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专论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须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
高尚全
编者的话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全面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本报自今日起开辟“学习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专论”专栏，陆续刊登有关文章。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重点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进展。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改革进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轨的新阶段，进入经济市场化迅速展开的阶段。此前的改革就主要方面来说，基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引入市场机制或市场因素。因此，这10年来改革最大的成功，就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已经确立。就突出方面来说，一是基本形成了产权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微观基础，非国有经济在产出意义上的比重已经超过了2／3，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竞争机制基本形成；二是市场体系初步建立，由市场供求形成价格的商品市场体系基本形成，土地、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和信息等要素市场体系初步建立，并正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三是初步形成了政府宏观管理和调控的框架，为政府间接管理和调控经济奠定了方向性的基础，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手段运用日趋成熟；四是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为推动经济市场化提供了重要动力，外向型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和体制转轨进程明显较快。
但也必须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初步建立阶段，在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总体上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主要体现在新体制因素的引入、成长与拓展方面，而在旧体制的核心部位要实现向新体制的转轨依然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是渐进性改革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反映了改革在各个领域进展的不平衡。比如说，改革滞后于开放，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政府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等等。从现实情况看，改革有待完善的重点领域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发展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产权制度。二是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经济体制，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三是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使其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四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规范政府干预市场和介入经济活动的行为，使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五是加快推进就业和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合理的社会公正调节机制。六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完善经济法律制度，促进经济、政治和社会协调发展体制的形成，以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所谓体制性障碍，简单说就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改革滞后的部分，如城乡体制分割、金融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滞后、宏观领域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一些深层次矛盾难以有效缓解，并且逐步积累起来。当前存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等问题，都与经济体制不完善和改革进展不平衡有关。
例如，我国目前的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特征，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财政实际上无法摆脱承担国有银行体系和国有企业经营风险的角色，从而制约了财政支出和政策安排向社会公共领域的转变。突出的表现是，在非国有经济对工业增加值、社会就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进出口等方面的贡献已经明显超过国有经济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并没有充分反映现实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和要求，非国有经济的作用和利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以国有银行和国有投资机构为主体的金融体制由于主要服务于国有企业，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特别是作为经济增长重要支撑的非国有经济难以获得应有的融资支持。另一方面，各种名义上的非国有金融机构实际上大都具有政府背景，其运行机制普遍具有较强的行政干预特征，不仅难以“导出合理的金融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而且往往会引起信用关系的混乱。
又如，行政性垄断依然是阻碍市场竞争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我国的传统计划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国有经济过度扩张，国有经济几乎遍布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因而行政性垄断不仅在基础产业、公用事业领域普遍存在，而且在许多竞争性行业中也大量存在。行政性垄断使权力直接介入市场，不仅难以通过市场力量来打破，而且往往构成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主要障碍。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以制度创新为重点
十六大指出，改革要“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这表明，我国的改革已进入以宏观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为重点的新时期，将对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国前一时期改革的重点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引入市场机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重塑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在高度集中的传统体制下无法孕育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改革必须以权力的分散为基本前提。随着经济市场化的大规模推进，多元化产权主体竞争格局和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基本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已经确立，改革的重心必然要适时转移，宏观体制改革的深化越来越成为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重心。我们已经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但完善这一框架还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要以制度建设为主要内容。这也是与前一时期改革的重要区别。也就是说，今后一段时期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将更加强调“重在建设”。
如果说前一时期的改革主要是使被旧体制束缚的社会生产力得以释放，今后的改革则将致力于形成和完善能够使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经济有效运行的市场机制，创造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提高社会整体创新能力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安排。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最终实现全面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重要标志。没有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方面的重大进展，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就不可能被清除，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也不可能实现。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核心或本质是政府改革及其职能转变。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中心的改革，将在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基础上，对社会整个公共部门与管理部门进行全面的综合改革。改革不仅将重新塑造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基本关系，而且将使政府的宏观管理和调控建立在规范的制度约束基础上，从根本上改进和完善政府的决策和执行机制，形成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总的来说，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被证明是适应和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宏观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作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将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我国虽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市场化的基础已经确立，但计划经济的思维和管理方式仍然在现实中存在一定“市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不排斥政府干预的体制，这一点很容易成为复归或强化旧体制的根据。因此，宏观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首先，应该明确，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政府对经济的行政性控制，各种经济杠杆或手段都是为这种控制服务的，这种控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干预有着本质的区别。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的前提是政府与市场功能的科学、合理界定，政府干预不仅不能违背而且必须服从市场规律。也就是说，政府宏观管理与调控不是配置资源的前提，而是必须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前提，配置资源的主体是市场，不是政府。
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管理与调控必须严格依据法律授权来进行，并且一般不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目前，各级政府和部门中有一些强调自己的“宏观管理和调控”职能，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计划经济时期行政性控制的翻版。因此，应通过立法和法律监督，限制和隔离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明确宏观调控的主体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其他层级的政府和部门只是依据法律授权进行一般管理，为市场经济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三，宏观体制改革必须把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作为出发点之一。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必须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歧视和传统偏见。国有经济必须依据其功能定位来发展或退出。要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我国长期存在的重复建设问题，其根源之一在于政府“建设”缺乏硬约束，缺乏自动纠正的机制。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任务艰巨
改革在本质上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前一时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不很明显，并且改革能够普遍提高各社会群体的收益，因而改革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主要障碍在于传统意识，改革的推进也往往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但随着改革的深化，现实利益格局乃至权力架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改革所涉及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特别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大多与部门或团体利益相关，因而改革的难度明显加大。首先，改革的政策设计有可能受部门或团体利益的影响，存在偏离社会公正的可能，现实中已出现一些所谓的“改革”实则是一些部门或团体的谋利行为。其次，改革面临着集团利益的影响，可能造成实施中的变形，不仅使好的改革方案难以实施，而且带来对改革的误解。再次，由于大的部门或团体具有相对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而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有可能被忽视，从而造成某些方面严重失衡，既影响改革深化，也影响社会稳定。在这种改革整合利益关系呈现复杂性和综合性的情况下，广泛的社会参与就成为一种必然的和客观的现实要求，以形成良性的利益调节机制。同时，未来的改革应更加强调法治化的基础，避免随意性和暗箱操作。可以说，规范性、公正性、公开性是今后改革得以健康推进的前提。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进入向更加广阔的领域纵深发展的新阶段。经济、行政、科技、教育、文化、司法、社会乃至政治等诸方面的改革交织在一起，其性质之深刻，范围之广阔，任务之艰巨，将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我们要看到其艰巨性和复杂性，高度重视利益分化和传统思维惯性的影响，防止改革可能带来的新的失衡，防止“新瓶装旧酒”甚至局部的暂时的体制复归。同时也要看到，新体制力量的成长反映了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这一趋势的不断强化将对宏观体制改革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并且成为确保改革顺利进行的基本动力。宏观体制改革必将取得成功，由此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平稳过渡，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和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积极出机遇
胡线勤
干事业、促发展需要抢抓机遇，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国际环境，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怎样才能真正抓住机遇、用好机遇？无数事实证明，积极出机遇。只有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创造机遇、抓住机遇、用好机遇，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机遇是奋斗的产物。机遇是指有利于事物发展的时机和境遇。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都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对立统一，必然性是客观基础，偶然性是表现形式；机遇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其背后有着客观必然性。这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机遇是等来的“运气”，而实际上它是奋斗的产物。有位科学家说过，“机遇只垂青那些懂得怎样追求她的人。”要获得机遇，就要有执着的追求、不懈的探索和长期的积累，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机遇又是人们为达到一定目标而追求和寻找的结果，机遇的形成往往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目标越远大，越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守株待兔、坐享其成以至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不可能获得机遇的。如果仅仅把机遇看作偶然性的东西，那就会陷入唯心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的泥淖，也就无所谓抢抓和用好机遇的问题。我国目前面临的难得发展机遇，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全国人民通过团结奋斗、开拓创新、顽强拼搏而赢得的。只有遵循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才能正确认识实际出现的偶然机遇；只有振奋精神、不懈奋斗，才能牢牢把握可能出现的机遇。
积极创造机遇。机遇是客观的，但抢抓机遇离不开人们的主观努力；机遇对于人们是均等的，但只有善于抢抓者才能获得。积极是一种对待事物的态度，也是一种抢抓机遇的方法。人类改造世界是主观作用于客观的活动，人作为主体，只有使主观符合客观、行为符合规律，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只有充分发挥能动性，态度积极主动而不是消极被动，精神饱满振奋而不是萎靡不振，才能最大限度地发现机遇，更好地利用机遇，不断地创造机遇。积极的态度包括不断进取的精神、坚定不移的信念、科学求实的方法、刻苦钻研的习惯等，集中起来就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遵循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提高预见性和洞察力，及时有效地从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发现机遇、把握机遇。另一位科学家说：“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如果没有远大志向、进取精神和积极态度，就会对机遇无动于衷，再好的机遇也会视而不见、白白错过；就不会珍惜机遇，再多的机遇也只能抓一漏万、利用不好。牛顿如果不是全身心地投入力学研究，即使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砸破他的脑袋，他也发现不了“万有引力”定律。在相同条件下，为什么有些地区和部门能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而有的却错失机遇、停滞不前？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对待机遇的不同态度。
十六大报告指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要倍加珍惜这个大好机遇。然而，拥有机遇并不一定拥有收获。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怎样才能更好地抓住机遇、用好机遇，始终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大问题。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机遇、抢抓机遇，并不断地创造更多更好的机遇，在抢抓机遇中实现新发展，在创造机遇中开辟新天地，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第9版(理论)
专栏：“三个代表”书记谈
发展事关民心向背、事业兴衰
——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黄兴国
本报记者 何伟 马宏伟
记者采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黄兴国时，被他的一句话抓住了：千道理万道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变化那变化，唯有发展才有变化；这问题那问题，只有发展才能解决问题。这位从基层干起来的市委书记谈及“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时体会深长：发展，事关民心向背、事业兴衰。
黄兴国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发展为主题来贯穿的，党和国家的其他事务都要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进行。为什么把发展提升到这样的高度？这是因为：从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看，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不同，承担的任务也不一样。革命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执政以后，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突出发展主题，把发展与执政党建设、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与中华民族复兴牢牢结合在一起，是我们党新世纪新阶段的根本任务。从当今世界看，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要跟上时代潮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唯有加快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要靠发展；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要靠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要靠发展。从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要求看，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先进性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自封的，要由实践和广大人民群众来检验。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推动发展，让人民群众不断得到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才能永葆先进性。
黄兴国认为，发展是社会的辩证运动过程，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首先，发展应是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其次，发展应是可持续的。进入21世纪，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可持续发展的辩证法则，要求我们在发展中讲求经济效率，注重生态和谐，兼顾社会公平。讲求经济效率，就是注重增长质量，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注重生态和谐，就是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兼顾社会公平，就是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之间的关系，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第三，发展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在发展问题上，必须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经济之所以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最根本的就在于通过体制和制度创新，激活了市场主体，使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发挥。
黄兴国强调，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在指导实践、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他介绍说，宁波围绕“建设大港口、发展大产业、构筑大都市、繁荣大文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正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发展。
——坚持内抓民营经济、外抓招商引资，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民营经济和开放型经济是支撑宁波“经济大厦”的坚实柱石。当前要重点抓好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宁海国华电厂、东海油气田、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等“十大百亿项目”。
——扎实做好农业“双增”，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做好“加减乘除”四篇文章。“加”，就是增加支农投入；“减”，就是减少农民数量，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乘”，就是发挥科技兴农的乘数效应，不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农业的科技含量；“除”，就是深化农村改革，革除体制障碍，减轻农民负担。
——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充分发挥宁波海洋资源丰富的优势，昂“龙头”，壮“主体”，展“两翼”，逐步形成具有宁波特色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昂”龙头，就是大力发展港口海运业；壮“主体”，就是加快发展石化、电力、钢铁、机械、造纸五大临港产业；展“两翼”，就是改造和提升传统海洋渔业和发展东海海滨旅游带。
——加快建设生态城市，利用宁波滨海、跨江、傍河、枕湖的优势，打造“江、湖、港、桥”，构建“城在水中，水在城中”的亲水魅力。
在抓好经济发展的同时，宁波还广泛开展十六大精神主题教育活动，挖掘和弘扬宁波精神，加快建设文化大市，推进“三江文化长廊”建设，力争今年建成宁波大剧院等重要文化设施；全面推进文明社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争创全国首批文明城市；完善村民自治和社区居民自治，健全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积极发展基层民主；等等。
正确的思路、有力的措施，促进了发展的实践。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宁波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90.1亿元，同比增长14.1％；财政收入163亿元；城镇居民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7172元和4120元。（附图片）
黄兴国同志。
第9版(理论)
专栏：
反腐倡廉的强大思想武器
洪保秀
如何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是我们党在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为我们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把反腐倡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从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高度，把反腐倡廉作为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制定了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初步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反腐倡廉的路子。这些宝贵的经验，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特点和规律的认识，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为我们进一步开展反腐败斗争指明了方向。在指导思想方面，强调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在领导体制方面，强调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保证反腐败斗争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在工作方针方面，强调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做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既要严惩腐败分子，又要保障党员的合法权利；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在工作部署方面，强调坚持战略上整体规划，战术上分阶段实施，在重点查办大案要案的同时，着力查办一批发生在老百姓身边、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在依靠力量方面，强调坚持群众路线，依靠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监督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不断拓宽监督渠道，综合运用党的纪律检查、法律监督、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使权力运行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
把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反腐倡廉的根本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由我们党的
性质和宗旨决定的。能否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直接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如果听任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我们党就有可能丧失人心，甚至有可能丧失执政地位。因此，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工作，就必须把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反腐倡廉的根本要求，作为反腐倡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新世纪新阶段反腐败斗争中必须贯穿的一条主线。按照这一根本要求，反腐倡廉工作就要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新形势下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打开反腐倡廉工作的新视野。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自身状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也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根据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社会发展趋势，深入探索新形势下反腐倡廉的特点和规律，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和推动反腐倡廉新的实践，使反腐倡廉工作的思路和对策更具有科学预见性和现实针对性，更加富有成效，从而为我们创新体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打开了新的视野。比如，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抓紧制定党内监督条例、国家公务员行政处分条例和纪委履行组织协调职能的规定等；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实行多种形式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健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质询制度和民主评议制度；从管权、管钱、管人等容易滋生腐败的环节入手，着力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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