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热点
本应用来调蓄淮河洪水的28个行蓄洪区,却住上了195万人口。淮河防汛抗洪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不少人提出应当逐步将行蓄洪区的人口迁出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
把淮河的“地盘”让出来
朱澍
7月3日凌晨1时,在滂沱大雨中,淮河中游的王家坝闸缓缓开启——洪水翻滚着涌进蒙洼蓄洪区。此后,沿淮各主要行蓄洪区不断接到撤离通知,唐垛湖、荆山湖等9个行蓄洪区先后启用。
22万灾民扶老携幼,紧急转移。亲手建造的屋舍,长势喜人的庄稼,眼睁睁地看着被洪水吞噬。
而整个淮河流域共有行蓄洪区28个,总面积3944平方公里,有195万人生活在其中。
民扰水水扰民
淮河水利委员会原总工程师吴本瑞打了这样一个比方:蓄洪区是淮河分洪时的“临时仓库”,行洪区则是分洪时洪水的“临时走廊”。自古以来,沿淮就有连绵的湖泊洼地,库容近100亿立方米,这些都是为大洪水备下的天然“外置式硬盘”。这些洪水滞蓄回旋的地方,本来应该是没有人类活动的。
而后来,随着人口的增长,为了更多的粮食和土地,人与水开始争地。人们围湖垦田,在本属于洪水的地方生活和耕种,把堤防不断向大河推进,把淮河水赶进狭窄的河道。
对淮河的不断侵占,使周边河湖的调蓄能力大大降低;也使河道变窄,行洪能力下降。据统计,当发生大洪水时,在相同流量下,淮河现在的汛期水位已经比50年代高出了0.2米至1米左右;而在相同的水位下,河道的过流能力则减少了20%左右。
其后果显而易见:淮河变得暴躁了。据记载,近500年间,淮河流域共发生大水灾350次。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每隔11年左右,淮河就发生一次大洪水。
人水争地的矛盾也使抗洪调度工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牵制,增加了治淮的难度。“淮河防汛抗洪工作的一个焦点、难点就是行蓄洪区问题,每一次使用行蓄洪区都是一次艰难的选择。”淮河水利委员会防办主任徐英三说。的确,195万人生活在这里,紧急转移、灾民安置、经济损失等一系列问题,不得不让决策者慎之又慎。
每一次行洪蓄洪区的使用,也给当地群众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王家坝开闸泄洪后,蒙洼行蓄洪区18万亩农田全部被淹没,近2万名区内居民紧急转移。像这样的蓄洪,自1953年蒙洼蓄洪区建成到1991年,已进行过12次。
退田还河是上策
人水相争两俱伤。淮河防汛抗洪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不少人提出应适当调整治淮思路,逐步把行蓄洪区的居民迁出去。这对治淮工作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同时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
退田还河后,可以随时启用行蓄洪区,不用再在大水时搞万人紧急大转移,为抗洪争取时间,使群众少受损失,也使各级政府不用再把大量精力用在动员群众转移、调动救济物资等工作上。
调配和利用洪水资源,是退田还河的另一大好处。“水利水利,洪水也可以化害为利”,徐英三说,他们正在考虑如何使淮河洪水资源化。如果行蓄洪区平常年份能保持一定水位的话,可以缓解局部地区的旱情。
吴本瑞则认为,要从目前的单纯抗拒洪水转变为给洪水以出路。这个出路也不应该总是锁定在大海,总是让宝贵的水资源白白流进大海,而应该把洪水留下,还可以将“余水”北调,为北方缺水地区提供淡水。
安置移民有思路
把195万人从行蓄洪区迁出来,怎么安置他们?
一条思路是移民建镇。即在行蓄洪区周边发展小城镇,国家投入一定资金,协助小城镇建设,扶持农民发展其他产业。
安徽省凤台县毛集镇就是个成功的例子。毛集镇有计划地将行蓄洪区内居民7500人分期分批搬迁出来。在搬迁的同时,镇里调整产业结构,兴办乡镇企业,发展商贸业。经过10多年的恢复、重建和发展,一个城区面积达2.2平方公里、城镇人口达2.9万人的毛集新镇已初具规模,综合经济实力已居全县各乡镇之首。
另一条思路是考虑调整产业结构,让这些移民过上“不种地”的小康生活。有人提出,行蓄洪区内可以蓄上一定的水,利用广阔的水面搞水产养殖等。种一亩庄稼,辛苦一年也就几百元的收入;一亩水面养殖,收入可以达到10倍以上。如果精养或特种养殖,则高出几十倍、甚至近百倍。
有条件的可先行
全面移民现在还面临很多困难,最大的困难是资金问题。淮河水利委员会主任钱敏说,移民以后的安置工作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现在行蓄洪区内居住着195万人,即使每个人用1万元来迁移安置,也需要近200亿元的巨额资金。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条件的行蓄洪区可以先进行移民工作,其他地方还是要先做好安全建设,提高庄台、撤退道路等安全设施的防洪标准。
钱敏表示,行蓄洪区移民外迁工作是今年淮河灾后重建的首要任务。国家也表示支持这项工作,水利部门和地方政府正在进行调研,以确定外迁补助的标准。今年启用的9个行蓄洪区,将是外迁工作的开始。“从长远来看,只要经济条件允许,把行蓄洪区的人口全部迁到外面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新安全》杂志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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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灾的淮河
淮河洪涝灾害频繁,数千年来,它一直是中国最难治理的河流之一。其原因首先是气候因素。淮河流域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天气复杂多变,汛期暴雨经常发生。其次是地理因素。淮河上游落差大,中下游落差越来越小,有些河段甚至出现倒比降,洪水宣泄不畅,使中游水位居高不下,产生巨大的防洪压力。同时,因淮河干流泄洪不畅,高水位长时间顶托,大小支流河口(湖口)地区和洼地积水难排甚至洪水倒灌,形成“关门淹”,极易造成严重内涝。此外,自公元1194年开始,黄河挟大量泥沙南犯夺淮持续700多年,破坏了淮河原有水系,淤塞了中下游河道,加重了淮河水患。
20世纪,淮河曾多次发生较大洪灾。其中,1991年6至7月份,淮河水系发生了两次大洪水。受灾耕地8275万亩,受灾人口5423万人,直接经济损失340亿元。
何谓行蓄洪区
行洪区、蓄洪区统称为行蓄洪区。
行洪区是指天然河道及其两侧或河岸大堤之间,在大洪水时用以宣泄洪水的区域。它的主要作用是在河道泄洪能力不足时用于扩大河流的泄洪断面,增加泄洪能力。
蓄洪区是指用于暂时蓄存河段分泄的超额洪水,待防洪情况许可时,再向区外排泄的区域。主要起存蓄洪水削减洪峰的作用,以减低洪水对河道两岸堤防的压力。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观点
今年的淮河洪灾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却没有一分保险资金介入救灾。中国水科院防洪减灾研究所所长程晓陶提出——
逐步推行洪水保险
洪水保险是抑制国家财政负担增长趋势的重要措施,是对现有灾害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应逐步推行洪水保险
非营利性的保险形式
记者:据初步统计,截至2003年7月30日,淮河洪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64.3亿元,却没有一分保险资金介入救灾。《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家鼓励、扶持开展洪水保险”,那么我国开展洪水保险的现状如何?
程晓陶:洪水保险是一种依靠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分担风险的保险模式。在可能发生洪水的区域,由受洪水威胁的人群、企业等出资参保。当洪水发生,造成经济损失时,保险执行机构将对参保的人群、企业等给予赔付,政府将对保险执行机构进行一定的补贴。
开展洪水保险,必须有这样的鼓励和扶持。这是因为由于洪灾的不确定性,群众与地方政府对参加一般的商业性保险的积极性并不高;而一旦发生大水,保险公司又面临着巨额的过于集中的赔付,风险较大,所以一般的商业性保险公司难以单独开展洪水保险。
我国至今尚未探索出合适的洪水保险模式。我们要以长远、发展的眼光来认识洪水保险,逐步推行洪水保险。
灾害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
记者:开展洪水保险有何重要意义?
程晓陶:开展洪水保险是抑制国家财政负担增长趋势的重要措施,是对现有灾害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
首先,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使发生流域性的洪灾,相对全国而言,也仍然是局部性的。因此,建立洪水保险制度,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分散风险,减少洪灾损失的灾区救济和灾后重建的巨额财政负担。
其次,洪水保险是一种可以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模式。纯粹的救济制度和洪水保险的不同就在于,后者是一种“契约”制度,契约成立后就要按既定标准及时兑现。
第三,由于洪水保险费率是根据不同地区的洪水风险大小来确定的,水灾风险较大的地方,保险费率相对较高,即与水灾风险小一点的地方比,这些地区投保的费用相对较高,而获得的赔付相对较低。这样就能用经济手段来平衡开发,对洪水高风险区的盲目开发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从国情出发逐步探索
记者:您认为我国应当怎样探索开展洪水保险?
程晓陶:国家应制定洪水保险的有关法规,建立中央与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洪水保险基金,当洪灾损失超过保险执行机构的赔付能力时,国家可运用这笔基金对其进行补偿。
与此同时,在开展洪水保险之初,实行低保费、低限额的办法,逐步为洪水保险业务的开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茶座
两盒钉子咋不要了
飞扬旗
家里搞装修。买的地板是带铺装的。铺完后还剩两盒钉子,铺地板的师傅很大方地一摆手,说,“留给你吧”。原来,天热,他们嫌带着沉。“还是拿上吧,万一你们管事的问起来呢?”我把钉子收拾好给他们递上。“嗨,谁还管几颗钉子。”
这是一家有品牌的地板生产商,管理上是有一套的。比如我看样品的时候,别人指点,让拿上一块地板样品,防止送货时尺寸、花色不符。因为非典,中间停了一个多月。送货工人临走时说,某经理叮嘱了,有一块样板让带回去。一块板合十好几块钱,虽隔了个把月,也没忘。看来是有相关制度管着的。要不顾客你拿走一块他拿走一块的,损失不小。显然这管理制度里没钉子的事,我想原因无非是它不值几个钱吧。
然而,这不值几个钱、因而管理上任它“跑、冒、滴、漏”的小钉子,在外国人眼里却也是个事。前不久,宁波一家生产球轴承的民营企业慈兴集团出口美国的产品被诉倾销,来厂调查的美国人对慈兴的产品成本进行了严格核算,细致到产品包装箱上用几颗钉子。因着美国人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认真劲儿,慈兴人第一次算清楚了,每只箱子约用200颗钉子,一颗钉摊到每只轴承中的成本到底是多少。
这种成本核算上的“钉子”精神,典型地反映出了我们在企业管理上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虽然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企业中倡导严格成本管理,大张旗鼓地宣传邯钢的“成本倒推法”,然而,不少企业在成本管理上依然是说得多、做得少;市场差时抓紧些,市场一好就放松。比如,物流管理是现代企业的基本功,但不少企业仓库的存量与财务的账本常常是对不上的。财务上“毛估估”、“差不多”,生产中“跑、冒、滴、漏”,这些管理粗放现象可谓司空见惯。
一个企业管理水平高不高,要看利润率,更要看成本控制水平,因为这从根本上体现了一个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连续多年在国家大型企业绩效评价中获第一,很硬的一条就是成本控制做得好。国际市场的油价时起时落,暴跌时那些老牌跨国公司也难逃赤字厄运,但中海油却还能盈利。为何?当油价一度跌到每桶13美元的历史新低时,他们的成本控制在每桶10美元以下。
最近,国资委明确提出,明年开始要加强对中央企业的考核,既考核企业的利润,也考核企业的成本,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专家认为,此举抓住了企业管理的关键。
降低成本,不仅是中央企业要努力的,也是所有企业必须下功夫攻克的,一定要把目标量化到“一颗钉摊到每只轴承中的成本到底是多少”这样的水平。否则,“毛估估”搞出来的成本,是肯定不会有市场竞争力的。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
笑迎“中国印”
北京2008奥运会会徽揭晓后,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燕莎友谊商城等商场开始限量销售首批会徽纪念品。图为一名外地游客正在选购纪念品。
赵晶摄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
温州打火机应诉欧盟反倾销已取得实质性胜诉,这是我国行业协会组织中小企业积极应诉的第一例,体现了加入WTO后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
温州打火机为啥能赢
本报记者 袁亚平
到7月25日,温州打火机企业在欧盟规定的10天陈述期内,没有对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合会撤销反倾销诉讼表示异议,表明温州打火机应诉欧盟反倾销已取得实质性胜诉。
行业协会挑大梁
温州拥有打火机企业500多家,年产金属外壳打火机6亿多只,销量占国内市场份额95%以上,世界市场份额80%以上。2001年9月间,欧盟根据欧洲一些打火机制造商提出的要求,制定了针对中国打火机的贸易技术壁垒CR法案。
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获悉后,奋起应对。2002年3月21日,市烟具行业协会组成交涉团前往欧洲。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以民间商会的名义走出国门,应对国际贸易争端。
然而到了2002年5月,欧盟还是作出决议,对这项CR法规立案。6月28日,欧盟又宣布对产自中国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
这下使温州打火机行业的大部分企业感到了紧张。企业主们说,我们一不懂WTO规则,二缺乏资金,三是应诉时间紧,四是投入精力大,怎么办?
市烟具行业协会紧急召开了理事会,认为如果不积极应诉,就意味着温州的打火机企业将永远失去欧洲这个大市场,温州的打火机产业就会遭受重创。在危机面前,温州的打火机企业要团结一致,勇于抗争。
于是,市烟具行业协会邀请了知名涉外法律专家来温州举行专题分析会。来自布鲁塞尔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莆凌尘,在会上作了精辟的发言。市烟具行业协会决定,聘请这位在欧洲取得法律硕士学位、接手过40多起反倾销案件的知名律师代理此案。
在莆凌尘的建议下,市烟具行业协会组织16家打火机企业分别打起了两场“洋官司”。一家打火机企业以争取市场经济地位应诉,15家打火机企业联合进行产业无损害抗辩。在多方努力下,温州打火机终于打赢了这场“洋官司”。
行业协会有作为
不少专家认为,温州打火机反倾销的胜诉,是中国行业协会组织中小企业积极应诉的第一例,充分体现了加入WTO后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
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会长周大虎对记者说,我国加入WTO后,出现了很多政府难管、企业难办的矛盾和问题,行业协会能在其中发挥独特的优势和作用。温州打火机企业从怕打“洋官司”、不懂打“洋官司”,到初步学会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运用法律来解决贸易争端。这一过程中,协会起到了引导、团结、凝聚人心的作用。
此外,加入WTO后,以协会为主体参与应诉国际贸易争端,既节约了企业单独应诉的成本,又提高了成功的概率。这次为反倾销应诉,在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组织下,各企业聘请国际律师,派出协会交涉团,共出资200多万元,大大节省了应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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