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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奔驰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
辽宁省新金县原“五·七”干校学员、花山公社革委会主任 阎德宽
进“五·七”干校不久，领导上交给我一条鞭子，叫我赶车。
我接过这条鞭子，脑子里想的很多。二十多年前，我拿过鞭子赶过车。解放后，我放下了鞭子，当起了“官”，一晃就是二十年。二十年来，我渐渐脱离了劳动，从而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今天，响应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伟大号召，决心拿起鞭子再赶车，重新学习，干革命。
一天，我到皮口镇去拉东西，我赶着大车，挥鞭跃马，顺着大路飞奔而去。走着走着，快到皮口镇了。这时，我放慢了车，开始踌躇起来。我心里在想：皮口街上，车来人往，很是热闹。以往，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手提公文包，身穿干部服，漫步走在大街上，挺神气的；今天，我手里拿的是一条鞭子，赶个大车，打扮是一副“车伙”的样子，见到熟人该多难为情！我怎么往里走呢！可是，大车不能掉头朝回走，鞭子也扔不了。想来想去，不得主意。一低头看见了身上捆的围裙，觉得太显眼了，就想把围裙解下来，亮点“官”相出来，不由得伸手就把围裙解掉了。
这时候，我耳边响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毛主席的教导使我猛醒。想过去，比现在，思潮起伏。
解放前，是在一个大冷的天里，我被迫给地主赶车，穿的是破单衣，冻得浑身打哆嗦。那时候，我手里拿的是受剥削的鞭子，赶的是卖命车，多么渴望能穿上一件棉衣，一双大头鞋，再捆上一条围裙，赶起车来多暖和啊！今天，我穿着解放前渴望穿而穿不到的衣服，挥的是为人民服务的鞭子，走的是光辉的“五·七”道路，为什么会感到难为情呢？难为情的不是因为今天不当“官”，成了普通老百姓吗？难为情的不是因为不当局长，当上了“车伙”吗？要到镇上了，还想尽量掩一点老百姓相，想解掉围裙，尽量露一点“官”相。这就是灵魂深处“私”字的大亮相，“官”字的大表演，就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入党做官论”向我的进攻。我想：今天走在光辉的“五·七”道路上，就是要当一个普通劳动者，我应该亮的决不是“官”相，而是“民”相；决不是局长相，而是“车伙”相。想到这里，我醒悟到：这个围裙解不得！顺手使劲又把围裙带紧了紧，快马加鞭，赶着大车朝皮口街里走去。
说来也巧，走到街里最热闹的地方，见到了皮口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徐君忠同志。他伸出大拇指冲我说：“你是个好车伙啊！”他的声音，他的态度，是对我多么热情啊！使我心里热呼呼的。
这一天赶车到皮口，对我来说是不平凡的，在我的思想上打了一场“官”和“民”的争夺战。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思想战胜了资产阶级思想。
我决心拿着这条赶车的鞭子，鞭策我永远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实际。鞭策我做一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鞭策我在“五·七”道路上迅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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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跟班劳动就是好
天津市汉沽盐场二分场革命盐工
去年，我们场建立了在职干部分批下放到班组，实行跟班劳动的制度。一年多来，广大干部始终坚持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实现了毛主席关于“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的教导。
盐场大都是重体力活，劳动强度大。跟班劳动的干部干活挑重担，事事抢在前，干劲特别足。他们说：“艰苦的劳动最能锻炼人的意志，最能改造人的思想。”我们身上流多少汗，他们身上也流多少汗；我们身上滚多少泥，他们身上也滚多少泥。
我们场的盐工大都是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过去没有上过学，文化低，学习毛主席著作有困难。我们分场党总支书记张金星同志在跟班劳动时，一到班组，就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我们一起开讲用会，辅导我们学习。一位工人学习比较吃力，老张就一个一个字教，一句一句地念，非常耐心。干部们这样做，乐得我们心里都开了花。大家说：“这样的干部，完全彻底干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让他们掌权，我们一百个放心！”
广大干部到班组，实行跟班劳动，精神面貌发生了崭新的变化。干群关系也改善了，填平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干部和工人之间制造的一道鸿沟。读着毛主席的谆谆教导：“要注意，要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我们齐声赞颂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伟大，我们齐声欢呼广大干部参加劳动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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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最拥护
安徽省芜湖县高山大队贫下中农
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我们广大贫下中农坚决拥护；广大干部回到贫下中农中间来，我们热烈欢迎。芜湖市下放干部陈维联同志到我们生产大队后，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头几天，她手上磨起了血泡，我们劝她休息。她说：“不要紧，我年轻的时候也劳动过。进城后，当了干部，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身体也养娇了，现在要重新学习，重新锻炼。”
她能吃苦耐劳，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春耕生产，防汛，双抢，她都走在前头，和我们一起日夜奋战。特别是防汛期间，她脚穿草鞋，顶风冒雨，成天战斗在堤坝上。她到县里开会，有半天空隙时间，还赶回队里参加劳动。到大队开会背个粪筐，边走路，边拾粪。
她还帮助队里做工作。有几个下乡知识青年，开头不大安心。陈维联同志就去找他们谈心，和他们一起劳动，和他们共同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散布的“读书做官论”、“劳动惩罚论”，使他们很快转变了。我们大队的领导班子，原来有些不团结。陈维联同志就和他们共同学习“九大”文献，斗私批修，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使他们增强了团结，促进了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
贫下中农都说：“毛主席号召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不仅是给干部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也是对我们贫下中农的关怀和支持。干部下放劳动，我们最欢迎！来得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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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脸晒黑了，心炼红了
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某部军马场牧工班副班长 刘正祖
去年十一月，总后勤部的一批干部响应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伟大号召，下放到“五·七”劳动学校，到我们军马场插队劳动。他们放下背包，拿起铁锹，和我们并肩战斗在草原上。一年来，他们脸晒黑了，手变粗了，心炼红了！
到我们这里来插队劳动的，有年轻的“三门”干部，有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还有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他们一个个朝气蓬勃，和我们住在一个窝棚里，睡在一个土炕上，一起扬鞭放马，爬山牧羊。
有个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来到军马场下“羊群”，明明有毛驴可以为他驮行李，但他为了刻苦锻炼，硬是自己背着走。一位老教授在羊圈里，手上、衣上粘了许多羊粪，也不嫌脏；抓羊时，摔倒了，爬起来再抓。他们这种继续革命的精神，对我们教育很大。一些过去不安心工作的青年牧工，看到老干部这样能“官”能民，都说：“老革命都在不断立新功，我们更没有理由不革命。”大家一致表示，要向下放干部学习，以艰苦为乐，以劳动为荣，为革命养一辈子军马。
按照毛主席《五·七指示》创办起来的“五·七”劳动学校就是好！干部经过这所革命化学校的锻炼，无产阶级的枪杆子一定能握得更紧，印把子一定会掌得更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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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井冈山下炼红心
江西省下放干部 黄学琪
我是一个“三门”干部，一九六七年从国外学习回来。去年响应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伟大号召，来到毛主席亲手创建的老革命根据地——宁冈县，在新城公社插队劳动。
刚听说要我下放劳动，思想上是有抵触情绪的，主要是不想下来当农民，不愿干体力劳动。针对这种错误思想，我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才打开了心窍。我问自己：为什么过去连饭都吃不上的穷苦人家的后代，忘了本，不愿干体力劳动，不愿当工人农民？为什么贫农的子女，会一心想成名成家？这都是受了旧学校的害，中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只有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能彻底改变旧思想。
我下放到生产队的第一顿饭，是吃当年红军吃过的红米饭，南瓜汤；上的第一堂课，是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课。一开始就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回想在学校里，学这门课，学那门课，就是不学阶级斗争这门课，下放劳动这个大学校真是与旧学校不同啊！
在劳动中，我和贫下中农一起，打着赤脚，挑着担子，爬陡坡，走石路，完全改变了旧学校里“肩不挑担，手不提篮”的状况。秋收以后，广大贫下中农把谷子选了又选，晒了又晒，向国家喜送丰收粮。从生产队到国家粮库，有十五里崎岖的山路，中途要过一个五十度左右的陡坡。送粮的那天，我挑了八十斤谷，走到那个很陡的地方，往下一看是几十丈深的山谷，哗哗响的激流在底下轰鸣，稍一不慎，就有摔下去粉身碎骨的危险。我不禁踌躇起来。可是，贫下中农毫不在乎，挑着百多斤重的担子，一个个赶过了自己。贫下中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我背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鼓劲就稳步把公粮挑上了坡。送下公粮，我们几个下放的同志开了个座谈会。会上，大家批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三脱离”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决心在下放劳动中彻底肃清这些“刘毒”！
旧学校使我忘了本，走上追求“成名成家”的羊肠小道；下放劳动使我同贫下中农重新建立起阶级感情，开始走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康庄大道。在下放劳动中，我还想起在国外学习时，看到统治者住的都是高楼大厦，而贫民却住在一些废铁桶里，冬天如冰窖，夏天如火炉，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我现在是光荣的井冈山人，一定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实际行动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把反帝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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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锈铁回炉炼好钢
兰州空军“五·七”干校学员 王永海
去年十一月份，组织上分配我来“五·七”干校，我人虽然来了，思想却还没有下来，认为下放劳动对那些“三门”干部是太需要了，对我并不需要。我出身贫苦，小时拾过煤核，受冻挨饿的苦日子我过过；参军后，风里行军，雨里打仗，出生入死的战斗岁月我经过；在延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生产运动我搞过，算得上是一块经过熔炉炼过的铁，身上的杂质不多了，有什么必要再“回炉”呢？
可是，事实很快教育了我。
一次，我和同志们顶着雨去撒化肥，棉衣淋湿了，手冻得发麻，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苦，真够呛！”
“狠斗私心一闪念”，苦的念头一出现，我就斗。我想起了解放战争中打榆林时的情景。当时冒着大雨急行军，追敌人，不仅衣服湿透了，背包也浇透了。宿营后，就沤着湿被子睡，大家还有说有笑，并不觉得苦。那时一心一意想的是早打胜仗，多打胜仗，消灭蒋匪帮，解放全中国。脑子里装的是“革命”两个鲜红的大字，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苦呢？现在淋点牛毛雨，干了一点活，就觉得苦得够呛。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我明白了，不是什么苦得够呛，而是自己娇得够呛，变得够呛了！我这块经过革命熔炉炼过的铁生锈了。我身上的杂质不是不多了，而是很多了。领导上让我到“五·七”干校这个革命大熔炉里重新锻炼，对我来说，也是太需要了。我决心抓住这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经受艰苦锻炼，把自己炼成一块真正对革命有用的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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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劳动中吸取政治营养
上海星火铁工厂革委会负责人 顾荣坤
在“九大”期间，毛主席谈到新选进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同志时说：“要注意，要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这是毛主席对我们参加“三结合”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
一九六七年三月，我们厂成立了革委会，我由一个普通工人被推选为革委会负责人。这时，一位老工人叮嘱我说：“你们可千万不要走‘三脱离’的老路啊！”老工人的话语重心长，表达了全厂工人对我们新老干部的爱护和期望。
我厂革委会里，有两个老干部。一个十几岁就进厂当学徒，一个很早就参加了人民解放军，都是很好的同志。但是，他们当了干部后，经常蹲在办公室里，长期“三脱离”，结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错误，受到群众的批判。
老工人的叮嘱，老干部的教训，使我认识到，要永远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就必须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实际。所以，在革委会成立以后，我就回到原来的生产小组，跟班劳动。
我十三岁就进厂做工，到现在已有二十一年工龄。文化大革命中和同志们一起造走资派的反，不怕打击，不怕围攻。因此，我自以为没有什么私心了，到小组劳动，只是联系联系群众，根本没有想到还有改造世界观的问题。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经过参加劳动，原来看不到的事情看到了，原来想不到的事情想到了，密切了和群众的联系。一次，我听说一个小组有两个工人对工作不安心，纪律松懈，还和小组长顶撞。我就简单地提出把他们两个人调出这个小组，换个“环境”。有的工人当场对我提出批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过细地做工作’。你这样做，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这个批评，对我教育很大。我联想到，过去走资派用管、卡、压的办法，来对待他们觉得“不称心”的工人，一不如意，就调离职务。现在，我这种想法和做法，如果不注意，就要穿新鞋走老路。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我觉悟到这一点，就向群众做了检查。象这样的意见，坐在办公室里是不容易听到的，只有在劳动中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经常听到这样的批评，及时改正自己的缺点，促进思想革命化。
后来，我曾一度脱离了班组，脱离了劳动，就象鱼儿离开了水一样，思想空虚了，做事心中无数了，身体也变娇了。当我又回到班组参加劳动时，干了一天活，腰酸背痛。这件事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必须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否则，人就会变懒，思想就会变修，就会慢慢地走上背离工人阶级的道路。
我决心永远扎根到班组，永远不脱离生产劳动，不断地改造世界观，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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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江西省宁冈县集体插队劳动的下放干部，深深体会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这是他们正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
本报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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