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人物纪实)
专栏：
师职军官
王海鸰
那天上午，我打电话给济南军区张政委———以前在军区一个海岛上当兵时他曾是我们那里的领导———说我想下部队生活，去那种最能代表我军主体形象的部队。以前也不是不下部队，但大多是在某种特定情境中，比如老山前线，比如抗洪救灾，比如采访英雄模范人物。而真正深入部队的和平时期，体会那种引而不发的通常状态，于我基本是一个空白。我请张政委帮着选择。最后决定去某师。他说，这个师的领导综合素质很好。当时是1999年的11月，正是我身心状态极为恶劣的时候。我的电视剧《牵手》的播出，长篇小说《牵手》的出版，话剧《洗礼》的公演，给我带来了空前的繁华喧闹，在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的同时，一向安静的心境也被破坏：喧闹时觉着疲惫不堪、不胜其烦，清冷时又觉着寂寞、生怕有什么好事儿把我落下了。一颗心终日躁动不宁，无法再做到像以前那样每天早晨八点准时坐在电脑前专心工作。彷徨徘徊，日复一日，转眼就过去了将近一年。体重也因时间被浪费的恐慌、空虚而急剧下降。这不能不使我感到困惑，难道，这就是我数年来为之奋斗、孜孜以求的成功么？
离开北京，离开喧哗！
去另一种扎扎实实的地方体验一下别样的扎扎实实的生活！
很快，我便走进了我的目的地！
拿破仑说：一群由狼带领着的羊，能够打败一群由羊带领着的狼。一位将军说：一个部队，关键的两个人用准了，就行了。第一次见到这个师“关键的两个人”是在师招待所的院子里。宣传科干事向我介绍：这是师长王太顺。抬眼看去，个头儿还行，长相一般。旁边站着的是另一个关键人物，政委王洪尧，也是个头儿还行，长相一般。不一般的是身材都保持得很好，没有丝毫中年发福的迹象。在以后数日的接触中方知，那种作为拳头部队主官的重任和压力，那由这巨大压力带来的负荷和自律，以及每天的出操，每周的五公里越野，每一次亲临现场的演习、训练，使他们根本就没有发福的机会。
我一向认为，是军人，就无权肥胖。军人的身躯，就应当被严格束缚在那套制式军服里。
1998年夏季，我曾赴抗洪重地江西九江。在那场没有炮火的战争中，我军所表现出的应急能力、集团冲锋能力和服从精神曾使我深为震撼，尔后便苦苦思索，和平时期这么久了，外面的世界亦如万花筒般，这支军队何以能独树一帜凛然不变？其状态始终如筋肉紧绷、匍匐腾跃前的虎，只待一有情况就呼啸扑出。
在这个师里，我想我已找到了答案。那所有从前在我看来已被强调成了套话的口号，在这个师具有着最鲜活的生命力直至至高无上：备战！打仗！世界上哪个角落发生的战事都会牵引住他们警觉的目光，台湾李登辉的一举一动都会在这里被作出最详尽的分析最彻底的对策。训练，训练，训练……所有的考核、现场会、比武都是他们用以推动训练、运转部队、落实战备的手段。“不用则已，用则必先，首战有我，首战必胜！”职能，使命，荣誉，已然自上而下深深渗透进了这方空间。这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人称猛虎之师的部队。几十年来，部队的人已换了一批又一批，没有换的，是它的传统、灵魂和风采；离去的人留下了他们的年华他们的心血，留不下的，只是他们一个一个的身影……王洪尧政委说，这就如同接力赛，现在接力棒在我们手里，我们就得跑好交给我们的这一段路程。
为了跑好这段路程，他们恪守职责，以自身形象诠释着他们对部队的要求：任务重于生命，事业重于家庭，使命高于一切。
我所在的十五天里，我见他们只休息了半天。因为工作量大，比如总部、军区、军三级在其间来这个师进行的考核；还因为按照战备需要这里的休息日不能与日历同步。每到春节，他们都不过，由师长王太顺带领，师领导分头每天一个团进行战备演练式的拉动，以保证做到一声令下拉得出开得动。以至去年春节六天假期，王太顺只在家中陪回来探亲的儿子和女儿吃了半餐饭。
我所在的最后几天，适逢部队一年一度老兵退伍。在某团送老兵大会上，我听过王洪尧政委的一次讲话：“……再说说回去以后干什么、怎么干。你们是连队的骨干，是班长，是军中之母，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也许你们要说，俺不过才管着八九个人。你以为他一个厂长、经理管多少人？他管的也就是直接在他手底下的那八九个人，那八九个人管好了，他那个企业就搞好了。说到底，我师政委要管的也不过八九个、十来个人，就是咱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也就那么七八个人么？……”如此的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引来台下一片掌声，一片笑声。那一张张年轻脸庞因为被肯定、被激励、被启发而露出了由衷的会心的微笑。
此行使我对我军的政治委员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了解。
老兵退伍工作开始，我旁听了一个有王洪尧政委参加的团的老兵退伍工作研究会，一个连、营、团、师四级干部的联席会议。此时王洪尧在这个团蹲点，住在三营。每到老兵退伍时节，该师常委一律下驻到营，吃住都在营里。研究会上表现出的王洪尧的经验之丰富，思维之缜密，对每个细节的考虑之周到真令人惊叹。比如，各连宣布复员老兵名单时，他提出不要在宣布之前张榜。“人家都看到名单了，你连长还在那里念什么呢？要保持神秘性，有时，神秘就意味着庄严。”比如，他要求老兵点名不得在室外进行。“只有在室内才可能做到最大限度的集中精力，热烈气氛，浓缩感情。”送老兵工作必须做到的走出感情、觉悟、作风、纪律，“感情”无疑是其中的基础之基础。再比如，该团本拟用一个上午时间让各连召开赞老兵大会，王洪尧说，“一个上午太长，该说的话说完了，势必要说些车轱辘话、套话，反而会冲淡效果，不如给每个老兵只说关键的几句，这几句一定要点到穴位上，在他正激动的时候———会开完了。”这思路竟同我们搞文艺创作时所追求的那种“戛然而止”的境界如出一辙。
一个出色的政治委员是一个思想家、实干家，同时还必定是一个心理学家、艺术家———我们的野战军里，真正是藏龙卧虎！
这个会议产生出的计划当天就发往了全师每个团队。一周之后，该师五千多名复员老兵全部如期走出……
那些日子，我就是这样拼命吸纳着每天扑面而来的点点滴滴，但必须离去的日子不可避免地逼近了，于是想到了代职，接着就又想到了放在家里的孩子。“不就是上学吗？转学过来嘛！”王师长说。可孩子还在学钢琴。“钢琴？好办！我叫几个兵给你拉过来就是了。”哦，这个粗线条的男人呵，尽管他有着两个已成年的孩子，但我敢说，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孩子是怎么回事。对此他的妻子张心德没有丝毫抱怨，唯一令这位医生出身的知识妇女无法释怀的是，二十年里，她随丈夫搬了十次家，工作搬没了，业务生疏了，目前只能屈居师幼儿园做一名保健大夫。而王政委的妻子刘兰香、一位拙于言辞的山东妇女说的话听来也许更令人感伤，“他一天也就是在家睡个觉，忙起来觉也不在家里睡。三顿饭都在师里吃。要是能在家吃饭，俺还能照顾照顾他。俺现在照顾不上他，捞不着照顾他。……”
现在，我已回到了北京。但要有可能，还想再回去。去看看另外几位虽已熟识但还未及深交的同王太顺、王洪尧一道鼎力支撑着那个猛虎之师的师职军官：机智灵活气质儒雅的陈代云，热情爽朗聪明大度的李光明，思维敏捷锋芒锐利的李晓星，严谨得一丝不苟的张耀荣……作为部队作者，部队是我成长的摇篮是我第二个家，常回家看看，回家去补充营养、调整身心，让每一次的再离去，都能够重塑一个精神饱满、身心充实、神清气爽的我。
第4版(人物纪实)
专栏：
且末的太阳
矫健
那天下飞机的时候已经是午后，强烈的阳光使人眩目，睁不开眼。车尔臣河洒脱地攀附在大地上，像一条透明的飘带伸向远方。河鸥嘎嘎叫着在天空盘旋，尽情施展着明丽的歌喉，扇动的翅膀闪动着银色的光芒。
这就是且末。一个有上万年历史的小地方。我一直迷惑不解太阳为何如此关爱这块小地方呢？不错，这儿背靠昆仑，胸倚大漠，有世人皆知的丝路古道，有天下闻名的玉石珍宝，更有诡奇动人的神话故事，这些都没错，但似乎又不算什么理由。
据说很早很早以前，一位行者来到此地想讨口吃的。他已经好多天没吃东西了。路过几个地方他什么也没得到，甚至一口水都喝不上。瞅瞅他邋遢的样子，人们掉过脸，像是什么也没看见。行者很伤心。但却并不气馁，就进了且末地界，果然如其所愿，在这儿有人给他吃的，还给他水喝。不知过了多久，有一天正午，行者先面朝天空嘟念了几句，尔后又伸出一根手指朝昆仑点了点，又向大漠指划了两下，就身影顿失。此后且末人发现，山里有了玉石珠宝，大漠里有了河流和动物，天上的太阳也比先前亮多了。
这个传说挺有意思。不想没啥，越想越有意思。那天晚上在一个人家喝酒，喝的是当地的高粱烧。若不知本地人的实朴，看看酒杯就明白了，满满一瓶三杯见底。十几个男人整整干了二十八瓶，主人还不想放人，他说还不过瘾。
喝了两瓶脚下有根，我觉得很神。耳边隐隐约约传来一阵歌声，厚朴悠雅、似很古老，我不禁想起那个传说，那个关于索取和给予的故事，想起明亮的阳光。
第4版(人物纪实)
专栏：大地之光
放飞“神舟”
马京生
冬天的凌晨，大漠永远是熟睡的样子，越野吉普车一开进去就整个地跌入了漆黑一片。车灯熄灭后，吉普车就像一个小沙包，静静地卧在离发射架不远的地方。我们在里面开心地享受黑暗，因为谁也发现不了我们。当然，除我之外，他们都赋有安全保密的特殊使命。
这是1999年11月20日，一个载入中华民族光辉史册的日子。不过当时，我们却是在焦急、等待、担心中度过的。我们的汽车离发射架那样近，可以清楚地看到通体明亮的绿色发射架轻舒长臂，它怀里拥抱着乳白色的新型火箭顶天立地。当时我浮想联翩，却只字未说，我是怕同车的人担惊受怕，这毕竟是中国第一次发射试验飞船。千万不要以为我这女军人是傻大胆，其实我是“胸中有数”，我熟悉掌握飞船命运的老总们。我就是想近距离观察“神舟”飞天……凯旋之后，现在我终于可以说了。
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是王永志，迄今为止他主持设计研制的导弹和运载火箭还从未失败过。可是这次我在发射场看到他脸上总是挂着一个大问号，浓眉紧锁，深邃的目光沉思着盯着火箭和飞船，只有他的头发自由发挥地张扬显示着主人的个性：乌黑茂盛，而又一丝不苟，使人不难想到这位花甲之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有一颗追求卓越的年轻的心。
难怪王总能吸引住年轻人。他的技术助手孙功凌是个精干的工学硕士，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上马时，小孙收到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宇航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他却在那时坚定地跟上王总穿上军装。我真佩服王总有如此魅力。我问孙功凌：“你为什么放弃到美国读博士，选择了给王总当技术助手？”
“王总看准的事就一定要干到底，而且会干得漂亮精彩。”说这话时孙功凌眼睛很亮，似乎已经看到了飞船上天。紧接着他又加上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话，“男人的魅力就在于智慧和勇气”。
这点我赞同。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初识青年王永志就看中了他的智慧和勇气。那是1964年6月，王永志第一次走进戈壁滩，执行发射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任务。试验发射时，导弹射程不够。专家们在考虑，怎样再给火箭多添加点推进剂，可无奈火箭的燃料贮箱有限，再也喂不进去了。正当大家绞尽脑汁想办法时，一个高个子年轻中尉站起来说：“火箭发射时推进剂温度高，密度就要变小，发动机的节流特性也要随之变化。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卸出六百公斤燃料，这枚导弹就会命中目标。”大家的目光一下子聚集到年轻的新面孔上。在场的专家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不客气地说：“本来火箭能量就不够，你还要往外卸？”于是再也没有人理睬他的建议。但王永志并不就此甘心，他想起了坐镇酒泉发射场的技术总指挥、大科学家钱学森，于是在临射前，他鼓起勇气走进了钱学森的住房。当时，钱学森还不太熟悉这个“小字辈”，可听完了王永志的意见，钱学森眼睛一亮，高兴地喊道：“马上把火箭的总设计师请来。”钱学森指着王永志对总设计师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果然，火箭卸出一些推进剂后射程变远了，连打三发导弹，发发命中目标。从此，钱学森记住了王永志。中国开始研制第二代导弹的时候，钱学森建议：第二代战略导弹让第二代人挂帅，让王永志担任总设计师。
发射塔架舒展开铁臂，水晶宫里的倚天长剑露出飒爽英姿。我知道这捆绑火箭的“肖像权”应该属于王永志。1990年7月16日，中国第一枚大推力捆绑火箭在西昌发射成功，他是研制那枚火箭的总负责人。我又仔细瞄了一下挺拔的火箭，这回火箭的肚子里又增加了故障检测处理等许多新技术，完全可以信赖。
载人航天工程有七大子系统，各系统分别设有总师和指挥长。火箭总设计师刘竹生曾开玩笑地对我说：“王大总师从来不问我一句火箭是否有把握，我还真想告诉他，让他放心，火箭保准没问题。”我一听笑了：“这好办，此话由我去转告。”
那天我把刘竹生的话转告王永志，王总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刘竹生我了解，他很细心。”可是火箭指挥长黄春平说过：火箭上有三十多万个元器件，只要其中一个出了毛病，就会影响发射精度甚至导致发射失败。看来还得警钟长鸣。
这时发射架已经全部打开，火箭飞船组合体完全展现在我们眼前。让人担心的就是这火箭头顶上的飞船。这决不是危言耸听。11月16日，我坐在“神舟”号飞船总设计师、指挥长戚发轫的房间里聆听他的高见，他明明知道我是总装备部的人，仍坦诚地告诉我：“这次飞船上天是沈副总指挥定的，打成功是他当领导的决策英明正确，打不成我可就上他的当了。”我奇怪地问：“为什么？”戚总坦率地说：“过去我不同意第一枚新火箭就打飞船，再说这是初样产品上天，上天产品合练。不过现在我越来越有信心了。”
飞船的三舱方案是王永志提出的。即：轨道舱是航天员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返回舱是飞船的指挥控制中心，航天员乘坐它上天和返回地面；推进舱为飞船在轨道飞行和返回时提供能源和动力。
新型运载火箭到底打什么？曾有不同意见。航天部门提出：还是初样产品的飞船上天风险太大，要稳妥可靠就先打配重。沈荣骏认为，既然已经向党中央承诺“争八保九”，就要言而有信，可以按正样技术要求在1999年把试验飞船打上天。事在人为，中国载人航天必须走好第一步。
王永志去找沈荣骏商量：“应该上飞船，可船上主发动机进度赶不上，怎么办？”沈荣骏马上乘机飞往上海，亲自到研制飞船动力舱的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了解情况。他对各项技术状况进行了考察，与院所两级领导和主要技术人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一致认为虽有风险，但经过努力可以实现飞船安全返回的目标。于是这个方案提交了“两总”（总指挥和总设计师）联席会议，在曹刚川部长的主持下达成了共识，作出了决定。
人生诸事，往往一个正确的选择，就决定了你的成功。而对中国载人航天副总指挥沈荣骏中将来说，这次他压力最大，因为是他力主第一次发射飞船就要完整上天，顺利返回。他的选择决策关系到这项事业能否成功，他深知任务之艰巨。
中国的第一艘飞船由江泽民主席亲笔题名“神舟”号。军委迟浩田副主席到酒泉航天城对全体参试人员说：“1999年有三件大事：建国五十周年大庆；澳门回归祖国；还有你们将要完成的中国第一艘飞船上天的任务。”这是中国第一次发射飞船。曹刚川部长和李继耐政委知人善任，把载人航天的重任交给了沈荣骏，让他全面负责。
五十年代末，酒泉卫星发射场初建，沈荣骏刚好大学毕业，自告奋勇来到大漠，至今他已经参加和指挥发射了五十多次导弹试验和火箭、卫星发射。他既是一位著名的航天测控专家，又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发射指挥员。这就意味着他的人生承载之重。对他来说，每一次发射都是一次考验。但他是一个硬骨铮铮的汉子，面对风险，从不模棱两可，唯一的追求就是站在国家的利益上作出正确的选择。10月4日晚，沈荣骏接到发射场的紧急电话，发现飞船上控制系统的一个部件有问题。第二天，沈荣骏从北京飞到发射场，立即召开了是否打开飞船大底抢修的技术讨论会。当时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一种认为，返回舱大底是密封的，拆大底找故障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拆大底冒的是地面工作失误的危险，而不拆大底，虽然有备份手段，却要冒上天失败的危险。
沈荣骏果断决定：“决不冒天上的风险！只要组织严密，措施有力，可以避免地面工作的失误。”
飞船大底彻底打开了，不仅解决了该部件工作异常的问题，还发现和解决了其它问题。
大家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我向发射架看去，火箭上飞船的顶端逃逸塔的细尖在黑暗的大漠中晶莹闪光。
11月13日，飞船转场。
我搭乘发射场指挥长刘明山少将的0001号小车去发射阵地。公路两旁是齐刷刷高挺的新疆杨，笔直、伟岸的身躯，顽强、坚韧地扎根于干旱的沙漠里，像夹道欢迎的卫兵，给人生机勃勃的感觉。
刘指挥长说起戈壁航天城来充满了感情，就连十八万棵新疆杨都充满了生命深情。前两天，我曾跟他转过列队整齐的温室大棚，足足占地一百五十亩，里面黄瓜、西红柿、小辣椒等时鲜蔬菜长得正旺。刘指挥长一脸自豪：“我们这儿不仅要事业留人，还要创造一个拴心留人的好环境。”
汽车停在一片高大的建筑群前，飞船正好迎着朝阳运往火箭总装测试厂房，我们跟着飞船走入了一座智慧之城。除了耸立的火箭，还有许多机房，名目繁多的各种设备。刘指挥长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着，那么多参数要记准确实在不易，我不得不惊叹他的记性之好，甚至想到了我是否需要移植一个微电脑来记住这些难记的数字。我瞅准了机会，请这位指挥千军万马，既管火箭、卫星、飞船上天，又管柴米油盐、菜篮子的航天城“当家人”，谈谈他的“大家”和“小家”。
刘明山很健谈，大学毕业他就走进了戈壁滩，如今已经过了三十三个春夏秋冬，目睹航天城发射了三十三颗卫星，还有各种型号的导弹和运载火箭。他心里装了许多“大家”的事情，连航天城子弟学校今年高考升学率百分之百都告诉我了，还没说一句他的“小家”。这引起我的好奇。
我冒昧地问：“您夫人也在这工作吗？”
“不，她走了。让人刻骨铭心的感情啊！”
这时候，冬日的一抹阳光静静地斜照在他的脸上，我看见了他眼中的泪光。“人生就是这样，说走，她就走了。”他突然又自责道：“她喊了好几次胃痛，我怎么就没早点把她送进医院治疗呢？”我心里涌出了一连串的问号，可再也不忍心去触动他的伤心之处。他看出了我的心思，平静了一下说：“仁瑾患的胃癌。我怎么也忘不了她躺在病床上，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嘱托我：一定要把飞船打上天。”
那天下午我走进了航天城的历史博物馆，刘明山的妻子潘仁瑾的照片就贴在光荣榜上，女大校微笑着，看得出来她年轻时很漂亮。她是这里的优秀科技干部标兵，又是优秀共产党员，荣获过许多奖励。她主抓发射场的电磁兼容监测。一个知天命的女人已经身患重病，还在几十米高的测试厂房爬上爬下，累得下班时爬不上汽车。那时刘明山由于工作忙，疏于了解妻子的病情。她去北京开会，上午还在会上发言，下午就被送进医院。他记住了这个最悲痛的日子：1999年4月18日。
按照潘仁瑾的遗愿，她的骨灰埋葬在东风烈士陵园。这个陵园里静静地躺着六百零四名戈壁滩人，透过大漠的霞光，能看见祖国的火箭、卫星从这里飞向太空，能听到发射场火箭腾飞的轰鸣声。远处刮来的漠风带着火箭的雷鸣在队列整齐的陵墓中一次次隆重地走过，风过后一片宁静，宁静得像梦境。而在每周最宁静的双休日，刘明山就会手捧鲜花独自站在妻子的墓前。
人生中有一种感情刻骨铭心，有一种思念天长地久，有一种人要孤独地走。不！刘明山不孤独，他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实现妻子临终的希望———放飞“神舟”！
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发射进入倒计时三十分钟准备。
我是从发射场摸爬滚打中走过来的，曾经多次目睹过沈荣骏中将和现任总装备部副部长胡世祥中将指挥发射卫星。那箭在弦上的紧张劲，有心脏病的人看到那场面非得心脏停跳不可。然而，他们却颇有大将风度，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直到发射成功。
这时，发射场的黎明静悄悄，黑暗中我暗自高兴地看着那枚倚天神箭，“天时、地利、人和”全有了，大概不会发生什么惊险情况了。然而，就在这时发射阵地上，沈荣骏和胡世祥接到了紧急报告：担任海上测控任务的“远望四号”远洋测量船在南太平洋海域南纬37度遇上了十级大风。沈荣骏和胡世祥交换了一下意见，果断命令：“按预定方案发射。‘四号’宁肯不测，也要保证安全。”他们迅速从发射阵地转移到指挥所里。出现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面前时，他们的心里虽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已经在多次复杂艰险的发射中磨砺出冷静顽强的性格，成为沉着自信的复合型指挥员。
后来我得知，四艘“远望号”测量船战胜了七次强台风，通过了许多复杂的危险航区，历时二百五十九天，总航程六点二万海里，相当于绕地球三圈，圆满地完成了海上测控任务。
6时30分，大漠颤抖，苍穹震撼，雷鸣声中桔红色火龙托举着火箭、飞船腾空而起，飞向太空。
我们坐上吉普车直奔发射架。
灯火通明的发射架下，我碰上了发射场副指挥长张建启少将。他胆大心细，发射时坚守在发射阵地。在他眼里，载人航天是生命工程。1997年，他在完成预备航天员选拔任务后，第二天接到命令就走进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他对我说：“现在任何小的失误，将来都会影响宇航员的生命安全。”
11月13日，我目睹巨大的铁钩抓着飞船的“头皮”吊装到火箭的头顶上，九十多米高啊！飞船里已经加注燃料。我紧张得手里攥出了一把汗。可是当我把目光转向正在指挥的张建启时，他精气神十足，一脸镇静自若。我猛然想起，他要求操作手反复苦练手功和眼功，直到大吊钩能把悬挂的焊条一次性放入瓶口直径只有两厘米的啤酒瓶内。如此硬功夫，还有什么可担心的？不是有句俗话说：艺高人胆大嘛！
在这里我还看到了发射场的总工程师徐克俊。他研究撰写的《我国未来航天发射场应该具有的两大技术进步特点》一文，1995年在《载人航天》杂志上发表，受到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好评。可猛一见他，却觉得徐克俊是个武将，微微有点秃顶，满脸黑胡子刮得净光，说话嗓门洪亮。后来发现他是粗中有细。为了让这次“神舟”起飞的可靠性增值，他的目光格外锐利，似乎总在“挑毛病”。那天发射场的小王告诉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徐老总脸拉下。技术上出了问题，不说清楚，他决不放行，好厉害呦！”接着，小王话锋一转：“当然，挨了批评还得感谢他，这样在你的岗位就上了保险。”
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场起飞，绕地球转了十五圈，飞行21小时11分，于11月21日凌晨3时41分，在内蒙古中部着陆场成功返回。
我在北京空间技术研究院飞船总装厂房看到了返回的飞船。它不愧是“神舟”，尽管“皮肤”上留下了大气层燃烧的淡黑色痕迹，里面却是完好如初。在这里我又见到了飞船副指挥长袁家军。
在发射场我就注意到他，一开总师会他就坐在戚发轫身旁，我总有一种他俩是老子和儿子的感觉：戚总头发花白，慈眉善目；袁副总却是满头青丝，眉眼中露出一股锐气，精明强干。他们的年龄相差足足有三十岁。戚总曾对袁家军说：“我三十岁参加研制了中国第一颗卫星，你三十七岁就参加指挥研制中国第一艘飞船。”戚发轫总是给袁家军一些施展才华的机会。戚总说：“我希望中国航天后继有人，一代更比一代强。”
我问袁家军：“你觉得领导为什么选中了你？”他爽快地回答：“我对技术方案清楚，考虑比较细。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不仅一定要按时完成，还要保证比领导的期望值更高。”
从飞船研制最紧张的阶段直到发射，每周六上午他协助戚总主持召开周末调度会，连续开了六十八周，会上协调解决的问题有三千多个。飞船升空的前一个夜晚，他和飞行控制组讨论到凌晨四时，为飞船备份了六十四种应急方案，虽然没用上，可该想的都想到了。
正是这一切，正是那些有名和无名的英雄们的无私奉献，保证了“神舟”飞天圆满成功。
迎着2000年的第一缕晨光，天安门广场升起了一面具有特殊意义的国旗———随“神舟”号飞船遨游太空的五星红旗，飘扬在新年元旦的曙光中，迎接中国航天新的辉煌。
第4版(人物纪实)
专栏：
过年回家
宁宏宇
过年回家，过年回家，
远方的游子心醉啦———
屋顶的炊烟探头望，
路旁的山花伸手拉。
老屋换上新装，披青砖黄瓦，
天线张着耳朵，与世界通话。
邻居板车哥，营销走天涯，
对门竹篾妹，传艺亚非拉……
当年辍学流浪的同窗哪儿去了？
———县上百里挑一的电脑专家；
当年吃救济粮的大叔今在哪儿？
———致富光荣榜上戴红花。
一声声，乡情依然酒样浓，
一句句，乡音还是姜般辣；
———外面闯世界，乡音变没变？
———世事多繁杂，眼睛花没花？
少年时故乡月照我出征，
几十年故乡情伴我还家。
回家是灵魂的检阅，我心依旧；
回家是人生的审视，催我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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