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专家议专题
努力培养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 吴昌德
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最重要的是抓紧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人才是兴军之本，也是制胜之本。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是军事人才素质的较量。现代高技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人。高素质的人才是推动新军事变革、赢得信息化战争的关键因素。武器装备越先进，信息化战争的组织指挥越复杂，对军事人才素质的要求就越高。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敌我双方的较量将更突出地表现为高素质人才的较量。当今世界，新军事变革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各国军队都把人才建设作为提升战斗力、谋求军事优势的关键之举。与发达国家的军队相比，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差距不仅表现在武器装备、编制体制上，而且表现在军事人才的科技文化素质等方面。我军要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双重历史任务，实现军队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切实履行好打得赢、不变质的历史使命，当务之急是大力加强人才培养，努力提高广大官兵的素质。
军事人才的素质，取决于赢得战争的需要，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要求。打赢未来的信息化战争，除了政治信念、勇敢精神、健全心理等必备素质，最为突出的新要求是必须有很高的科学技术素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征，是大力发展、广泛采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研发新的信息化武器，同时对现有的机械化装备进行信息化改造。信息化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知识和技术高度密集。不具备良好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不掌握信息化技术，就驾驭不了新型武器装备，也就不可能赢得信息化战争的主动权。因此，培养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既要注重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战斗作风培养，也要注意加大科技知识学习的比重，努力提高官兵的现代科学文化水平和现代军事技能。
我军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不是少数人，而是一大批。要培养和造就各种类型的人才，形成强大的人才队伍方阵。争取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培养和造就“五支队伍”：一支具有战略眼光，能够掌握世界军事发展趋势，胜任信息化战争指挥和信息化军队建设的指挥军官队伍；一支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养和全面军事素质，善于为军队建设和作战问题出谋划策的参谋队伍；一支能够站在科学前沿，组织谋划武器装备创新发展和进行技术攻关的科学家队伍；一支精通高新武器装备性能，能够迅速排除各种故障、解决复杂难题的技术专家队伍；一支具备专业技术基础，能够熟练掌握手中武器装备的士官队伍。
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是一个系统的战略工程，需要做多方面的努力。应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各种资源，不断拓宽人才培养的渠道。一是靠院校培养。军队院校是培养军事人才的主要渠道，必须把院校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高质量地抓好军队干部培养的同时，加强对各级各类干部的继续教育。加大依托普通高校培养军队干部的力度，借助社会教育资源搞好军事人才的培养。
把出国留学和考察培训作为加速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逐步扩大选派军事留学生的规模和数量，使更多的中高级指挥员有机会到国外军事院校学知识、长才干。二是靠实践锻炼。实践是学习知识的重要课堂，岗位是提高素质的基本平台。除了院校教育，还要采取多种形式，抓好干部岗位成才，提倡和鼓励自学，特别要重视在军事斗争准备和科技练兵的实践中培养人才。坚持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位置，深入开展科技练兵，注重在重大战略演练活动和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摔打锤炼干部。三是靠制度激励。完善政策制度，对于人才培养具有根本性作用。要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不断完善军事人才的选拔培养机制、激励机制、管理机制，努力形成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环境和氛围。
实施人才战略工程，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负有重要责任。各级党委应站在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牢固确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人才是最重要的战斗力的观念、出人才就是出政绩的观念，真正把培养人才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增加对人才队伍建设的投入，加强对人才培养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切实履行好教育人、培养人的职责。同时，从自身做起，带头刻苦学习，提高素质，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部队，把我军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到新的水平。
第9版(理论)
专栏：
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军事理论
国防大学 武桂馥
当今世界，以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为大背景、以信息化为本质特征的新军事变革正在兴起。在这场广泛而深刻的世界新军事变革中，我军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一些方面仍相对落后，在军事理论创新上更存在较大的差距。
先进的军事理论历来是军事实践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是战争的重要制胜因素。“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军事对抗是最为激烈的对抗，战场竞争是最为残酷的竞争，军事理论是一门需要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理论。当代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推动着军事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世界军事理论领域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关于未来军队和未来战争的新学说、新观点层出不穷。面对这样一种逼人的形势，如果我们不抓住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历史机遇，推动军事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军事发展上就可能丧失机遇。因此，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重视创新和发展军事理论是我军的传统和优势。我军历史上之所以能够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能够在各个时期不断发展壮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注重探索和创立先进的军事理论。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创立了一整套关于建立人民军队、实行人民战争的崭新理论，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作出了关于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全面战争与局部战争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的新判断，实现了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当高技术局部战争悄然登上战争舞台时，江泽民同志领导制定了我军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明确地把军事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这是我军战略指导理论与实践的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成果。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不断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使我军在新世纪的国际军事斗争中始终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军事理论本质上是一个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军事思想体系。创新和发展军事理论，必须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把打得赢、不变质这两个历史性课题作为军事理论创新的长期战略任务；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密切跟踪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最新变化，立足国情军情，在继承我国优秀军事遗产、弘扬我党我军优秀军事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大胆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有益的军事理论成果，发展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
军事理论创新是探索未知、揭示规律的实践活动，除遵循一般理论研究的原则外，还有自身的特殊规律与要求。因此，应着眼于新的时代特点和发展要求，继承前人理论成果的合理内容，联系发展变化的实际，在不断深化已有的正确认识、积极完善管用的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应勇于独立思考，反对墨守成规，自主创新，敢为人先，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大胆触及人所未至的研究领域；应立足于军队建设的实际，着眼战争实践的发展，适度超前地探寻和把握军队长远建设与未来战争发展的趋势，做出有预见性的判断，提出有创见性的思路，拿出有远见性的对策。当前，创新军事理论，就是要在更新更高的起点上，确立与信息化战争相适应的现代军事思维，特别要从陆战思维向五维一体（陆、海、空、天、电）战争思维转变，从单一军兵种作战思维向诸兵种联合作战思维转变，从机械化战争思维向信息化战争思维转变，确立与信息化战争相联系的战争时空观、战争能量观、战争效益观、战争系统观、战争控制观与战争胜负观等新观念。
军事理论创新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系统研究、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原则。要力求在国家安全战略、国家统一战略、国家军事战略和战略指导理论、战略规划理论以及国际战略形势、未来战争形态、战略威慑理论、军兵种战略等战略理论问题的研究上取得新突破；在人民军队建设理论、军队战略转型理论、信息化建设理论、跨越式发展理论、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军特点规律等军队建设理论问题的研究上取得新突破；在联合作战思想以及战役决策理论、战役力量理论、战役战法理论等作战理论问题的研究上取得新突破；在领导管理体制、作战指挥体制和作战力量结构等军制理论问题的研究上取得新突破。此外，还要高度重视军事训练理论、国防动员理论、军事外交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与创新。
第9版(理论)
专栏：
世界新军事变革及其影响
军事科学院 杨春长
近些年来，世界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这些变化催生了影响广泛而深刻的世界新军事变革。
世界新军事变革涉及诸多领域。首先是武器装备质量在提高。在高新技术的推动下，武器装备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计算机控制的探测器材以及单个作战平台和武器系统的计算机化，武器的命中精度极大提高；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出现了可以处理大量数据信息的指挥、控制、通信、情报与计算机系统，使预警探测、情报侦察、精确制导、火力打击、指挥控制、战场管理等的信息采集、处理、传输等实现了联网化、自动化和实时化。其次是军队的编制体制、组织结构在调整。变纵长型树状指挥体制为扁平型网状指挥体制，缩减陆军，增强海上、空中和太空军事力量，并组建信息战部队。一些发达国家正在致力于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走质量强军之路。第三是军事理论在创新。比如，出现了非接触战理论、网络中心战理论、数字化部队建设和作战理论等。第四是战争形态在转变。由于信息化武器大显身手，非接触、非线式作战成为重要的作战方式，体系对抗成为战场对抗的基本特性，太空战将成为国际军事竞争新的战略制高点。
信息化是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本质特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曾发生过由木石兵器到金属兵器、由冷兵器到热兵器、由热兵器到以机械化为标志的几次军事变革。目前这场以信息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为标志的军事变革，其本质特征是信息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历次军事变革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由于近代枪炮的诞生和发展，拿破仑率先创立了由步兵、骑兵、炮兵组成的新型陆军，军队组织体制开始围绕“火力”进行编成，军队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火力”是否强大上。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坦克、飞机、舰艇、航母、雷达以及先进的枪炮等自动化、机械化武器装备的相继问世并广泛应用于战争，使机械化成为当时军队的主要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原子弹的出现，宣告了核战争时代的到来，世界上有核国家的军队先后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战略火箭军。而当今的这场新军事变革，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文明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的产物。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一批新的技术如纳米技术、新材料技术、隐形技术、定向技术和生物技术等的发展，为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信息技术为国家所创造的大量财富，为世界新军事变革提供了物质基础；信息技术催生的高效的新型武器，则成为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实物载体。总之，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军队战斗力成倍提高，新的作战样式不断出现；信息化已逐步成为世界各主要国家军队现代化的时代标志，整个工业时代的军队体系都将按信息化的要求彻底改造。
军事理论创新是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先导。军事理论不仅是打赢高技术战争的重要因素，也是世界各国推进新军事变革的着力点，对军事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创新更成为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先导。冷战结束后，为了保持军事优势，美国国防部在1997年提出了“塑造—反应—准备”的新军事战略。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美军开始致力于逐步完成由大战型军队向局部战争型军队的转变。俄罗斯等一些主要国家军事战略和军队建设的调整也在不断深化。可以肯定，在新的军事理论的牵引下，世界新军事变革将进一步发展。
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将进一步加剧国际战略力量的失衡。世界新军事变革是一把“双刃剑”，祸福相倚，利弊并存。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角逐中，占优势的一方不但可以通过新军事变革有力地促进本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能极大地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和竞争力，由此带来的可能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形成更大的“落差”。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也可能带来在更高层次上的新一轮军备竞赛，并加剧军事力量对比的失衡。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还将使军事因素在国际斗争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使个别发达国家获得更有效的战略手段，导致其扩张策略和方式发生重要变化。他们在运用政治强权、经济霸权谋取和保持对世界主导权的同时，将更加重视运用强大的军事力量，以武力相威胁，甚至直接发动高技术的局部战争，加强对全球战略通道、战略资源产地和重要地区的争夺与控制，给世界和平带来新的威胁。
十六大报告指出：“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面对正在兴起的世界新军事变革，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我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如何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军事理论，如何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今天刊登的这组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阐述。——编者
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通信
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动性
——学习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
张荣臣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在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动性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什么是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动性？理论的自觉性，就是从发展变化了的形势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全党，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实践的主动性，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这种创新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
党在理论上的提高，是党的领导正确性、科学性的根本保证。每一次党在思想理论上的提高，都指导和推动了党的各项事业的发展，都体现了我们党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动性。之所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党在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动性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主要是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所处的这一历史方位，要求必须以时代的眼光，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着眼，科学制定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自身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的敏锐把握，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时代眼光的充分体现，它将党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是被历史和社会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但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必须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只有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有生命力，才能表现出鲜活力量。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运用它们分析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根据实际制定和实施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战略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植根于人民的政治立场，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养分，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在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打开了新的理论视野。这充分说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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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农民技能培训——
促进农村发展的紧迫课题
张金根
要富裕农民就必须减少农民，要繁荣农村就必须推进城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过程就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为了快速而平稳地推进这一过程，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是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态势凸显技能培训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现阶段，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现了新特点：一是向二、三产业转移的难度越来越大。未来几年，国有经济单位减员增效的趋势不会改变；乡镇企业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高，就业弹性明显下降；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越来越依赖于信息、管理等要素，对素质较低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减弱。二是第一产业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承载力越来越弱。人均耕地面积的不断下降，减少了农村可供养人口。随着国内外市场的融合，农产品价格空间进一步压缩，制约了农业领域的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三是产业升级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技能要求越来越高。企业用工的学历要求大多是初中毕业以上，不少岗位明确要求持有初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而目前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技术素质普遍偏低，无法满足用工单位的要求。
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变化，表明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台阶已经抬高，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已非常紧迫：一是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就地就业，迫切需要提高现代农业技能。我国农业从业人员主要依靠传统经验从事生产，与现代农业集约经营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科技进步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偏低，农业发展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现阶段农村相当一部分富余劳动力是结构性富余，农村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实际上正在不断增长。二是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迫切需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制约农民转化为市民的主要障碍在于职业技能的匮乏。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使其在城市中获得稳定的工作岗位，是减少农民的重要途径。三是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提高劳务输出人员的技能。推进国际劳务输出是开辟就业新渠道、富裕农民的有效途径，而制约国际劳务输出的主要瓶颈在于劳务输出人员技能欠缺，素质不适应要求。
当前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些年来，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总的来看，农民技能缺乏、转移困难、收入不高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民培训“冷、散、僵”的情况仍在许多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
从认识层面看，突出反映在一个“冷”字上。一方面，有关部门对开展农民技能培训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到位，定位不准确，政府调控处于“空挡”状态。有的职能部门和培训机构在开展培训时，经济效益挂帅的思想严重，把涉农教育培训看做摇钱树，缺乏全局观念和为农服务意识。用人单位也普遍存在重使用、轻培养的意识，不愿投入人力资源开发成本。另一方面，农民的学习意识也较为淡薄，不少人不重视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或存在畏难心理。
从管理层面看，突出反映在一个“散”字上。一是缺乏统一规划，各自为政。目前，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的主管部门主要是农业、科协、教育、劳动四个部门，其他如财政、妇联、共青团等部门也有所涉及，地方主要是乡镇政府。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多头管理，盲目性、无序性非常突出，内容雷同和空白点多的情形同时存在。二是有限的农村培训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和利用。现有农村教育培训格局以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文化教育为主体，以农村科技教育、农业后续学历教育、农业技术教育、乡镇企业上岗培训等为辅助。由于教育培训工作的选项、资金、师资、教材、场地、证书等无法统筹安排、共享利用，导致教学水平有限，整体效果不佳。三是经费投入不足。按现行规定，由财政负担、用于农村成人教育的经费为1.5元／人，标准过低，已经拨付的经费也存在挪用现象。
从操作层面看，突出反映在一个“僵”字上。一是培训内容的针对性不强。目前，农村劳动力培训的内容还是以种植知识和通用基础知识为主，不能适应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另外，政府部门提供的转岗实用技能培训，其对象仅限于城镇下岗职工而与农民无缘。二是培训方式不灵活、不方便。目前的农村培训还是以“一个老师、一间教室、一块黑板”的模式为主，形式单调。
针对上述问题，必须进一步推进体制和机制创新，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体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坚持理论研究为实践服务
——读《罗元铮文选续集》
宋涛
《罗元铮文选续集》一书，前不久由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了作者截至2002年底的96篇作品。
作者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始终坚持理论研究为实践服务的原则，许多研究成果取得了良好反响。早在1977年，他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自力更生与洋为中用》等文章，批判“四人帮”把向外国学习诬蔑为“洋奴哲学”、把引进技术诬蔑为“爬行主义”等谬论，宣传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从理论上呼应了随后的对外开放。
1978年，他参加中央访南代表团后撰写的《南斯拉夫的社会计划与市场经济》，较早地系统介绍了社会计划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做法和经验，对我国改革很有借鉴意义。1980年，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论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不在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这篇文章对于人们理解邓小平理论很有帮助。1987年，他较早地提出要妥善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进入新世纪，作者已年近八旬，仍从事着转轨国家经济的比较研究。他选择了较有代表性的国家俄罗斯、波兰和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模式，探讨了转轨的目标及其绩效标准、经验教训与走势，从中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这一研究体现了“必须既善于总结成功的经验，又善于记取失误的教训”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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