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研究综述
心理学研究中的两个理论问题
卫中 陆群
近一时期，我国一些心理学学者根据当代心理学发展的趋向，对心理学的性质及其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少事关心理学发展的重要观点。
心理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
从性质上看，心理学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或中间学科。对于这一点，学者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究竟应当怎样正确地理解心理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学者却从不同角度作出了不同的解释。
有学者指出，心理学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科学，在整个科学系统中占有中心位置。其一，心理学的范畴和学科性质决定了它的研究领域有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的。传统的观点侧重于强调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方面。其二，科学地理解和对待人类心理的实质，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心理学的性质及其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关系的关键。人的心理、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获得的。人是社会化的自然实体，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使从自然科学角度对人的心理、意识进行研究，也不可能脱离其社会性方面。其三，心理学的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有学者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结合的角度出发，探讨心理学研究的取向问题。他们认为，心理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后，一直存在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种不同乃至对立的研究取向。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然科学研究取向，即坚持客观实验的心理学研究模式。这也是西方心理学的主流。但是，由于人的心理具有自然性、精神性和社会性等复杂属性，心理学又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中间学科或跨界学科，因而自然科学研究取向还不能成为阐释和解决人类心理问题的真正科学、统一的研究范式。与之相对，以现象学、存在主义和解释学为哲学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向是非主流的心理学研究取向，它坚持主观经验范式的研究取向，突出人的心理的主观性、内在性、本真性、整体性和能动性。这种研究取向有其特定的优势与合理性，反映出物化心理学向人化心理学的复归，但它所建构的心理学理论的效度和信度还缺乏实证性检验和支持，因而还不能成为主流心理学的理论范式。综合这两种观点，我国的心理学研究应当坚持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把客观实验范式与主观经验范式结合起来，使二者相互促进。
心理学与哲学的关系
究竟应当怎样正确地理解心理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观点的争鸣。有学者指出，由于人的心理、意识不可分地与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相联系，因而心理学者从事研究就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一定哲学的影响。心理学研究的成果之所以是科学的，具有真理性，乃是因为它在客观上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实验也是一种实践，但仅是一种有局限性的实践，还有更广泛性的实践特别是社会实践对于各种研究———实验类的和思辨类的———进行检验。只有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的心理学研究，才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才能保证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性、真理性。可以这样认为，心理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实质而言，是始自辩证唯物主义与心理学研究的结合。
有学者从考察早期西方心理学传入我国的历史入手，指出我国现代心理学不是在自己的土壤上产生的，而是由西方传入的。千百年来，心理学一直包含在哲学的母体之中，心理学思想和哲学思想混杂在一起，相互交织，并受到宗教的渗透。虽然一百多年前心理学已经宣告脱离哲学的母体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它还是受着各种形式的二元论或唯心论哲学的缠绕和束缚。这是早期西方心理学的理论思想体系的实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西方心理学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应当引进和学习西方的心理学，但是应注意在引进和学习的同时，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和研究心理学在中国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探其源以知其流，鉴其古而知其今。
有学者引用恩格斯关于反映论的一段论述来说明心理学的性质及其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指出：“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在主观上受到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的限制。”学者认为，这一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心理反映过程中的主客观矛盾规律，概括了制约心理活动及其内容的主客观因素，应当成为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基础的核心。根据恩格斯的论断，可以引申出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要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以及多因素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可知论、可塑论，等等。
在心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构建问题上，有学者对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提出了基本看法，认为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就是用哲学的思想和观点指导心理学研究。采用何种哲学思想来指导心理学研究，关系到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构思，决定着研究的思路和途径。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可以概括为发展观、联系观和动力观。所谓发展观，就是强调心理现象的过程性，即把某种心理活动放到前后相继的过程中来考察；联系观要求避免片面地、孤立地对待某种心理现象，整体论或者系统论、协同论就是具体的联系观；动力观就是要探究心理活动的内在机制，从影响心理活动的多种矛盾运动中发现推动心理变化和发展的内在力量。只有在哲学方法的指导下，充分吸收各种哲学思想的营养，并自觉地把哲学思想作为理论思维的基础，心理学研究才能在选择和解释事实时摆脱主观任意性和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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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哲学应用的实质在于正确描述哲学与现实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应用哲学研究会、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全国应用哲学第十次理论研讨会”近日在武汉召开。会议围绕应用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应用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部门哲学学科建设方法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与会者认为，哲学应用问题的实质在于正确地描述哲学与现实世界的联系，科学地构造哲学应用与发展的模式。在应用中发展，是应用哲学研究的重大任务。但从目前哲学发展的现状来看，还远不能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应用哲学研究是与实践及现代科学发展联系最密切的领域，是反映实践呼声、推动哲学观念更新的强大动力和杠杆。因此，应用哲学研究绝不单纯是应用的任务，同时要把创新与发展哲学作为自己的重大使命。创新与发展哲学，既包括整个哲学体系的创新与发展，又包括应用哲学自身的理论建构和哲学语言的转换。
（屠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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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产权理论
上海市经济学会和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讨会近日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研讨了完善现代产权制度等问题。
与会者一致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产权理论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理论方面有重大创新和发展，首次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进一步阐明了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制度框架，这必将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与会者强调，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产权学说为指导，积极吸取西方产权思想的合理成分，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产权理论；应当认真审视各国产权制度演化及其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以推动我国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周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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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学术发展燃尽生命之火
——写在《洗心集——徐远和哲学论文选》出版之际
罗传芳
11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在京举办了《洗心集——徐远和哲学论文选》首发式；同时，徐远和教授的生前好友为缅怀他而编辑的《心香集——徐远和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也正式出版。在首发式上，与会的专家学者对徐远和教授为中国哲学史和东方哲学研究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他严谨的治学风格和奉献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长期以来，徐远和教授在中国哲学和东方哲学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创作了一批极富价值的学术成果。他的《洛学源流》与《理学与元代社会》等论著，以其扎实的材料、缜密的分析和开阔的视野，被认为是理学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博得了学界的广泛赞誉。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把视野扩大到东方哲学领域，对儒学在海外的发展演变以及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探索，完成了《儒学与东方文化》、《儒家文化与东亚社会发展》、《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定位》、《东西方文化的双向交流》等论著。
徐远和教授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开放的而不是闭锁的，是向前的而不是向后的。他认为，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已不再作为独立、完整的文化形态发生作用，而是被分解成无数“碎片”汇人时代思想的大潮；即使其中有价值的成分也必须经过发掘、整理和改造才能为现代社会所用。在发掘整理传统文化遗产方面，他特别强调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其核心和本质是讲究“和”和“序”，即和谐和秩序。为此，他从儒学的固有资源出发，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尝试建立一套经过重新解释的新的儒学概念模型，希望以此来促进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徐远和教授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还是一位甘于奉献的学术组织者。在他的辛勤努力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得以创建和发展。多年来，该中心在整合全国的东方文化研究力量、加强与海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东方文化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结合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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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不断推进财税改革与发展
——“中国财税论坛二○○三”综述
代鹏 李朱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财税论坛2003”，最近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家有关部门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及实际工作者，围绕财政政策、财税体制、税制改革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认为，1994年以来的财税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为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但必须看到，经济的发展对财税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不断推进财税改革与发展。
在财政改革方面，财政必须立足全局，妥善处理生财、聚财、用财的关系，加大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力度，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方百计做大经济和财政收入“蛋糕”。应在继续保持财政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根据民间投资增长逐步加快等新情况，适时适度调整和优化政府投资的方向、结构和力度，丰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和手段；加快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的步伐，更好地促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研究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使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以增强企业自主投资能力；积极支持与消费心理预期密切相关的制度改革，引导和促进消费，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力推进财政管理制度改革，提高财政管理现代化水平，切好、用好财政收入这块“蛋糕”，全面促进“五个统筹”。
在税制改革方面，应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围绕统一税法、公平税负、规范政府分配方式、促进税收与经济协调增长、提高税收征管效能的目标，在保持税收收入较快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适应经济形势和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积极稳妥地分步对现行税制进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改革。下一阶段的税制改革将集中在以下方面：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完善消费税，调整税目，适当扩大税基；统一企业税收制度；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当调整税率；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待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完善地方税制度，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积极创造条件逐步统一城乡税制。
与会者还就当前财税领域的前沿问题发表了主题演讲，发布了《中国：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中国财政体制改革10年回顾》等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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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随笔
哲学是生活的艺术
胡军
人人都想过美好幸福的生活，都想领略生活的无穷妙趣。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的。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把握生活的真谛，掌握生活的艺术。引导人们走向成功的，不是外在的神秘力量，而是人类自身的智慧。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哲学就是生活的艺术。
追求智慧是人类的一种自然倾向。正像花草树木离不开阳光雨露的滋润一样，人类生活也离不开智慧提供的启迪和动力。人类追求智慧，就是力图从一种无限的、超越的视角来观照和审视自身的生活，以获得生活的意义、价值和情趣。大千世界是无限丰富、多姿多彩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们身在此时此世，却难以对自己及自身所处的世界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要获得对这个世界全面、深入的了解，就必须摆脱自身的狭隘性，学会从一种无限和超越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形成宽广博大的胸怀、高瞻远瞩的眼光，也才能领略生活的意义、价值和情趣。当你在生活中感到孤独、痛苦、无助，山穷水复疑无路之时，你应该向哲学寻求智慧，她有足够的力量使你摆脱孤独、痛苦、无助，感受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幸福生活离不开智慧之光的指引。哲学智慧能够为我们提供一条理解人生的新思路或新视角。哲学智慧是我们的“寓所”，在这样的寓所里，我们能够得到幸福的生活，享受真正的自由；在这样的寓所里，我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智慧的重要特征是喜悦、欢乐、幸福、愉悦。智慧的寓所谁都可以进入，只要你具有哲学的洞见。智慧就渗透于哲学的洞见之中，而每个人都具有追求智慧的倾向，人类的智慧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追求智慧的无穷激情和无比坚毅，人类就不可能绵延不绝，世界就不可能灿烂绚丽。所以，智慧或对智慧的追求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源头活水”。
如何才能得到智慧呢？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知识而接近于智慧。但知识只不过是追求智慧过程中的阶段性产品，还不是智慧本身。理性固然是追求智慧的重要工具，但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获得智慧，就要敞开胸怀，运用整个身心去感受，去倾听，去探索。
智慧是超越的，智慧也在人间。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智慧在其中，或者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智慧之中，都可以掌握生活的艺术。哲学正是开启幸福生活之门的钥匙。生活之路在我们身后不尽地绵延，也在我们面前无穷地展开。如果你希望得到幸福生活，那就自觉地运用智慧来审视你的生活，寓于你身心中的智慧就是你的生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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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破与立的文化激流》
曾成贵
张艳国撰著的《破与立的文化激流——五四时期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一书，已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该书运用丰富的文献资料，对“五四”时期的评孔思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和评析。
该书将“五四”时期的评孔思潮置于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和演变的大视野中加以研究，对这一运动的时段界定、文化内涵、社会意义和历史地位作了深入探讨，论述了评孔思潮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认为，评孔思潮是以三条互相联系的线索为依据展开的：一是紧扣民国初年新旧嬗变的社会主题，在社会政治领域展开新旧斗争，反对尊孔复古和帝制复辟；二是着眼于中国文化的自身改造，深入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底层进行新旧斗争；三是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探寻中国文化的改造途径。这些见解，开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视野，拓宽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研究路径。
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重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如何开展评孔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将尊孔排孔的论争放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历史背景中去研究，将历史、文化的主题贯穿于评孔思潮和新文化运动之中，使之成为一个连续发展、相互联系的文化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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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聚焦卫生改革》
安金波
周良荣等撰著的《聚焦卫生改革》一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结合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围绕卫生改革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和思考。
从卫生改革实际出发，对一些深层次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书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如医疗机构分类改革、医院产权制度改革、医药分家、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与规范、卫生人力市场的开发与建设、医院后勤服务社会化、医患纠纷、社区卫生服务以及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等，都是当前卫生事业改革发展中带有全局性、关键性的问题。作者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方法科学，观点新颖，能给人以启发。
在大量剖析卫生经济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可供操作的政策建议。如“保一块、放一块、转一块”的公立医疗机构改革思路；编制并实施区域卫生规划的基本方法；以医生护士为本位，加强卫生人力市场建设；政府牵头、医院唱戏，推动医院后勤服务社会化、区域化、产业化；以乡镇卫生院改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建设为重点，加强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等等，都有较强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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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点
企业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辩证逻辑
胡福存
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从管理实践上升为企业文化，再由企业文化指导管理实践，循环往复、不断推进的过程。企业管理者通过对管理实践进行抽象和概括，形成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实现从个别到一般的飞跃；通过对案例进行剖析和诠释，产生生动形象的文化传播效果，完成从一般到个别的飞跃，这是企业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辩证逻辑。
抽象概括——企业文化的形成途径
抽象和概括，是具有哲学意义的概念。引用到企业文化上，是指企业管理者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市场竞争的需要，结合企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从企业管理实践中总结、提炼出企业理念或价值体系，以之作为企业管理的方针和原则。这些理念和价值、方针和原则的总和，构成了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来源于企业经营管理实践，又高于具体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措施，它的形成离不开企业管理者的抽象概括。
抽象概括在企业文化形成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决不是偶然的。首先，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使企业内外部环境和市场竞争格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引起企业管理对象、管理方法发生根本性变化。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传统的“物化”管理思路和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实际，企业管理者必须从繁琐具体的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由以物为中心转到以人为中心，由对员工具体行为的控制与约束转变为观念的交流与沟通；必须善于整合企业内外、行业内外、国内外的管理、市场、技术等信息，并通过抽象思维和理性概括形成个性化的管理思想和工作思路。其次，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关注的主要是资本、劳动生产率、销售额、利润率，企业管理的重点是对物的调节与控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更为关注员工价值、客户价值、市场价值以及品牌价值，企业管理的重点由对物的控制转到对人的管理、由物化管理转到价值管理上来。这就是说，企业管理已由具体管理上升为抽象管理，企业管理者需要运用企业价值观整合管理措施，使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落实到具体的管理行为中，以提高管理的效率和效益。运用抽象概括的方式，总结管理经验，确立企业价值观念，探索和建立价值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建设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者的必然选择。
案例传播——企业文化的发展之路
通过抽象概括形成企业文化，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导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从企业文化到管理实践，有诸多路径和方式可以选择，案例传播则是最为有效和实用的方式之一。所谓案例传播，就是利用案例传播企业文化。具体来说，就是企业管理者根据经营管理实际，有针对性地选择影响较大、涉及面广、意义深刻的案例，来诠释企业的战略选择和制度安排，贯彻企业的管理方针和经营原则。案例传播是抽象概括的逆向运动形式，从表面上看，它仅仅实现了从一般到个别、从普遍到特殊的回归，其实质是文化发展到更高层面上的创造性回归，是企业文化的再次提升和第二次飞跃。
案例传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由企业文化的本质属性及其特点决定的。第一，企业文化内涵的自然性要求表现形式的自然性。同其他管理科学相比，企业文化从企业管理实践中来，与企业员工密切关联，更加贴近实际。建设企业文化，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符合企业员工的要求。按照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原则，企业文化内涵的自然性必然要求形式上的自然性，而案例传播就适应了这一要求。第二，企业管理者的人格魅力强化了案例传播的导向性。企业管理者所拥有的人格魅力，使其处于企业管理的中心位置。企业管理者有针对性地选择案例进行剖析和解说，无形中就传播了管理者的思想观点和价值理念。第三，案例传播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它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案例一般都有较完整的故事情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过程等清晰明了，具有生动形象、真实可信、印象深刻等特点，因而感染力强、传播速度快。企业管理者利用案例把抽象的企业价值观进行艺术处理，使之故事化、形象化，有利于企业文化得到员工的理解、认同。案例传播还是一种良好的沟通桥梁。通过案例，企业员工可以了解企业管理者的有关战略选择、制度安排和企业管理中的文化背景、文化导向；企业管理者可以了解员工的思想和行为，有针对性地实施引导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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