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听水乡女教师王月娥讲述——
仙岛湖上的美丽童话
本报记者 温红彦
湖北省阳新县王英水库，里面大大小小有1000多个岛屿，人称仙岛湖。由于交通不便，仙岛湖一带经济始终很落后，许多孩子都没上过学。
1984年，一位18岁的姑娘踏上仙岛湖，一个美丽的童话掀开了第一页。从此，晨曦中总有一个窈窕的身影穿梭在山间小径，串珠子似地把一个个小学生领到山顶上的学校；后来，水面上多了一只小木船，它总是第一个划破仙岛湖的宁静，那位年轻的姑娘轻快地荡着桨，从一个岛划向另一个岛，把一个个小学生接上船，又一路载着欢笑，向位于甫庄岛上的王英乡希望小学驶去。她就这样一桨一桨地划呀划呀，让光阴揉碎在碧波里，任汗水洒落在湖面上……
童话，常常是想象和夸张的代名词。然而，这里所说的童话，却不含有任何想象和夸张的成份，这是一个真实的童话。童话的主人公叫王月娥，一个已有19年教龄、看上去仍是一脸童真的水乡女教师。
在北京的山水宾馆，记者采访了湖北省阳新县王英乡希望小学教师王月娥。听主人公讲述她自己和她学校的真实故事，顿觉一切想象和夸张都是那么逊色，都不及她平实的话语更打动人心。
接过丈夫的教本
我的教师生涯是1984年开始的。那年孩子出生，生活十分艰难。我丈夫嫌民办教师工资太低，一年才260块钱，还经常是白条，无奈弃教外出打工。丈夫走了，全校20多个孩子立时放了羊。想着那一双双渴望上学的眼睛，我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我就背起不到1岁的孩子，挨家挨户把他的学生找回学校。我内心胆怯但语气坚定地对他们说，以后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了。孩子们像迷途的羊羔找到了领头羊，笑了。从此，我接过丈夫的教本，成了一名小学民办教师。
最多的时候教21个学生，最少的时候7个。教室前面挂两块黑板，三年级的用东边的黑板，一、二年级的用西边的黑板。一堂课40分钟，我分3个时段，一年级上13分钟的课，二、三年级做作业；三年级上13分钟的课，一、二年级就做作业，动静搭配着教，还挺有意思。
先是在石岗村一个旧房子里教书，不久转到山上的一个破庙里上课，那庙叫仙姑殿，大概10多平方米，里面供了几尊菩萨，还有5张长桌子和几个板凳。白天把长桌和板凳摆开，就是课堂，晚上把长桌并拢，就能睡觉。丈夫在外打工，我带着孩子吃住在庙里，白天还行，夜里我真害怕，幸好菩萨供桌上的油灯是常年亮着的，还能靠它壮壮胆。当时村民都分布在山顶或山窝，我每天早上要很早起床，从一个山顶到一个山窝，再到另一个山顶，把学生一个个拉到学校，中午跟十几个孩子一块儿吃饭，下午放学再把他们送回去。就这样，一天又一天，“菩萨保佑”，我和孩子们平安度过了8年。
还算个好水手
我不仅当老师，还算个好水手哩。
仙岛湖中有个甫庄岛，面积不足10亩，岛上有一所一至三年级的小学，20多名学生配一个教师，周围7个岛上的孩子都在这儿读书。来岛上的教师都耐不住清苦，走马灯似地换了好几茬。1993年新学年，我申请来到甫庄岛，一直干到现在。
隔山容易隔水难，船是岛上唯一的交通工具。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每天早晨我一桨桨地将分布在每个小岛上的学生接到学校，远的水路七八里，近的也有二三里，下午放学再送回家。我从小在湖边长大，虽然驾船还有些经验，但头两年用自家一条破旧的船接送学生，每一次都提心吊胆。
我忘不了1995年4月8日，那天是接学生上学。就在小船快驶到甫庄岛时，天气突变，湖面上白浪滔天，小船在巨浪中上下颠簸。如果让浪从侧面打到船帮，肯定翻船。我一边命令学生们手拉手坐好不动，一边迎着一个个浪头使劲划，在风浪里搏斗了一个小时。等船靠岸，已进了半舱水，8个孩子全吓呆了。我用手抚摩孩子们的脸，连连说没事了，没事了，大家都好好的。许久，孩子们才哭出声。我因过度紧张和劳累昏倒在地。从那以后，我做梦都想买一条新船，可当时一年的工资才360元，买新船要1000多元。
1995年9月，我获得希望工程园丁奖，奖品是一辆山地自行车。我想，要是奖一条船该多好！我就斗胆给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这个意思。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同志被感动了，破例决定自行车照奖，另向我所在的王英乡希望小学捐款1000元。后来我还是将自行车变卖了430元钱，加上捐款，为学校买回一条大一点的新船。
暑假去当打工妹
王英乡是贫困乡，为了不让我的学生辍学，我除了用工资资助贫困生、利用节假日上山打柴，还利用暑假到外地打工。
1997年夏天，失去父亲的尹丽琴、尹美丽、尹朵三姐妹已经欠学校200元钱的书杂费了，新学期开学又需200多元，400多元钱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个很大的数字。我决定外出打工为她们支付这笔钱。来到黄石市，我沿街找餐馆，问人家要不要帮工，有的餐馆主人客气一点说“不要”；有的老板见我土里土气，穿着又破旧，就把我当乞丐婆往外撵。一连7天，我一天只买一个馒头吃，晚上睡在别人的工棚旁边。后来遇到一位好心人，在她的帮助下，我在大冶钢厂下属的一个单位，找到一份辅导20多位职工子女学习的临时工作，一个月就为三姐妹挣足了书杂费。
任教19年来，我为学生垫交书杂费、购买学习用品用了1.4万多元。我外出打工做过家教，当过保姆，干过清洁工，流汗流泪都没啥，只要能给学生们挣出读书的钱，就算没白受苦。我的学生也真争气，班级各科成绩在全乡一直名列前茅，学生入学率、巩固率都是100％。我资助的5个孤儿中，最大的已经上初三了。我教过的学生中，有32人考取了大中专院校。
乡亲们喊我“四员”
在岛上，我每天接送孩子，中午要给他们做饭，到了晚上，年龄小的、家很远的孩子就跟我一块儿睡觉。乡亲们喊我“四员”，我以为是在给我起外号，就问什么是“四员”？他们说，你给孩子上课是教员，给孩子做饭是炊事员，给他们洗啊涮啊是保育员，每天划船接送是交通员。原来是这么个“四员”啊。
我遇到困难，父老乡亲常帮我解决。1993年的时候，丈夫非要接我跟他一起去打工，我没去，他就不供给我吃。我只好用打柴卖的20块钱买了一蛇皮袋子面条，没有油，就放点盐煮着吃，吃了一个月。我想，作为一个教师，再大的委屈也不能跟学生们说，所以他们都不知道。有一天，几个孩子淘气，不好好学习，我再也忍不住了，说你们太不争气！为了让你们读书，我跟家里都闹翻了，饭都没的吃。他们听后都哭了，第二天从家里拿来一点米和其他食物，一个学生说：“老师，我妈说了，你家不供你吃，我们供。”他家里也很穷，我感动得流了泪。
丈夫和我闹离婚
这些年我把教书、打柴、捕鱼、捞虾赚的钱，以及我丈夫打工的一些钱，都投入到学校里了。作为母亲，我有愧于自己的孩子，5年前女儿的钢笔漏水，多次让我再给买一支，我都没买，现在女儿已外出打工了，也不用我买了。我总想，自己的孩子有丈夫照料，那5个没爹没妈的孤儿如果我不管，就会失学。因此，每学期的书杂费我总得想方设法为他们先交，而女儿的书杂费总是一拖再拖。
这样，家庭矛盾就出现了。丈夫不让我教书了，还要和我闹离婚，一直闹到法院。刚好我接到通知，让我去上海参加一个培训班，我就趁机溜了。回来那天，我一上岸乡亲们和学生们就把我围住，说老师你再也不要走了。我说我绝不会走，一辈子都在这儿。他们就拉我抱我，生怕一松手我又走了。当时，我丈夫就站在晾台上，看到了这个场面，后来他再也没提离婚的事，还给予我很多支持。
和孩子在一起快乐多
去年县里指定在教师中培养一名女干部，领导就推荐了我。我想，要是真的去了，孩子们怎么办？再说我也舍不得离开他们，他们是我快乐的源泉。于是婉言谢绝了领导的好意。
学校穷，没有体育器材，我们的体育活动通常是“老鹰捉小鸡”，我让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当“老鹰”，我当“老母鸡”，每次都玩得很开心。我已经当了19年“老母鸡”了，乐此不疲。
有时课间玩累了，孩子们就找个小凳让我坐下，他们就像小猴逮虱子一样为我找白头发。开始几年，谁找到一根白发还大呼小叫的，抢着去揪。这两年他们不大玩这个游戏了，因为我头上的白发渐渐多了，很容易就能找到。
最快乐的事是我能教孩子们唱许多歌曲了。我小时候没学过简谱，就学过几首歌，这么多年我一上音乐课就是教《我爱北京天安门》那几首歌。2001年，好心人捐给我一台录音机，我买来磁带，白天黑夜地学。为在第二天音乐课上教一首新歌，我从头天晚上能学到第二天鸡叫。
去年12月，我突然晕倒，醒来后双目失明了，整整20天什么也看不见。22个孩子一齐来看我，排着队让我摸他们手里的东西，原来都是鸡蛋，每个人都给我带了一个鸡蛋！那时候我真的感到知足了。
1997年7月，王月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00年，她转为公办教师，月工资提高到600多元，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今年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荣誉多了，可她仍保持着普通教师的本色。王月娥说，这么多年有不少辛酸，但更多的是快乐，不管多么贫困，不管有多少烦恼，不管获得多大荣耀，一看到孩子们，我就都忘了，快乐就是快乐，跟地位无关，跟贫富无关。说这番话时，她脸上荡漾出幸福的涟漪。
是啊！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当王月娥划着那只木船在青山碧水间穿行，当“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的童声飘荡在仙岛湖上的时候，谁能说那不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呢？（附图片）
快乐的王月娥 张劲松摄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同步同步，时间的脚步
——我国钟表业迎来新的技术革命
本报记者 杨健
有一件事让中国钟表专家颇为遗憾：这个几千年前就有了沙漏、滴漏和日晷的国度，自从1955年3月24日研制出第一只国产机械表之后，在近50年时间里未能在钟表技术上有什么革命性的突破。
尽管石英表自20世纪70年代引进我国后发展到了几乎人手一只的程度，但大多数厂商走的都是仿制日本低档电子表机芯的路子。我国钟表生产总量占世界产量的70％，而实际利润只有区区10％。“上海”沉没，“梅花”凋零，“红莲”失色，“钻石”黯淡无光……众多知名国产品牌风光不再，国内钟表销售额的70％归于国外品牌。
这种被动局面被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打破了。这就是在国际上方兴未艾的电波钟表技术。
要说电波钟表技术的出现，其实也有50年历史了。早在195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三位科学家就发明了原子钟，发明人当中有一位华人叫王天眷。原子钟将铯原子基态的两个超精细能级间在零磁场下跃迁辐射9192631770周所持续的时间定为一秒，最好的铯原子钟精度达到500万年才相差1秒。原子时的起点定在1958年1月1日零时。以原子钟为基准，我们每逢整点便能听到电台的“嘟嘟”报时声，“世界同步”的概念确立起来了。
不要小看时间的“世界同步”。在现代社会，陆、海、空的交通控制，网络通信，自动控制，金融证券等都对时间精确性和同步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决非耸人听闻。
既然电台可以通过无线电波与授时台的原子钟对表，普通人可不可以把电台的接收装置挪到手腕上，保持与原子钟分分秒秒的同步呢？1986年，德国人第一次将军用授时技术应用到民用领域，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块电波表。10多年后，日本、美国、英国也相继推出了电波表。
电波表的原理与电台的授时一样，长波授时台发送的时间信号由电波表内的微型接收器接收后，经微处理集成芯片解调，可以自动调节和校准钟表。这样，每个人手上带的、每幢建筑物悬挂的钟表就与“北京时间”严格同步了，30万年内的误差不会超过1秒。
短短数年间，电波表的市场份额占到了日本市场的60％左右，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也有望达到40％。
饱受“替人打工”之苦的中国钟表业这次不能放过重新洗牌的机会。从1992年起，我国就开始跟踪国际电波表技术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开始研究民用授时技术。1997年，原国家轻工总会将电波表项目列入国家级新产品开发计划。1998年，中国钟表协会联合香港表厂商会、香港钟表业联合会、台湾钟表工业同业会确定共同开发电波钟表的意向。
尽管如此，我国在电波钟表技术上毕竟比人家晚了半拍，要想后来居上，不仅要在技术上想办法，更要在标准上下功夫。西安有一家叫做“高华电气”的公司最先想到了这一点。
各国标准时间码的制式是不一样的，就像宽度不同的铁轨，一种宽度对应一种车型。只要你先把铁轨的宽度设计好，然后再将与之匹配的车型申请专利，以后任何人想生产这种车型，都必须获得你的授权，向你交纳专利使用费。所以高华的第一步，便是和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合作，研制中国标准的时间码。68.5千赫的BPC码信号长波发射实验台建成后，他们又自主开发出解码芯片并申请专利，并获取中国制式电波钟表信号15年的独家使用权。
这个“双保险”一制成，连西铁城这样的电波表国际巨头都只有乖乖就范。今年9月，高华在成都推出我国首批1万只商用电波表，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在民用领域使用这一技术的国家。西铁城的高层管理者闻风而动，主动要求给高华“技术打工”。此情此景，令中国钟表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全国钟表工业信息中心主任王文毅感慨万千：“这将载入中国钟表业的史册，电波表将为我国钟表行业带来一个新的春天！”
让时间与世界同步，是大势所趋；让行业与世界同步，更难能可贵。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7月21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袭击了云南省大姚县，全县校舍遭到严重破坏，数千名孩子面临失学。在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日前全县461所学校已全面复课。图为云南省大姚县石羊镇小学的学生在上课。
新华社记者 秦晴摄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教育论坛
农村教育：最大的扶贫工程
周洪宇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特别是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村。农村教育是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根本性的作用，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当前，加强农村教育工作，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
近几十年来，我国农村教育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从整体上看农村教育仍然比较薄弱，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还比较大，而且这种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农村教育的落后状况虽然有客观原因，但也和我们长期以来对农村教育的发展重视不够有一定关系。教育的迟效性也使得不少地方党政领导更注重经济发展而不是农村教育。
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教育是扶贫的最佳手段和根本途径，大力发展教育是减少和改变贫困和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关键。农村教育不发展，直接受损害的不仅仅是农民的利益，也必将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顺利实现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家应把农村教育作为当前最大的扶贫工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工程来抓。
我国农村社会和教育发展的现实基础之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由于我国现有的社会和教育发展政策主要是针对城市的，大多数农村人口不可能通过教育进入城市，因此农村教育发展不能套用城市教育发展的模式，应当采取适应农村发展的、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整体发展的模式。为适应新世纪农村的发展，促进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农业社会的转型，今后农村教育发展应以“建设学习型的农村社会”为长远的发展目标。
在这一长远的发展目标之下，还应对农村教育发展的若干具体目标和办学方向进行重新审视。农村教育的模式应从传统的分流教育、早期定向教育转到为学生全面发展奠基的素质教育。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前提下，针对学生发展的实际需要，开设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重视培养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从事二、三产业打好基础。在坚持“农科教”结合的同时进一步发展符合时代特征的“经科教文”结合。从“三教统筹”发展到依托基础教育，共享各类教育资源，实行“一校多牌、一校多教”，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为全民教育、终身学习服务。
义务教育属于公共产品性质，政府应当全部承担办学经费。但是为了义务教育的更快发展，也不应当排除社会资金的进入。鉴于我国穷国办大教育的现实，应当充分运用市场手段来筹集教育资源。建议：一是建立教育政策性银行，通过贷款、投资、担保、补贴、贴现等资金运用方式来保障教育金融业务的顺利开展；二是发行教育彩票，广泛吸收社会资金，将所筹得的资金切块定向用于农村教育；三是以国家投入为基础，建立全国性教育发展基金；四是运用产业政策优惠、税收减免等手段，鼓励社会捐资农村教育等；五是设立教育税用于农村义务教育发展。
为进一步解决农村中小学贫困生的就学问题，应建立农村中小学贫困生助学金制度。国家和省级政府应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资助农村中小学贫困生，建立助学的标准、助学金发放的资格、程序、使用和监督等有关制度；地市县和基层政府、学校也应制定自己的助学措施。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资助农村中小学贫困生的助学体系。
（作者为湖北省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家长会
申请贷款好处多
孩子经过十年寒窗的苦读，考上大学很不容易。家长在家境贫困不能足够支持自己的子女上大学的情况下，当然赞成孩子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首先，助学贷款解决了燃眉之急，不让十余年来学校、家庭、社会对孩子的教育培养所付出的心血付之东流；其次，有利于培养孩子的信用观念，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让他在大学读书时感到既有压力，又有动力。浙江省台州市 谢巍琦
申请贷款不丢脸
我支持经济困难的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贷款，只是说明我们经济状况不足，不代表我们骨气和颜面的丢失。使用贷款，能使我们感到获得学习机会的弥足珍贵，倍加努力地投入到学业当中。当我们利用助学贷款顺利完成学业的时候，我们收获的将不仅仅是毕业证，还有一样沉甸甸的东西，就是申请和使用助学贷款这段经历，它将丰富我们的人生。
河北省邢台市 梁万琦
是压力也是动力
孩子因家境贫困，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完成学业，我是完全赞成的。从表面上看，孩子还没创业，就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会增加心理压力。但是，也应该看到，有压力并不是坏事，适当的压力会激励学生加倍努力学习，争取早日有所作为。相反，安逸往往会让人变得无所事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孩子申请国家助学贷款要给予积极的鼓励，帮助孩子树立自立自强观念。
安徽省明光市 翟绪军
还贷压力不大
国家助学贷款还贷期较长，只要孩子顺利完成学业，找到工作后偿还贷款不会有太大压力。申请国家助学贷款，还能促使孩子更加珍惜上大学的机会，集中时间和精力在学业上，努力成为一个回报社会的有用人才。早些年出现的贫困学子因上不起大学而撕掉录取通知书之类悲剧不会再重演，助学贷款给他们带来福音。江西省金溪县 官亚兵
为父母分担
我认为家庭贫困的孩子考上大学后应选择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来完成学业，理由是：赚钱可以寄希望于明天，孝敬父母却要把握住今天。孩子上大学一般到了可以自立的年龄，为父母担点生活的重担是应该的。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求学的同时能练就驾驭生活的本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一个大学生为了求学把父母给累垮了，那将是他一生的遗憾。
江西省九江市 刘华庆
不是唯一渠道
我们赞成国家助学贷款这一措施，但如果所有贫困生都要靠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来解决上大学问题，则又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现在还不是十分富裕，银行里的票子还必须“精打细算”。再说，解决了“钱”的贫困生，走进大学校门之后，并非是人人都能够前途无量。万一成功率低，还款就可能出现“麻烦”。总的来看，贫困生上大学的花费，主要的还是要靠单位、社会、家庭以及亲朋好友。多管齐下，才是万全之策。河南省鄢陵县 陈宝亮 崔会民
家长会下期话题
你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但家境困难，你赞成孩子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吗？
电子信箱：wenhongyan＠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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