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研究综述
兴起中的发展哲学
庞元正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发展问题。我们党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发展哲学，特别是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进行的哲理思考，引起了众多哲学研究者的关注。
时代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广大的亚非拉国家获得了独立。为了消除贫困，振兴经济，这些国家纷纷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普遍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同时，信息革命极大地加快了社会发展进程，使发达国家面临一系列再发展问题。由于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因而吸引了大批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事发展研究。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史学、可持续发展理论、未来学纷纷聚焦于发展问题，遂使发展研究成为当今世界的显学。而从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概括总结发展理论的成果，也成为哲学家的学术追求。
新中国的成立，使我国的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我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当代的哲学研究必须反映发展这个主题。进行发展研究，建构发展哲学，成为我国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内容。
对象和内容
发展哲学作为一个新兴起的哲学学科，虽然还有些稚嫩和不够成熟，但已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
发展哲学的研究对象分3个层次：一是专门对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对我国的发展问题即现代化问题的哲学研究，这是当前发展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二是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现代化问题的研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不可避免地涉及怎样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问题，而且发达国家在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也有一个再发展问题。因此，广义地讲，研究发展哲学一般又要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为共同研究对象。三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它和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很接近。发展哲学的这3个层次的研究实际上很难截然分开，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
从发展哲学研究的内容看，可以分理论和问题两个层面。理论的层面包括：发展的本质、发展的动力、发展的主体、发展的价值、发展的规律、发展的模式、发展的机遇、发展的跨越、发展的战略等内容。问题的层面包括：发展与经济增长、发展与科技创新、发展与制度选择、发展与社会公平、发展与政治秩序、发展与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发展与国民素质、发展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等等。发展哲学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出发，结合实证分析，对上述问题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对于总结和概括发展理论各分支学科的成果，加强对发展问题的全方位、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开辟了全新领域，提供了新视角。
功能与作用
我国的发展哲学以发展为主题，深刻阐明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深入探索我国现代化所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近些年来，发展哲学在发展观、发展与创新、发展与机遇、发展与政治秩序、可持续发展、人的素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我国的发展哲学的一些论著，较早提出了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现代化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已经不再单纯是一个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而且也是一个通过信息革命由工业社会再向信息社会跃迁的全方位社会转型过程；发展必须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等等。发展哲学的兴起，对于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
蓬莱将建园展现妈祖文化
妈祖文化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长期以来，在海峡两岸广泛流传着有关妈祖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爱好和平、甘于奉献的美好传说。为表现妈祖文化的内涵，山东省蓬莱市联合有关单位发起创建“妈祖艺术公园”。公园的主体建筑是妈祖艺术馆和爱国名人艺术馆，园内将布设雕像《妈祖——和平女神像》。最近，“妈祖艺术公园规划设计专家评审会”在北京举行，来自美术界和建筑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对雕像设计给予了评审。
（郑义）
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课题追踪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全面展开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吕书正主持的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项目。该课题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党的十六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紧紧围绕“什么是小康社会、怎样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基本问题展开系统研究，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小康社会的历史由来。对邓小平同志小康社会思想的提出及其科学内涵进行了历史的考察，明确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建立小康社会思想的历史地位，并阐述了江泽民同志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思想的历史形成及其指导意义。
阐明了小康社会的历史地位。作者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历史阶段的划分，要以生产力发展状况为基本标准，以人民生活的改善程度为基本标志。据此，小康社会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处于承前启后的枢纽地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作者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的特征、小康社会的起点与下限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
阐述了小康社会的未来走向。作者从分析我国进入小康社会的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出发，深刻分析了今后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战略部署。
该课题还探讨了小康社会国内、国际标准及其与基本现代化标准的衔接问题。尤其是通过对小康社会的国际比较，提出了小康社会起点和建成的国际参照标准。
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
部分专家学者撰文讨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研究问题
本报记者 贾立政
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这一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坚持经典文本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和时代课题研究相结合。2003年第1期《学术月刊》杂志，以“开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为主题，发表了北京大学几位学者撰写的一组文章。这些作者从不同视角，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文本研究、现实问题研究及其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
为什么要加强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
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也是对前人思想的延续和发展。离开实践，理论将成为无本之木；如果不掌握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也很难将理论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也是如此。赵家祥指出，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要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提出过什么问题，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哪些问题正确解决了，其经验是什么？哪些问题没有正确解决，甚至理论上有失误，其教训是什么？在他们提出的问题中，哪些还没有解决，我们应如何去解决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还有哪些应该提出的问题还没有提出来，我们应如何把它们提出来并加以解决？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需要，我们应该提出什么样的新问题并加以解决？等等。如果不考虑这些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根基、流于空谈。
王东认为，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必须采取“以马解马”的方式，直接以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文本为依据，揭示马克思哲学革命在人类哲学史和认识史上引起的划时代变革。之所以采取“以马解马”的解读方式，是由于马克思哲学文本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由于马克思哲学革命和哲学创新有一个长达4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思想发展过程。要弄清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必须进行系统、全面的文本研究，真正梳理清楚来龙去脉。
应重点加强哪些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
王东认为，在19世纪40—80年代的这40年间，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经历了四部曲，留下了最能反映马克思哲学创新精神实质的4部主要代表作。这就是作为马克思哲学创新起点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中首次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由此构成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作为马克思哲学创新萌芽的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该提纲篇幅虽短，但理论空间却很广阔，“实践观——存在观——历史观——哲学观”是其展开的内在逻辑与体系框架；作为马克思哲学创新雏形的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中理论性、概括性、系统性最强的是第一章，实践观——交往观——唯物史观——世界史观是其四块理论基石；作为马克思哲学创新的升华、蕴涵在《资本论》和晚年笔记中的辩证法体系构想。
马克思本人的哲学创新、体系构想，大都存在于上述四部曲的总和之中，它们理所当然地应成为我们今天文本研究的重点。应当从中理解与把握马克思哲学全貌，而不能偏于一隅。
如何看待和处理文本研究、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
丰子义指出，近年来，对于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界有两种较有代表性的看法：一种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另一种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就其指向来说确实不同，但是否截然对立？这里关键是如何看待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如果片面、孤立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它们看成一种是醉心于纯文本的学理探讨，一种是专注于缺少理论准备的现实关切，那么，这两种主张是难以统一起来的；如果是全面、辩证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那么，这两种主张完全可以一致起来。事实上，这两种研究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不能用一极排斥另一极的方法来对待。使这两者保持合理的张力，正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正确途径。
王东认为，从加强文本研究入手但不能止于文本研究，大力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力求在基本理论上有所创新，这是我们的研究重点所在。但是，文本研究、基础理论研究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从理论思维的哲学高度，回答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面临的时代课题。与时俱进的实事求是精神、实践精神、创新精神，这是比“马克思文本”更深层的“马克思精神”。如果我们不能学到这种精神，那就只能学到皮毛，而不可能学到根本。我们不仅需要“回到马克思”，而且需要“发展马克思”，用马克思的精神回答当今时代的种种重大现实问题。只有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既推进文本研究，又使现实问题研究得到坚实的理论支撑，通过两者的积极互动，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和发展。
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随笔
正确的思维方式来自哲学
李申
时下，伪科学的欺骗性及蛊惑性，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不仅需要科学知识，更需要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简而言之，就是发展科学所必需的精神。在科学活动中贯彻这样的精神，科学就能发展，否则科学就不能发展。科学精神不是科学知识，却是获得科学知识的前提。
科学，是不断发展着的、人类力求获得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知识的认识活动。这种知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真理。获取这样的知识，或者说，追求真理就是科学的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要求从事科学活动的人也要把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唯一追求，贯彻于自己科学活动的始终。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蕴含于科学知识生产的全过程之中。追求真理的过程，不仅表现为求真的活动，也是一种知识创新的活动。
求真创新的科学态度，虽然是由科学自身的目的所派生的，但就从事科学的个人来说，则主要是由社会的、或者个人的道德因素所提供的。而求真创新所需要的辨别是非的能力、正确的思维方式，虽然归根到底是人类具体认识过程的产物，但就其直接性来说，它却并非由科学自身所提供，而是由哲学来提供的。
科学的结论是人类认识的具体成果，哲学则要在科学的基础上导出更加普遍的结论。同时，哲学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告诉人们如何正确思维，包括如何区分真相和假象，如何透过现象认识本质，如何把握事件的本质联系，如何识别光怪陆离的外衣包装之下的骗局，等等。这不仅需要全面地占有材料、求实的态度和严谨的学风，而且要求对材料进行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分析、判断。这就是正确的思维方式。
千百年来，哲学家广泛探讨了诸如此类的问题，总结出许多正确的思维原则。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集中了人类有关思维的优秀成果。这些思维原则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联系。掌握这些原则，对于进行科学研究，对于正确应用科学成果，对于识别各种骗局，都有莫大的帮助。
哲学是人类思维进步的最高成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素质的集中体现。我们提倡科学精神，归根到底，就是要坚持正确的哲学主张，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立场、观点和方法。这里说的立场，大体相当于我们说的态度问题；观点，大体相当于科学思想；方法，大体相当于明辨是非的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辩证的方法，而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学习辩证的方法，就是要养成分析的习惯。
所谓分析，不仅是把一种结论和另一种结论相比较，更重要的是分析结论自身的各个要素，揭示结论自身的矛盾。
伪科学的结论，不仅和科学的结论相抵触，而且它本身也自相矛盾。只要多少有一些分析的习惯，就不至于上当受骗。如果再能运用科学的程序揭露伪科学的骗局，就一定能够抵制伪科学的流传。
从分析中揭露伪科学的自相矛盾，从而避免好奇轻信，是科学精神的重要方面，也是人们应该掌握、也能够掌握的基本思维方法。要使这样一种方法、一种习惯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需要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
哲学，犹如一种思维的“体操”。健身的体操不能包医百病，但它可以增强体质。思维的“体操”，同样增强着人们思维的健康。增进思维的健康，就可以在思想领域取得扶正祛邪的功效。
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信息
“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主张
新修清史应在体裁体例上进行综合创新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纂修反映当代学术水平的传世之作——清史，已经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被列为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如何修撰新的清史，即清史编纂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体裁体例，则是这项巨大工程首先遇到的重大学术问题。日前，“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共同探讨编纂清史的体裁体例问题。
体裁体例问题的确定首先要解决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古代有“易代修史”的传统，自明朝建立到现在的600多年间，曾经有3次国家修史：一是明修《元史》，二是清修《明史》，三是民国初年修《清史稿》。目前纂修清史，是第四次国家修史。前人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以往正史的编撰体裁，均采用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但历朝历代的有识史家并没有完全拘泥于此，而是一直孜孜不倦地进行探索。各个时代修史，无不以以往成例为基础，结合时代特点和需要，大加改造。当今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即使纪传体，自身也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进入20世纪，随着历史观的改变，一些史家陆续以章节体撰写清代历史。近百年来，清史著述多运用章节体这一体裁。
在这次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清史的体裁体例问题，进行了充分而深入的讨论。有人主张，应基本承袭传统的纪传体，使新修的清史成为继二十四史之后的又一部正史；有人则主张，摒弃原来的纪传体，完全以新的章节体来撰修清史。较多的专家学者提出，新修的清史应是一种新的综合创新体，这其中包括对传统的纪、传、表、志的重大改造，使之面貌一新；也应该增添图录等新的内容，用珍贵、精致的图画、地图、照片等生动形象地表现历史，同时增加综述（或称通纪、总论、序论等），用比较简明的文字综合叙述清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发展趋势，以弥补传统纪传体“大势难贯”的缺陷。
（石磬）
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信息
“当代发展观的哲学阐释研讨会”提出
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和研究发展问题
最近，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在京联合举办了“当代发展观的哲学阐释研讨会”。来自首都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发展理论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近些年来，关于发展及发展理论的研究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成为哲学界的一个新的热点。有学者认为，社会发展理论是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但是从广泛的意义上说，社会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包括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哲学上的发展理论研究不应该将所有具体的发展问题都归属于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围。哲学上的发展理论应侧重于从社会整体的高度，研究这些具体领域的发展过程之间的统一，研究由各个具体领域的发展过程的统一所组成的社会整体发展过程的特征。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哲学上的发展理论对社会发展的研究同社会科学诸学科对社会发展的研究合理地区分开来，从而确立自己的理论生长点。
学者们指出，对于发展理论，可以做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发展理论是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广义的发展理论把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不仅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而且研究发达国家如何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并进而向信息社会变迁的过程。
此外，学者们还就发展理论研究的领域定位及逻辑分层、国外发展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发展与代价、发展观念和发展理论的创新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屠春友）
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信息
“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讨会”研讨
收入分配领域中的热点、难点
前不久，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在京举行“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讨会”。来自政府机关、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就当前收入分配领域中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与会者一致认为，十六大报告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具有深远的意义。
与会者认为，十六大提出“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新论断，这有利于调动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有利于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有学者指出，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仅仅是参与分配的基础；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对财富的创造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应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这种分配原则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有学者强调，按生产要素分配需要明确两个前提，一是明晰产权关系，这是要素分配的基础；二是要找到一种量化要素贡献大小的尺度和方法。这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与会者认为，中等收入者比重主要反映了一种收入结构的比例关系。无论从事哪一种职业的人员，只要有较高的技能和素质，都可以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进入中等收入者群体。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利于优化社会结构。有学者认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大力发展经济，推进市场化进程；二是加大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力度，提高关键岗位、重要岗位人员的收入水平；三是重视教育，提高素质，想方设法提高低收入者的人力资本投资机会；四是政府在收入再分配政策上进行调整，为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创造条件。
与会专家还就收入分配基本理论和概念的再认识、如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刘秉泉）
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
纪晓岚与《四库全书》
黄爱平
纪晓岚本名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生于雍正二年（1724年），卒于嘉庆十年（1805年），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他出生于世家大族，从小就表现出超常的天赋，读书过目不忘，才思极为敏捷，博览经史子集，而且工诗、善赋、能文，尤长于联语对句，有“神童”之称。成年之后，愈益博学多才，意气风发，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乡试高中，十九年（1754年）会试折桂，从此步入翰林院，开始了仕宦生涯。
《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它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总计10254种，172860卷，几乎囊括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堪称传统文化的总汇，古代典籍的渊薮。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正式开馆后，在大学士、军机大臣刘统勋的大力荐举下，纪晓岚被任命为《四库全书》馆的总纂官，与陆锡熊、孙士毅一道，负责全书的编纂审核工作。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经过纪晓岚和众多纂修官8年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四库全书》第一部终于告成。全书抄成3.6万余册，约计229万页，7.7亿字。为便于检阅，全书取法春夏秋冬四季，将经史子集各部书籍分色装潢，即经部用青色绢，史部用赤色绢，子部用月白色绢，集部用灰黑色绢，并用楠木制作函套，庋置于宫中文渊阁。《四库全书》包罗万象、卷帙浩繁，书成之后，众纂修官无不欢欣鼓舞，纪晓岚更是思潮起伏，激情难抑，于是振笔疾书，一气呵成，撰成《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全文辞藻瑰丽，华采飞扬，“条分缕析，纤悉具备”，馆内众纂修官“争先快睹，莫不叹服”。当时，同为总纂官的陆锡熊曾与他人合撰一表，由纪晓岚润色修改，但改来改去，总觉不够满意，最终便将自己所撰表文署上二人之名进呈。结果，乾隆帝披阅之后，赞不绝口，褒奖有加，并且认定“此表必系纪某所撰”，下令予以赏赐，成为盛传一时的佳话。
嘉庆八年（1803年），纪晓岚已届八十高龄，还奉命主持参与了《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官修书籍的补遗工作，成为《四库全书》纂修工作中惟一“始终其事而总其成者”，为《四库全书》的修成及其完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常有盛世修书的举措，清代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编纂，正是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这项历史上最为巨大的文化工程，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丰富浩瀚，也全面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灿烂辉煌，而纪晓岚以其在这项文化工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所占据的主导地位，成为学术的一代宗师。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