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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2月25日人民日报第14版

字号+作者:人民日报 来源:人民日报 2003-02-25 19:00 评论(创建话题) 收藏成功收藏本文

新时期的散文繁荣 '...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评论

  新时期的散文繁荣
李运抟
新时期持续出现“散文热”,以致有人认为21世纪的中国文学是散文时代。预言暂且不论,繁荣则毋庸置疑。散文繁荣原因除社会变革、文化开放和思想更新等外部原因的激励,散文本身有三个标志性原因:创作个性的张扬、出版的选择和“大散文”意识的出现。它们与外部环境结合,构成了新时期散文繁荣的动因与内涵。
  一般认为,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当代散文复苏阶段。但由于复苏是跟随当时社会的“拨乱反正”,因而具有回归传统的明显特征。如《我爱韶山的红杜鹃》、《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和《望着总理的遗像》等颇有影响的作品,批判极“左”多以缅怀传统为主,思想突破不多。传诵一时的《傅雷家书》也未能免俗。教诲孩子固然显示出作者的正直和艺术素养,现实思考却显得天真。由于时代的局限,不能责怪傅雷先生,但也无须避讳缺憾。可以说,散文复苏只是相对“文革”而言,还缺乏真正个性和自觉意识。
  新时期散文真正突破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从选材到手法,从思想到意趣,都开始摆脱传统的“美文颂歌”模式。创作个性意识的觉醒推出了一个新的散文时代。个性张扬体现在诸多方面:如题材出现不拘一格的开拓,如大胆表露个人心声,如出现了随笔化、杂文化、学术化和评论化。这不仅表现了思想自由也显示了风格多样。个性张扬导致90年代散文的真正多元化。如出现了人们所说的世俗化、平民化、地域化、都市化和知识化等,还出现了如青春美文、作家随笔、学者散文、文化散文、生活散文、智者散文、思想散文和书趣散文等多种分类。这些概括与分类未必准确,创作未必都好,但确实说明了多样化的存在。
  如果说个性张扬带来了值得肯定的散文多元化,那么必须注意具体情形很复杂。如学者散文,虽文化品位最高,却也存在书卷气过重、“掉书袋”之嫌、重沉思默想而少情感冲击等问题。有人批评学者散文是拿治学之余的“边脚余料”来放松心情,恐怕也不无道理。而作家的散文随笔是最流行也最鱼龙混杂。虽然出了不少漂亮文章,写得随意也是通病。不少作家穷于应付而被讥讽是“口水文章”。作家散文丛书的纷至沓来,出版商以高稿酬买名气的做法,也明显带有商业炒作性质。
  新时期散文的持续繁荣不仅得于共时性创作,散文出版的选择是又一重要原因。散文出版一直兴盛但并非没有选择。尤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散文出版有着明确的思想定位和文化追求,构成了特殊的出版景观。这不仅使散文出版具有特殊意义,也对散文创作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并影响至今。其间,有几类散文受到出版界的特别推崇:一是富有思想新意和文化思考的新创作。如重在历史反思和文化观照的巴金、季羡林、张中行、贾植芳和于光远等老作家的新作,如邵燕祥、公刘和牧惠的批判性强劲的杂文化散文;如思想性和知识性很突出的当代中青年学者的散文,包括朱正、周国平、葛剑雄、葛兆光、陈平原和王晓明等的散文。李辉关于周扬、丁玲、沈从文和胡风等文化名人的特写,也是很有个性的思想散文。这类散文出版既顺应了新时代的思想变革需要,同时也给读者提供了反思历史的有益参考。二是80年代中期在祖国大陆出版并且畅销的台港散文。如柏杨、李敖、龙应台、三毛、余光中和董桥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不少是六七十年代的创作,但80年代在祖国大陆出版后,其文化观念、情感追求和社会批判,则给祖国大陆读者提供了别开生面的观照。三是重拾旧文的“老人散文”。如蔡元培、胡适、林语堂等的散文,80年代中期以来不仅纷出且引人注目。
  两岸几地,老树新花,这些散文观念有不同,思考有深浅,风格有雅俗,但它们的出版无疑极大影响了新时期的散文创作和散文读者,给大陆散文创作注入了巨大活力。
  新时期散文繁荣,“大散文”的出现是又一重要标志。“大散文”是指历史意识、思想视野和文化内涵的“大”,主要相对那种主题先行、思想统一、视野狭隘、结构定型的模式化散文而言。突出的社会忧患意识是“大散文”意识的根本所在。“大散文”思考的往往是现实矛盾、人生苦难、历史悲歌、社会反常和人性扭曲等问题,而不是风花雪月、小桥流水、莺歌燕舞之类的“甜美东西”。“大散文”文化意识突出,显示了开阔文化视野,表现了文化观念的冲越,而且文化容量大。即或落于小处细部也多能折射时代风云。“大散文”的文体意识也非常自由。它们完全打破了开门见山、中间解释、结尾升华这种“三大块”的块状结构。总体看,“大散文”不再存在章法上的八股式规范。总之,“大散文”无论老树新花,都给当今读者提供了新的认知和新的审美感受。
  新时期散文的繁荣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散文阵地的多样化与现代传媒方式,也对新时期的散文繁荣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上述标志是最为根本的实体性表现。 NYB品论天涯网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历史记忆的现代传达
  ——专家学者座谈利用档案资源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精品
  本报记者 杨少波
  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国家档案部门与党史和影视部门联合,利用国家丰富的档案资源,创作了一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精品,《共和国的脚步》、《红旗飘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今天》、《自从有了共产党》、《新四军》等影视作品,以鲜活形象的声像语言,把数以亿万计的观众带入了中国革命生动逼真的历史氛围之中。国家档案部门与文学、影视部门的成功联合,为我们开辟了充分发掘、利用档案这一宝贵社会财富的新路,使档案——这一承载历史记忆的重要文化遗产,成为发展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日前,在由中国档案报社和本报文艺部联合举办的《利用档案资源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精品与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座谈会上,与会领导和专家就相关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
  民族记忆 现代传达
  档案是人类各项实践活动的真实记录,它作为历史发展的原始记录,已构成历史核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承载着无可替代的凭证功能和参考作用。与会影视专家认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从档案材料入手,就使作品本身天然地具有了“经典性”、“权威性”。许多成功的文献电视片正是充分发挥了国家档案馆的这一作用,以大量第一手的文字、图形、音像档案资料为基础,创造出了社会反响巨大的荧屏佳作。
  与会档案专家认为,档案部门与影视创作部门的联合,是档案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的现代发挥,借助新时代的声像传播媒介,鲜活生动的历史一页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中复活再现,这为我们有效地开发利用档案资源,创新档案服务机制开拓了新的思路。两者联合协作,各展其长,相映生辉,使共同产生的精品佳作成为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成果。由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与有关电视台合拍的《新四军》播放伊始就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应观众呼吁在荧屏上连播数遍。另一部作品《红旗飘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今天》不仅在观众中有良好的口碑,而且还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和中国视协金鹰奖。
  档案文献中保留着一个民族的深厚记忆,档案部门与影视部门的联合创作,使得我们民族最宝贵的记忆得以复活和保留,使得属于我们民族的核心精神得以彰显和发扬。这是历史和现实的生动融会,它们互为照亮,互为辉光。
  美的基石 “真”的声音
  恩格斯说,真理就是用事实本身说话。档案工作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记录保存历史之“真”,它负载着承托存留历史之“真”的如磐重任。影视创作等艺术门类,以“诗意”和“美”的形式向人们传达内涵,而只有这“诗意”和“美”牢牢地建筑于坚实如磐的“真”的厚重之上,才能真正实现其化育社会的“善”的功能,“真善美”在“真”的依托之下才有历史根基。
  与会专家认为,档案部门与影视创作部门合作的成功经验,不仅展示了两者优势联合的良好前景,而且在以确凿鲜明的创作实绩,抵制着某些艺术创作上不顾历史真实的“戏说”倾向。“让历史本身说话”是两者合作的有力结语,我们在索证档案、钩沉历史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历史本身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艺术因素:“传奇性”、“史诗性”和超乎寻常的“想象力”正是历史本身所具有的质朴品质。在《新四军》、《自从有了共产党》等文献电视片的制作过程中,充满着这种来自历史深处的撼动和冲击。主创者说:“几乎用不着另拍镜头,目不暇接的历史文献本身就构成饱满的戏剧张力,环环相扣,令人屏息!”从档案材料入手,使艺术作品直接切入历史的细节之中,深入岩邃、洞彻幽微。
  影视专家认为,不仅文献片需要历史档案的有力支持,一些以想象虚构为主要创作手法的影视艺术作品,也同样需要档案文献的凭证和帮助。来自历史的第一手的纸质、音像资料,不仅往往是想象作品情节构造的有力“推动”,而且为虚构和想象划出了清晰的“边界”和“下限”。对于艺术的想象而言,知道了“边界”和“下限”,也就同时获得了“自由”与“解放”。如果我们的影视艺术创作者能够稍微顾及一下历史档案的事实,就不至于在诸多史实细节上为自己设置那么多不必要的羁绊,闹那么多不该闹的笑话。
  历史重托 责无旁贷
  档案本体的不可再生性质使其显得格外珍贵,影视传媒和文学艺术其他门类对档案材料的有效运用,使这一珍贵品质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档案的凭证作用和参考作用在艺术的巨大亲和力感召下将得到更社会化的传扬和发展。两者的深入合作必将培养全社会的档案意识,引起全社会对档案事业的更加重视。
  社会档案意识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体现着人们对于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记忆乃至对于自己的今天和未来的态度和行动。档案部门与影视艺术创作部门的结合,是档案社会职能的新时代发挥,通过艺术作品,档案的宣传教育和传播服务功能将进入艺术,直达人心,从而有机地参与现实,在更高层次上回归历史。在此意义上,两者的联合体现着历史的成熟和自觉。《新四军》、《红旗飘飘》等一系列文献片在现实中都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这使我们更确证着这样的判断。
  相比档案的全部资料,我们现有创作所动用的资料,连冰山的一角都算不上,只能说是“一小角的一小角”。国家档案局的负责同志这样说。还有大量的文化历史资源等待着我们去共同发掘、唤醒。影视文学艺术创作者与档案工作者的这次理论交流,被与会专家亲切地称为“影视艺术回娘家”。我们相信,更灿然喜人的成果还在未来更亲和默契的合作中等待着我们。
  档案工作深深植根于人类生活之中,与社会发展同步。影视文学艺术创作者与档案工作者的协同合作,是时代发展的智慧选择,利用档案文献参与影视艺术创作,将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艺事业增添新的品质。与会的专家说,不能想象没有大量档案文献工作的有机参与,中国当代文艺发展史将会有怎样的一种面貌。与此同时,影视文学的创作过程,也给档案部门带来积极的促进,在此过程中,不仅可以保留一大批珍贵的口述档案,而且利用影视传媒的广泛传播特性,可以在群众中发起抢救、征集档案的活动,使全社会都来关心我们的档案工作。中国作为国际档案理事会成员国,曾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提高了中国档案事业的世界地位。面对历史的重托,面对艺术的创造,档案工作者和影视文艺工作者都责无旁贷。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范敬宜,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毛福民,中国文联副主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领导小组组长杨伟光,副组长李准及中央宣传部门、档案界、党史界、影视界专家学者20多人出席了座谈会。中国档案报和本报文艺部负责同志主持了座谈会。 NYB品论天涯网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用歌声拨动爱的旋律
  ——记青年歌唱家刘媛媛
  生德
  由于成功演绎了建国以来七首歌颂祖国的最优秀作品之一的《五星红旗》,年轻歌唱家刘媛媛的名字时下正伴随着《五星红旗》的旋律响彻中国大江南北。
  作为中华民族中最能歌善舞的民族之一的苗族后裔,刘媛媛身上承袭了其民族特有的艺术天分,而且这种与生俱来的、注定成为她生命中的一部分的天分为她的成功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当年几乎囊括了北京地区乃至全国的所有顶级人才的音乐会考中,刘媛媛面对受过多年专业训练的、或者是最有影响力的音乐附中的同龄人的竞争,用一连串精彩的风格迥异的民族、美声、通俗歌曲演唱征服了评委,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声乐系。
  无论是在大学专业学习还是在中央歌舞团的工作岗位,刘媛媛走的是一条艺术创新之路。她用她特有的音质尝试将民族、美声、通俗唱法融合在一起演唱,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演唱技巧和风格,获得了音乐界和观众的一致认同和好评。除此之外,刘媛媛与别人最大的不同也是她最被音乐界所折服的是她能够赋予歌声以丰富的情感和生命力。当年担任评委的中央民族大学著名教授吴坤侠这样评价十年前的刘媛媛:姑且抛开她的声音圆润、柔和、优美等特点不说,她的歌声透着一股震撼人心灵的东西,她是在用整个身心歌唱。心是歌唱的灵魂,只有灵魂的歌声才有生命力。
  十年磨一剑,刘媛媛对音乐技巧的娴熟把握、赋予歌声的真情实感等在她的成名作品《五星红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从内容上和创作上,都想表达出一种全国人民对祖国的炽爱。而刘媛媛饱含深情的成功演唱,把这种炽爱演绎得富有穿透力和感染力,显示了她的深厚艺术底蕴和对演唱歌曲感情的准确把握”,著名歌唱家王昆这样评价她。
  刘媛媛在她的成名作品《五星红旗》中,施展全身力量和才能去表达积蓄在心中的所有的感情:感恩、激动、庄严。通过刘媛媛的真情表达和优美的艺术处理,得到的《五星红旗》MTV看上去是毫不造作的优美效果。这种完美结合无疑会在神圣的艺术殿堂里赢得它应有的地位。该曲相继获得2001年第十四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杯”一等奖、2001年中国原创音乐榜“艺术歌曲大奖”、2001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并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歌唱祖国的七首经典歌曲之一而进入大学音乐课教程。
  刘媛媛首次披露了她个人对于演唱《五星红旗》的感受。从小看电影《江姐》,被剧中人物江姐的英雄壮举所感染,深深爱上江姐为之献身的那面五星红旗。多年来,她一直在寻找弘扬主旋律、赞美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党的歌曲,碰到《五星红旗》使她为之振奋。在重庆的一所偏远的希望小学,在一个寒冷的早上,当她看到简陋的学校举行升旗仪式,孩子们举起右手,眼睛神圣地凝望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多年来积蓄在心头的所有的关于江姐的记忆冲开闸门使她不能自持,她豁然找到了江姐对生命、对五星红旗的那种爱的感觉,她把这种感情用歌声表达了出来。
  歌声传达的是爱的旋律,音符表述的是生命的轨迹,真情展现的是时代的颂歌。我们期待着刘媛媛更多更好作品的出现。(附图片) NYB品论天涯网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民族精神的颂歌
——论尚德义的艺术歌曲
  赛音
  尚德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他在40年的音乐创作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声乐作品,他的作品在吸收借鉴西洋作曲技法的同时充分突出了中国民族风格,从而使他在花腔艺术歌曲创作领域独树一帜,被誉为“中国花腔艺术的开拓者”。
  尚德义先生之所以有着广博而深厚的民族民间音乐根基以及在艺术歌曲创作领域具有高超的创造能力,是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艺术观和美学观分不开的。民歌及秦腔、花儿、兰州鼓子等多种民间艺术形式使他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熏陶和培育。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的音乐教育坚定了他创作要走民族化道路的信念。
  20世纪50年代,尚德义创作出《红领巾大合唱》,以讲究的和声、变幻的节奏和激越的旋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长笛独奏曲《赶牲灵》、钢琴独奏曲《喜丰年》、《新疆果园》等作品相继问世,使人们认识到他创作上的潜力,感受到他作品旋律的优美以及民族风格中清晰严谨的曲式结构。
  20世纪70年代,《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运用西洋花腔技巧表现了一个聋哑孩子获得下乡医疗队的精心治疗而能开口说话而喷涌出的激情,体现了花腔歌曲表现现实生活题材所特有的优势。
  如果说《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是尚德义先生艺术歌曲创作中的一个高峰,那么他创作艺术歌曲的第二个高峰便是1993年发表的《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这是一次跨越民族、跨越时代,用音乐形式来塑造这一悲剧性人物形象的尝试”,作品的每一字每一音都凝聚着作曲家真挚的思想感情,充满着一种凄凉和朦胧之美,伴奏的钟声始终萦绕在耳边“牵人神魂”。
  尚德义先生多次说过:“音乐作品能不能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能否打动人们的心灵,其决定因素在于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是否具有一定的深度”。因而他创作的歌曲《牧笛》荣获了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他创作的合唱《大漠之夜》荣获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金奖第一名,合唱《去一个美丽的地方》再次荣获第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金奖。
  音乐作品只有植根于民族民间音乐,才能创新和发展。“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这句不朽的名言,用于评价尚德义先生的声乐作品最恰如其分。乡情浓于水,歌情才能动于心。音乐是一种语言,是一种发自心灵的声音。一个人的音乐有其个性,尚德义音乐作品的这种个性集中体现在他的民族性上。正是由于尚德义先生重视民族的时代精神,在音乐创作中融入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真情挚爱,运用了具有民族特点的音乐语言,符合人民的欣赏习惯,因而获得人民大众的欢迎并传唱不衰。
  罗曼·罗兰说过:“一切能够永存的艺术作品,是它的时代的本质铸成的。”尚德义先生的艺术歌曲之所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是因为他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格、深厚的生活气息、崭新的时代风貌和独具作曲家风格特色的旋律艺术,所以人们听唱他的歌曲,觉得既熟悉亲切又新颖别致,真正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境界。 NYB品论天涯网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点评

  进一步繁荣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
仲言
近年来,中央及地方的档案部门与文学和影视机构合作,以党史档案资料为基本素材创作了许多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这些作品以其独特的题材、鲜明的主题、真实的呈现、传奇的色彩和感人的魅力,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艺创作的基本构成,成为文艺百花园里的一枝耀眼的奇葩。如果没有《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外交风云》,没有《三大战役》、《长征》、《日出东方》,没有《东方巨响》、《共和国脚步》、《红旗飘飘》、《自从有了共产党》、《新四军》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献片、艺术片和专题片的参与,一部当代文艺发展史则会重新评估。这一切,都传递着一个强烈的信息:多年深藏在“石室金匮”中的档案的价值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档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档案的利用途径正在进一步拓宽。
  档案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珍藏于中央以及地方各级档案馆浩繁的档案,记录着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辉煌历程,记录着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光辉历史,记录着共和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真实足迹,记录着无数革命先烈英勇奋斗、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它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素材,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档案的凭证作用决定了档案的价值,因为档案是客观、公正、真实的历史事实的记录者。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可以使我们的文艺作品更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进程,展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优秀文化,歌颂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使观众更准确、深刻、系统地了解和认识历史,以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鼓舞和激励人民群众更加积极主动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这是党史、档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继承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培育弘扬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对于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而言,就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时刻牢记“两个务必”,把大家的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十六大精神上来,把大家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十六大确定的任务上来。必须创新档案机制、拓宽档案服务领域,完善档案服务手段,把革命历史史料与改革建设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变静态的档案资料为作家艺术家汲取精神滋养的力量源泉,成为广大读者和观众接受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形象教材。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文艺创作与生产,尊重史实,尊重艺术创作规律,尊重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把历史的真实同艺术的真实有机统一起来,把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有机地统一起来,生动展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波澜壮阔辉煌历程,深情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热情讴歌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英雄主义精神,不断推出更多更好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健康发展。
  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对于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总结经验,加强规划,通力合作,进一步繁荣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既是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也是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必然要求。时代在呼唤着,人民在期待着,愿更多的有识之士行动起来,参与其中。 NYB品论天涯网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苍山雨后润(国画) 亚明 NYB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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