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版(民主与监督)
专栏:
大会闭幕后,委员回到驻地还在兴致勃勃地就今后如何更好地履行职责,各抒己见。本报记者 雷声摄
第16版(民主与监督)
专栏:新闻背景
形形色色的“捐资助学”
萧毅
教育乱收费问题,是当前政协委员关心的重点问题之一。近年来,许多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为特困学生、优秀学生伸出援助之手,奉献爱心,助弱济贫,广泛开展捐资助学活动,帮助了不少家境贫寒的学生。但也有一些捐资助学,因为管理上的不规范和不完善等原因,出现了一些问题,给捐资助学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现象一:由于捐资助学缺乏监督或监督力度不够,有的捐资助学款项没有流到相应的部门和学生手中,却给谋私利者以可乘之机。据报载,沈阳某中学校长用捐资助学款私设“小金库”,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现象二:由于捐资助学的程序没有规范化,以及缺乏捐资后的监督管理,出现有些捐资助学款项得不到兑现的问题。比如,个别企业捐赠前请领导讲话,请报纸、电台等媒体宣传,再搞个隆重的捐赠仪式,风光过后,捐资助学却变成了“真实的谎言”。一位小学校长无奈地告诉记者:“因为施工单位没有得到捐资者的工程款,楼建成了,但不让用,师生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新楼,在低矮的教室里上课”;
现象三:一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一味迷信名牌学校,为了能使自己的孩子上个“名牌”、“重点”,多花点钱也愿意,希望以捐资给学校的方式使自己的孩子上个好学校;同时,个别学校因为缺乏经费,也愿意以捐资助学的方式接收个别学生,改善经费不足的状况。于是出现了“有钱者可以高价进重点,无钱者难跨重点门”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教育优质资源相对匮乏、分配不公的趋势。
有关人士呼吁在加强对特困学生、优秀学生资助和培养的同时,要使捐资助学更加规范,管理更加严格,使捐资助学捐助得明明白白,实实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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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委员剪影
平和朴实的张果喜
王文
20世纪70年代我国第一批民营企业家,七届、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连续两次全国劳模——头上顶着这么多荣誉的江西果喜集团董事长张果喜,今天仍是那么的平和,那么的谨慎。他嘴边常挂着一句话“我是吃余江米,喝余江水长大的。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张果喜的今天。”
张果喜出生于一个普通木工家庭,20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在1973年,他就兴办了余江工艺木雕厂,经过30年的拼搏奋战,企业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21家国内外公司、产品涉及7个行业领域的民营集团。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他先富了起来,但他身上那份朴实、善良的本色没变。在他看来,金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把它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报效社会,造福桑梓,才是善善之举。
20多年来,张果喜一直本着“交足国家、留足企业、富裕职工、造福社会”的利润分配原则,按规定向国家足额上交税金。2002年,国家税务总局和全国工商联联合表彰了全国58家“诚信纳税先进企业”,果喜集团榜上有名。同时,他们还积极捐助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包括市政建设、社会福利、兴办教育等。20世纪80年代初期,企业的利润刚达到100万元时,他就向余江一中捐款兴建了一座科学楼。以后又陆续出资兴建了县电视塔、福利院,修建了长达百米的“果喜桥”,并积极赞助国家抗洪救灾、烛光工程等公益事业。余江县邓埠镇的道路崎岖不平,当地百姓吃尽了苦头。2001年,他捐了50万元,修建了一条宽敞的大道。现在,只要一到余江,老百姓都会竖起大拇指夸他“在做善事”。历年来,果喜集团向社会捐款累计超过2000万元。
更值得称道的是,张果喜富了,也带动了余江县农民脱贫致富。早在20世纪90年代,果喜集团支援全县14个乡镇办起了木雕厂,还办起了全国第一所木雕技工学校,培养了2万余名木雕人才,也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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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委员建议
刘长铭委员呼吁制定《捐资助学法》
我国人口众多,发展教育是将巨大的人口包袱转变为人力资源的唯一途径。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的发展,为提高教育的投入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人口的数量,要从根本上扭转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还需要较长时间。
近年来,不少社会团体和个人慷慨解囊、捐资助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育经费的不足,为我国各地区的教育发展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可以预料,随着我国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捐资助学将越来越普遍。鼓励社会团体或个人捐资助学的文明善举,不仅是筹措教育经费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但是,目前的许多捐资助学行为只是发生在个人与学校、社会团体(单位)与学校之间,本质上属于“个体行为”,国家基本不予介入与调控。这虽然使一些学校的办学资金得到了补充,但长此以往,不利于捐资助学行为的规范管理和倡导,也不利于教育的均衡发展,甚至可能滋生腐败与犯罪。虽然腐败与犯罪只是极个别的情况,但已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损害了教育工作者的形象,不利于教育的发展。
目前对于捐资助学行为只有舆论监督,缺少法律的规范约束。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制定《捐资助学法》,用法律规范捐资的来源、捐赠的程序、捐赠者以及受赠单位的合法权益保护等内容。这有利于将捐资助学纳入法制的轨道;有利于倡导这项文明善举,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弥补教育投入的不足;有利于国家对社会教育资金的宏观调控;有利于减少腐败与犯罪行为的产生;有利于培养青少年善良的品德与社会责任感;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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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有话直说
参政议政见实效
王比学
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有位委员这样概括参政议政,“参政就是要参与,议政则是要说话。”这句话细想起来,不无道理。
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的三项主要职能之一,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到参政议政,这无疑是人民政协工作的一个飞跃。参政议政要求政协委员选择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组织调查和研究,积极主动地向党政领导机关提出建设性意见,通过多种方式,广开言路,充分发挥委员专长和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政协十届一次大会收到了3668份提案,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或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一份份提案,凝聚着委员们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关心,充分体现了他们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高度政治责任感,体现了他们不负人民重托、尽心尽力尽责的拳拳之心。
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贵在主动,重在实效。首先是要广泛参与,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政协委员来自社会各界,他们有条件听到各界的声音。只有在参与的基础上,才能了解人民群众最关心什么,最需要解决什么。光有参与还不行,还要从不同的角度,站在一定的高度,对国家和地方的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对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评议,充分反映民意,帮助人民群众解疑释惑,促进有关部门搞好工作。
记者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采访时,听到委员们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如何参政议政。
委员们在讨论时一致认为,人民政协要真正发挥作用,就要结合本职工作,找好角度,选准题目。一些委员围绕当前百姓关心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提出的建议和对策,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在逐步解决。
去年,由民建中央提出的建立有效机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提案,引起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就专门设立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从这个建议可以看出,只有广泛参与,才能充分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才能针对当前国民经济发展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中肯、可行的意见和建议,才能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任务建言立论,才能真正发挥参政议政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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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委员建议
编者的话
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胜利闭幕了。“这是一次民主求实、团结鼓劲的大会,是一次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大会,是一次凝聚力量、催人奋进的大会。”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这样概括。
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听到了政协委员对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看到了政协委员为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为民族的振兴与富强,兢兢业业,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为他们这种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所感动。今天刊登的只是其中部分委员的风采和建言。
新形势、新任务,对人民政协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为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将看到2238名全国政协委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展风采,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建言献策。我们还将一如既往地关注他们。
以上海世博会为契机
推动长三角经济发展
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 张荣坤
中国申办上海2010年世博会成功,加速了建设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圈的历史进程,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区域联动发展提供了一台大马力的“引擎”。因此,抓紧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推动这一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是我国经济战略格局中的重要课题。
世博会的巨大商机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共存、共荣、共赢提供了新的平台。首先是世博会的场馆建设、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生态环境的构筑、交通道路的配套等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大规模改造,给长江三角洲地区投融资开辟了巨大空间,内外资和民间资本的投入必不可少。其次,上海城市规划、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调整,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产业链布局规划、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对围绕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上、下游配套产业集群或企业集群的形成,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在筹办世博会的未来七八年间,上海城市发展的功能定位,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产生的功能辐射影响巨大。这个地区将形成人才、管理、技术、资金、劳动力成本、土地资源、口岸、销售网络等诸要素的优势互补互动。长三角地区城市间形成经济和社会发展利益共同体的趋势是必然的,世博会的筹办无疑会加速这种大势所趋的进程。
长三角地区经济互动发展,前几年已有所启动,世博会为这种互动增添了新的动力。但是,我国目前行政隶属体制、财税征管体制、统计考核体制等相应的利益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市场分割和利益分割,阻碍着长三角区域城市间的联合发展。相对国有企事业单位而言,民营企业受到的行动制约比较少,观念和体制上比较有活力,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我们已突破原来的区域限制,在更大的范围内投资创业,并获得了相当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此我建议:
加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可先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试点改革现行的统计考核办法,使之有利于消除行政管理壁垒和市场壁垒,促进区域融合。
完善现行的财税制度。在长三角地区试点规范相应的税收征管办法和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建立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鼓励企业或民间投资者的资本资源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以至更大区域范围内实现最佳配置,同时又兼顾区域内各城市自身的利益。
进一步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促进民间投资的活跃。民营企业作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最具活力的实体,这几年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一些外部环境,特别是市场注入、投融资渠道、信息不对称、政策扶持等方面还不尽如人意,希望能同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国家制订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全国,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积极参与2010年世博会的筹办,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通过世博会实现经济一体化,从而进一步增强这一地区综合实力,为新世纪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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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委员剪影
致富不忘共产党
——访全国政协委员任运良
肖一
任运良,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辽宁省工商联副会长。他生在辽宁,27岁做国有企业厂长,33岁下海,在商海中摸爬滚打、辛勤奋斗了近20年,现在作为董事长,领导着有6000多人的大连华丰企业集团。作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任运良常和人谈起的不是赚钱的诀窍,而是一句“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共产党”的口头禅。
“这是我实实在在的心里话”,任运良恳切地说,“我初中毕业后,做过工人,当过木匠,是改革开放的政策使我取得一点点成绩。”任运良还表示,华丰企业的宗旨就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任运良生活简朴,不图享受,但他总是对他人、对社会很慷慨。从1987年至今,任运良为社会各界的捐款已达700多万元。他常说,捐款不是目的,只是手段,重要的是能为国家分忧解难,能帮助老百姓尽快富裕起来,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
在企业的发展和项目的选择上,任运良都注意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希望为社会实实在在地做实事。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任运良思维敏捷,行动迅速,成立了华丰集团草业公司,计划构建一个集天然草原改良、畜牧业、加工业、旅游业为一体的骨干企业。“建成后,我们的草业建设项目将使5万农户每年增加上亿元的收入,国家每年也将增加几千万元的税收,解决20万人的就业问题。”在聊起畜牧业带来的社会效益时,任运良神采飞扬地说。
下岗职工和转业军人的问题,困扰着当地政府。在华丰集团员工中,下岗再就业人员和复转军人占了很大比重,仅2002年该集团就接收复转军人20多人,受到军队和地方政府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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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委员人才济济。图为经济界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回答记者关于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发展的问题。本报记者 雷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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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委员建议
发展效益农业 实现农业增收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徐冠巨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目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农产品供大于求,加上进口商品的冲击,即使增产也难增收。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要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逐步建立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全面升级,开辟农业增效、农民就业和增收新途径、新领域。
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科技。中国资源有限,提高农业发展中的科技含量,促进农业生产要素利用率的提高,加快传统农业的进步,意义非同一般。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对中国农业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始终把科技进步摆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发展农业科教事业、推进新的农业技术革命,同样必须有强大的投入作保证。
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农民的文化和技术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当前,农民的素质已经成为农业结构调整和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关键制约因素。提高农民素质必须加强农村教育,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和农民专业技能的培训,不断提高农民的素质和就业竞争能力。
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要拓宽农业的发展领域,通过农业产业化把产前、产中、产后部门紧密联结起来,把贸工农和产加销有机统一起来。通过高科技农业园区、基地龙头企业和农户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使农民成为平均利润的分享者。农业产业化能否发挥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组建一批具有一定规模、一定品牌,能在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中起主导作用或龙头作用的现代企业。
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是造成农业生产效率低、农民收入增加困难的根本原因。各级政府要在政策上予以必要的支持,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纳入就业行业管理部门的统一管理之中。发展小城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要通过增加政府财政的投入,以及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吸引各种投资主体参与小城镇的开发,多渠道投资小城镇教育、文化、卫生等公用事业,走出一条在政府的引导下主要依靠社会资金建设小城镇的路子。
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在尊重农户市场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推动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当务之急是要改革现行征地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改革征地补偿方式,保障土地非农化后农民对土地级差收益有分享。要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的流转市场以及国家对农村土地的征用机制和利益分配关系,尊重农民的意愿,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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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意气风发走向新征程。本报记者 雷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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