦、乡梓兴衰的关心和为兴办事业所付出的心血，则只有清初顾炎武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但是七八十年来，他却远没有乾嘉江、戴、段、王、钱等人荣光。一则，他最重要的著作《周礼正义》，是一般人读不懂，也不需读的书，现在，即使是研究古代汉语的，涉猎者也不多；二则，他为改变国家命运所办的实业，局于东南一隅，当其时，浙江之外，特别是在政治中心，知之者就不多，后来走“小学”之路的学者又不大关心前哲涉足政务的事。所以，他的相对比较冷落实在是社会发展所必然。我之所以发起组织孙诒让研讨会，就是因为他真正体现了“士”的全部含义。为其时所寡有，想通过研讨来宣传他，让更多的人明其事，效其人。现在居然有人要把这样一位寂寞的大师的事迹写成小说，和我的愿望一致，能不高兴么？我的担心呢，并不是对这位坐在面前的年轻女作家写作水平的不信任。我知道，以小说名世者都有一支生花的妙笔，何况他们夫妇是浙江有名的作家。相反，我正是怕他们的笔过于能够“生花”，把一生伏案书斋的“小学”家“戏说”一番。
我的怀疑则是从写孙诒让的难度考虑的。孙诒让，除了年轻时随父在外，大半生都在瑞安默默笔耕。即使从他办实业的业绩和忧国忧民的书信以及留下的其他文墨中能窥得其思想感情的消息，仅仅据此是不是足以把他写活呢？孙诒让的一生，没有什么大的波澜，小说如何构成曲折起伏、悬念高潮？要写得真实些，就需要对孙诒让所生活的时代，大环境、小环境，对他所从事的文字、音韵、训诂和经学，他所与交游的各式各样人物，都要有所了解，这对习惯于写现代生活和乡土素材的作家，需要花费多少时间？他们对此有思想准备吗？
金蛇之年将尽，忽然接到两位作家的信和这本《末代大儒孙诒让》的打印稿。这无异于对我的种种疑问给了一个明确的回答。
我有两个没想到。一、他们用了几年时间竟把与孙诒让有关的史实钻研得如此细致，从汉代今古文之争到宋明理学，从温州掌故到官场是非，显然做过艰苦的调查和钻研；可是，掌握了大量材料，要恰如其分地、活泼地运用于小说，也是不易的。二、他们非但没有“戏说”，基本上做到了有案可稽，更为可贵的是，写出了孙诒让与当时众多弄“小学”者的最大不同——“一些人沉湎于古人的光辉里而（不能或）不愿自拔，另一些人则在古人的光辉灼烁中，不时地拷问自己的魂灵，在朝阳诞生时凝结出智慧的露珠，涤荡去历史的尘埃，鲜丽而璀璨。”孙诒让就是这后一类，读完全篇，这个结论会自然而然地得出。
写到这里，我要说，两位作者让我不禁汗颜。我从年轻时读《周礼正义》等著作，到中年因工作的需要又翻译了《周礼正义》，但对孙诒让生平的了解，一直仅限于《清史稿》本传的那四百多字（其中还大段引用《周礼正义·序》上的话）的几位学者在论其学术的文章中所提到的一点点史实。而这部小说稿，竟然把孙诒让的家世写得如此详细，如果不是怀着对家乡先哲难以言喻的崇敬和热爱，是不会下这番钩沉梳理的功夫的。我知道，孙家后世并不兴旺，即使本地耆老，能够提供翔实材料的也不多了。古人说，读其书，知其人。这虽是强调文风学风之与为人的一致，但其中恐怕也包含了读其人之书也应先对其人有较详尽的了解的意思。我没有做到，我不如这两位年轻的作家。
作为“小学”的后学，我对这部小说的期望只限于它能比较正确地再现孙诒让这位大学术家的胸襟、风格和成就。现在看来，我的担心和怀疑是多余的。感谢两位作者在我国第一次描绘出了我国冷门学科古代学者的形象。
从比较微观的层面上讲，作者如何处理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是个很要紧的难点，孙诒让的时代，既有英法联军的入侵，清廷丧权辱国，又有义和团的起落；既有乾嘉学派的余波，又有西学的洪流；既有戊戌变法的失败，又有同盟会的崛起……作品要写出人对物这些事件的态度。但是任何人都受到历史的、环境的和阶级的局限，今天的作者不可能也不应该和历史上的人物持完全相同的看法。怎么把握其间的分寸？实在难。看这书稿，作者在这方面已经尽力了。因此我想向读者建议，如果发现有作者与书中人物的倾向难以区分的地方，请不要过多地责怪作者，因为要做到天衣无缝几乎是不可能的。
作者对人物的语言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优秀的历史题材的作品，应该做到人物语言的时代性和个性巧妙地融合。这当然是很高的境界。其实，我认为要完全符合生活原样几乎也是不可能的。我想，如果《末代大儒孙诒让》能够让读者，包括对清代学术比较熟悉的读者看了以后不见大的纰漏，符合人物性格，也就行了。我看它是合格的。
人类的、民族的文化，是靠了一代代学者、诗人、画家和亿万劳动者一点点、一滴滴积累起来的。无数个人的创造，不过是汇成人类和民族文化大河的一粒粒水滴。孙诒让这粒水滴已经融进滔滔洪流，现在，胡小远、陈小萍又把他们的心血之作捧到大河之中。由此，我又生出一个愿望：希望这本书是一只报春鸟，预示着今后将有更多的作家，注意到汇集成中华文化大河的方方面面，也写一写在今天看来或许是冷板凳，可是在历史上却是显学，且对文化传承起过巨大作用的领域里的先哲。要知道，没有他们，只有帝王将相，中国的历史不可能前进，不可能积累出世界最辉煌的文化，甚至不可能传递到我们手里。在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民族共识、共同愿望的时候，这种期待不算是过分吧？（该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丑奇奇丑
王朝闻
出现于文论中的“出奇制胜”，像是借鉴关于军事斗争的概念。在事物的运动过程里，异态与常态的差别不是固定不变的。不过在实际生活里，出奇而不能制胜的结局常有。
奇与不奇，是比较而言。罗丹在《艺术论》里称赞十九世纪西方画家的新发明——画中飞奔的马，两只前腿一并伸向前方，两只后腿一直伸向后方，这是一种合理的虚构，极快的摄影机也不可能记录出这种动势强烈的姿态。其实，罗丹没有见过出现在中国汉代画像石上的奔马。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创造出这种传神的形象。知此，罗丹见解不再显得那么新奇了。
在中国传统艺术里，出奇而能制胜的形象随处可见。京剧《打金砖》，塑造迷于酒色、错杀开国功臣、事后愧悔和恐惧得神经似将崩溃的皇帝刘秀，就是戏曲的形式美在反映生活丑时的魅力。“倒僵尸”等具有高难度的技术，正是演员经历了千辛万苦锻炼出来的。这样应用虚构与夸张的特技，不仅令我们感到新奇，而且觉得这样对于昏君的批判更加深入。在戏曲领域里，这样强烈地表现内心矛盾的人物和情节不少。1956年前后，我看过川剧《伐子都》，同样以艺术的特技抨击了外貌美而灵魂丑的子都对自己的恐惧。
但人们的兴趣多样，片面追求奇而实丑的现象也有市场。香港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疯狂至极的世界》。从转载此文的报纸上我见到十幅大有“疯狂”性的图片。在头脑尚未发昏的观众看来，图片中那些装怪象的行为是奇丑的，却也有人喜欢它们。
图片的解说词，帮助我了解图片中的怪现象。有一个苏格兰爱丁堡的女性，称为“身体穿缝饰物最多的人”。“她身上刺孔穿有七百六十多件饰物”，单是用来说话与吃东西的舌头，它固有的适用功能暂被忽视，给它穿缝上了三十件饰品。从图片上看，这个女性头上的饰品所造成的假象，像是一些群集而不知名的大寄生虫。
单看图片标目也能感到，以丑为美的倾向在国外也吃得开：“吃蟑螂最快的人”，“皮肤拉得最长的人”。够了。题为《扭曲脸的冠军》那幅图片里，五官扭曲得令人感到极度恶心。中国传统戏曲脸谱之一，是象征坏人的破脸。破脸脸谱虽是对丑的揭示，却也没有忽视脸谱的装饰性。而“来自英国坎布里”这个六十三岁的男性，却凭他的歪脸“先后十次赢得扭曲脸部世界冠军”，也“常出现在广告和CD封面上”。由此可见，你不喜欢有人喜欢。
这样的你或我不是少数人，上述哗众取宠的洋货可能吸引追腥逐臭的精神苍蝇，把它们当做摹仿的对象。也像中国产的“行为艺术”把吃人肉当作观念更新那样，审美观念堕落的现象不是精神健康。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天地一瞬
祖山神韵（摄影） 于明才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竹乡情韵
四平
在青山绵延、碧水潺潺的赣南，竹子是一种随处可见的生命景象。
简朴的村舍，总有丛竹相依，那些平静的家园，因此时时舒展出生动的诗情；清澈的溪流，常有竹林相伴，让那些萦纡缠绵的流水，能够处处氤氲着朦胧的画意。面对竹影清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我不断地设想：如果没有竹子，赣南肯定会失去许多风致、许多情性。
没有想到，每次和赣南的朋友说起竹子，他们都像约好了一样提醒我：要看竹子，你必须到崇义去。
对于崇义，我早就有所了解。崇义是赣南西部的一个县，那里是林木茂密、青山耸翠的地方。二十多年前，我就尝到过那里冬笋、板栗等土特产的滋味，至今还有印象。正是这样，高蹈多才的八大山人曾到崇义流连赏景，在山林间安心惮境，领悟生命与艺术真谛的往事，就格外吸引我。
当我知道进入了崇义时，便立即觉得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身处青黛色山脉的环绕中。连绵起伏的山岭，舒缓地把春雨后绿色的田野、静谧的村庄，还有那令人神往的恬静，一并环拥成一幅新鲜而湿润的巨幅水墨画。蜿蜒在路边村旁的溪流，清清静静地流淌，并闪动着含羞的波光，等它躲躲闪闪地走远了，又现出调皮的样子，把活泼的真趣不断地洒在田园各处。溪岸的青草地上，几只小竹筏随意地躺着，像是刚走过了曲折的行程，正在悠闲而散淡地小憩。崇义的山岭似乎十分好客，刚才还见它们在远处静立，倏忽之间已经悄然涌到了路边，很有点夹道相迎的仪式感。山上的竹子，顺着山势齐整地排列，浓密的竹梢和着一种无声的节奏缓缓摇曳，形成此起彼伏的青波翠浪，悠然地涌向远方。
在我的心里，竹子一直是与南方山水同在的生命。当我面对阳岭的十万亩毛竹林时，还是被充满生气、又十分平静的情景所震撼。在这青翠的竹林中，每一棵竹子都仍然笔直而挺拔，却更加平和、大气。千千万万棵竹子，有着一样洁净、翠亮的竹竿，一样分明的竹节，他们一样地把柔韧丰茂的青枝绿叶举送到高处，将生命的旗帜挥扬起来，呈献给高天流云，呈献给日月星辰，也承受着雨雪风霜，拥有自己的岁月。在这无尽的青颜翠色中，喧闹与尘嚣被竹子的平静所摒弃，浮躁与冲动被竹子的清新所消解。纷杂的情绪、散乱的心念和虚乏的感叹，都为竹林中的静气轻轻一拂，便已无影无踪，心里于是有了被润泽的清明。
崇义竹林的美，已经超越了我们习惯中的精致纤巧，它绿遍山岭而无边无际，它如涛似浪而有磅礴气势。这里的每一根竹子，都是坚强的生命，但它们的平静里，写照出自己的无忧；它们的从容中，体现出自己的无畏；它们的彼此和谐，展示着自己的谦逊。这里的每一棵竹子，都把自身真诚地融入到山山岭岭，都坦然地投入到一个生命的群体之中，就像流水汇聚于大海。这种融合，不仅使竹子友善可亲的性情显示出来，也使它平和大气的本质得以再现。
竹子，一种至情至性的生命。它们守持在这一块生死相依的土地上，一起用坚韧的根节拥抱泥土，一道把座座山岭变得郁郁葱葱，为崇义铺陈出生气勃勃的秀美底色，也支撑起崇义人恬静的生活。
竹子是崇义的主要林业资源，竹林则是一种自然与人力共同营造的景观，是崇义人心中的至爱与依靠，当许多人只能把“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古语当成一个心灵深处的记忆时，崇义人正在不断地享受竹子带来的实惠与快乐。在竹林深处，我从林业工人的脸上读到了平静与自信：近百万亩的竹林，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所在，挥洒才情的天地；在马路边，我也由竹篾匠娴熟的动作上，感觉到了他们内心的安宁：不老的青山翠岭，生长着不会枯竭的希望，润泽着他们的岁月。崇义人的自豪，正像竹子一样挺拔起来，他们的激情也正像竹海的青波翠浪一样涌动、延续而绵绵不绝。
无边的竹林，传递着宁静的喜悦，让人体味到生命的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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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宝力根花
霍昱西
宝力根花是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一个乡，名字很特别，我问当地的老乡，宝力根花是什么意思？他们也说不清楚，我没再细问。可兴安盟森林支队帮助宝力根花乡中学的四十四名辍学儿童复学却人人都晓得，人人都竖大拇指。
去年夏天，我去兴安盟森林支队采访，下了火车正好赶上支队官兵去扎赉特旗宝力根花乡中学帮扶失学儿童，也一同前往。
汽车在广阔的科尔沁大草原上行驶，我的心情却是沉重的。过去，科尔沁大草原是风吹草低见牛羊；今天闯进我视野的却是茫茫的荒山和低矮的枯草，在这绿色的季节我却见不到绿色，探头问坐在前座的支队长王立伟，这位被武警部队授予“十大忠诚卫士”之一的红脸汉子指了指前方，很伤感地说：“你看看，这山、这水、这草、这地，这都是对人们破坏植被的惩罚啊！”他点着一支烟，深思了片刻，“我们要帮扶的这个宝力根花乡中学，那儿的农民人均土地约有二十亩，真正长出庄稼的不多呀！大部分土地荒芜着，人们想到了开地却忽略了环境这一因素，水土流失，加速了沙漠化。年景不好，农民又没有其它收入，宝力根花中学有四十四名儿童辍学……”
我聆听着王支队长的叙述，心绪久久不能平静。约走了两个多小时，宝力根花乡中学尽收眼底。走进校门时，正赶上学生下课，孩子们远远地跑过来，在离我们十多米开外又怯怯地站定。他们的衣服已很破旧，但眼神很亮、很灿烂——是那种迎来希望的目光。
学校很宽敞，五六栋砖房分前后两排有规则地矗立着。在学校的后院，兴安盟森林支队投资建了二十亩育苗基地，已育苗二十八万株。另外，还在距学校五公里外的山坡上栽了三万棵杏树苗，长成后所产山杏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加之育苗基地的收入，不仅让失学儿童继续就学，学校也会借此告别贫困。
“五一”前夕，支队全体官兵捐款一万零七百二十元让失学儿童全部返回了校园。今天，支队又送来了大米、白面，这是全支队官兵节余出一天的伙食费。校长看到这一切，紧紧地握着王支队长的手，找不出一句恰当的词语表述，眼泪在眼圈直打转。
不一会儿，四十四名失学儿童及部分家长都集合在一间教室里，支队的部分官兵都和他们结成了帮扶对子，并且都带来了见面礼——学习用的纸、笔等，失学儿童们也准备了他们父母亲手针纳的布鞋。好多家长低头不语，个别家长叼着烟，神态自如。这使我想起成吉思汗当年开疆拓土的辉煌。而今他的子民、后人又做了什么呢？人闲地荒，尽管这是少数人，可前人是后人的镜子啊！我们的后人在看着我们，如果后人也如此这般，岂不成了恶性循环？
与孩子们交换完礼物，王立伟支队长又代表全体官兵简短地讲了几句话，他说：“我们今天来主要是看看同学们，‘六一’儿童节到了，给你们带点粮食来，祝你们节日快乐！另外，我还要对在座的和没来的家长说上两句话，我们帮大家只能是一时，管不了一世，关键是大家要勤劳，不能再让地荒着了。”家长们全都低下了头，一言不发，有几个孩子泪眼汪汪地看着官兵们。仪式完毕，我随同王支队长去他帮扶的对子——苏日嘎拉图家送粮。在苏木的一角，两间小土房孤零零地在风中“瘦弱”地站立着，这样的房子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很普遍，可在今天着实让人惊讶！进了屋，墙上贴满了旧报纸，也无遮炕之席。苏日嘎拉图的姐姐正在做午饭，她已早早辍学了。小姑娘说：“我两岁时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有病，现在北京住院，是脑神经失常，已经好几年了。”这时，我看到王支队长双眼不自觉地湿润了。这个驰骋火场屡战屡胜的汉子有着如此情怀，而且又是如此的透明，让我对军人的情感有了一个新的诠释——爱心和善心。
回到学校，校长乌力吉对我说：“支队在‘五一’节前给教师们每人捐赠了一百元钱，我很受感动，这钱我们拿得沉重呀！原来学校有十个建制班，由于失学学生较多减成了八个，我心里有愧呀！可也没什么办法，学校太穷，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感谢支队、感谢支队全体官兵！今后我们得努力，把学校搞好了才对得起部队呀！”
返回时，学生们站在校门口向我们挥手，目光里流淌着感激和希望，我又看到了童年的影子，我不知道贫穷何时从这里消失？我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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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风般的呼唤
王振纲
时下，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称呼“师傅”、“老板”、“先生”、“小姐”很是时兴。党内原先互称“同志”，现在这称呼久违了，尊称官衔的较为盛行。然而，当你迈进中央党校的大门，不管走到哪里，随时随地可以听到“同志！”“老张！”“老李！”这样的称呼。这声音像拂面而来的春风那样清爽，像山间的清泉那样甘洌，让人听了觉得十分亲切、舒畅、入耳，感到相互间一下子心贴得近了，感情融洽了。
记得十六年前我刚转业到党校的时候，好长时间都不习惯。在部队叫惯了官衔（部队应该称官衔），乍一改嘴还挺别扭，看着那些满头堆雪，额头刻满年轮的长者，看着长自己十多岁的领导，称呼“同志”总觉得对人家不怎么尊重，总也张不开嘴。报到后一个多月时，一次，我在电话里叫了一声“主任”，结果被“剋”了两句：“慢慢改着点，咱们党校不兴这么叫。”虽然挨了批评，可我心里却是热乎乎的。我想，要是在其他一些地方，有的领导你不称他职务，他心里就不舒服、不高兴，甚至还会对你耿耿于怀呢。
在党校，确实很少听到“书记”、“部长”、“主任”这类称谓，一般也看不出领导与部属之间森严的等级，没有居高临下的颐指气使，也没有低人一等的仰人鼻息。这里的人，从校长、教师到服务员，都是平等的；每一位来这里参加培训的领导干部，不论职位高低、资历深浅、年龄长幼，都自觉实行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学员、从工作到学习、从家庭生活到集体生活的“三个转变”，都是普通党员、普通学员。大家志同道合，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拢到一起。同窗学习，切磋琢磨，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探讨问题，讲究民主，坚持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装袋子的“四不主义”。
“同志！”听着这亲切的呼唤，看着这些普通一兵，我不禁思绪万千。眼前映出了延河岸边清凉山上的巍巍宝塔，仿佛看到了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挥动镢头和三五九旅指战员一起开荒种地的热烈场面，耳边似乎听到了周恩来同志和大家一起摇动纺车纺线的悦耳声音。这就是真正的“同志”啊！叫一声“同志”很容易，但真正做到同“志”却不简单，这里面包含着何等丰富的内涵啊。
“同志！”多么亲切，多么入耳。这情，在亲切的呼唤中交融；这爱，在无限的信任中传递；这力，在深刻的理解中凝聚。愿这春风般的呼唤永远回荡在耳畔，永远回荡在我们的校园，永远回荡在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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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海长云暗雪山
——王广才的山水画
刘曦林
无论是青海长云，还是祁连雪峰，在古代较少有人图之于丹青，故后人无成法可循，一切均赖新造。王广才自大学毕业后西行，居青海四十年，抱中守一，矢志绘出青海山水的神韵。自从进入西宁画院成为专业画家后，王广才心想事成，圆了他的艺术梦。
他依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古训，步履高原之巅，涉足大河源头，陶养胸中浩然之气，寻觅自家艺术语言，形成了表现青海山河的新体，因而独立于西北画坛。
此前，西北的事远不如今天那么红火，王广才也不精明于包装炒作，故较少有人知晓这位朴实的画家。这种状况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方有改变。1993年，他原本只是携画回山东邹平汇报于家乡父老，路过济南时先请于希宁先生指腕，不料于希老见其画大喜，赞其画“气势恢弘，攀云登空，是写高原之魂，具脊梁之感”，并出资为这位老学生在济南举办画展，播扬其创造精神。此后，王广才的青海山水渐为内地所知。近年，西部热，西北热，广才遂成为京城画界和媒体关注的人物之一。
笔者未到过青海，只是依着王昌龄《从军行》中“青海长云暗雪山”的诗句，遥想着那里的山河，觉得王广才的山水境界即如此诗，其艺术思维方式亦如此诗。也许是这诗句的一个“云”字和一个“暗”字点化了他的灵犀，他善于用流走跌宕的笔致将群峰组织出山舞银蛇般的节奏，更善于以泼墨法营造云走霞飞的氛围，皑皑昆仑，巍巍祁连，浩浩江流，茫茫戈壁，造化的一切莫不因这“青海长云”缭绕于画间而神秘，而含蓄，而灵动，而幽远。他仿佛悟到了“暗雪山”的那个“暗”字，将黑墨用到深如太阴，使青海山河精神魂魄益加厚重、博大、深邃，并在暗黑中将那一脉雪峰、一缕长云、一束白光、一道清泉映衬得更加明亮。如果说那境界有些苍凉，它苍凉得倾向悲壮；如果说那境界有些空旷，它空旷得近于博大。这应该就是青海山河的特点，青海山河的魂魄。这里独特博大雄奇的美激发了他创造的心手，实际上这是他数十年对青海山河感悟的结晶，那青海山河钟灵于他，他又将这灵魂化入了笔墨，还归于山岳河源，并因此实现了造化与心源的互动往来，使那“天人合一”的哲学在他的青海山水中得到了生动的妙合。（附图片）
左图为王广才中国画《河峡泛绿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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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救救“老师”
贾作林
中国原是一个颇讲究名分和称呼的国度。惟其如此，所以作为显示名分的称呼也就最容易被滥用和糟蹋。这命运现在似乎就又落到“老师”的头上了。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韩愈则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恐怕这才是“老师”的正解。长期以来，“老师”一词事实上已经成了“教师”这一职业的约定俗成的别名。但这种区别现在却日见其模糊了：打开电视，只要是“访谈”一类的节目，而被访者又只要是“明星”一类的角色，则主客双方往往无不以“老师”相称，而且也往往无不乐而受之，泰然以“老师”自居了。但我恐怕这称呼的厄运也正潜伏在这里。
眼下不正是“知识时代”，不正在“尊师重教”和“科教兴国”么？则“老师”之兴旺发达，大可预期，这久惯清贫的“老师”，说不定就要厄运临头了。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总只喜欢一个“名”，只要有新鲜的名目，便取来玩一通，不久连这名目也糟蹋了，便放开，另外又取一个。真如黑色的染缸一样，放下去，没有不乌黑的。譬如，“伟人”“教授”“学者”“名人”“作家”这些称呼，当初何尝不冠冕，现在却听去好像讽刺了，一切无不如此。”但愿现今“老师”这个称呼不至于被糟蹋得听上去好像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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