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今日风车
——美国风能发电一瞥
本报驻美国记者 刘爱成
车，迎着高原上的风挺进。面对起伏、枯燥的沙漠，耳边不禁萦绕起杭天琪唱的歌：“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可是，猛然觉得，这鬼地方除了石头便是沙子，连黄土高坡也不如。
正乏味得要打瞌睡，不想眼前突然出现一片令人兴奋的景象：只见一排排风车拔地而起，一扇扇叶片迎风飞转，宛如棕榈，密密麻麻，漫山遍野，又仿佛沙漠中的灰色森林……
有人告诉我，在加州及美国西部其他地区这样的景观还有很多。但我还是选择了这个叫做“科切拉谷地”的地方进行采访。对方欣然接受，但却把我安排进了旅游团。风车场的主人在这些荒芜之地，不仅利用风能发电，还开发了旅游项目，真是生财有道。
这个方圆13平方英里的地方有3800个风车，我随旅游车在风车下穿行。导游说这些风车最早建于20世纪80年代。加州是美国较早大规模开发风能发电的地方，尤其是南加州，水资源短缺，风力资源却很丰富。政府为鼓励风能发电实行优惠政策，凡新建风力发电厂者，购买设备全部免税。一个风车能用30年，4到6年就能收回成本。投产后，按发电量再减免一定的“生产税”。目前联邦政府的政策仍然是每产1千瓦时电，减税1.5美分。
回顾20多年来的变化，主人说，从技术角度来讲，风车和发电设备都随着世界潮流不断改进、更新。他在现场将过去的风车和现在的进行了比较：过去的风车叶片比较重，现在的叶片是玻璃钢的，轻便耐用；过去的风车“个头”普遍比现在的小，现在风车高的可以达到30多米以上，风车越高风力就越大越稳；现在的风车发电机组简化而发电量越来越大，上世纪80年代初，单机容量一般不到100千瓦，现在是1000多千瓦；现在的风车由电脑控制，由电脑测量风向、风速，根据风向风速自动调整风车面向，风力太大时还可以用侧面风，以保护风车叶片。
询问全美风能发电的情况，他建议我去采访美国风能协会的年会。年会6月上旬在波特兰市举行。这既是一个经验交流会，也是一个新产品展示会。与会者多达1800人，其中还吸引了众多欧洲和亚洲国家同行。会议组织者告诉我，这是该协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表明风能发电越来越被人重视。
去年一年美国对风能发电的投资达到了17亿美元，新装机总容量为1700兆瓦，比往年增长了一倍多。目前美国的风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4261兆瓦，可供100万个家庭用电。谈起风能发电在美国迅速发展的原因，会议新闻官克里斯廷说，主要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风能发电的好处：
风，作为可再生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与天然气发电相比，风能不受价格的影响，石油天然气最终会枯竭，而风不会。与煤相比，风能没有污染，是清洁能源。不仅如此，风能发电还可以减排二氧化碳等有害物。平均每装一台单机容量为1兆瓦的风能发电机，每年可以减排2000吨二氧化碳，10吨二氧化硫，6吨二氧化氮。由于技术设备越来越先进，成本会越来越低。去年风能发电平均每千瓦时的成本费用在强风区是4美分，弱风区为6美分。而20世纪80年代每千瓦时的成本为80美分。研究人员说，随着技术设备的改善，成本还可以在目前的基础上再减少30％到50％。
风能发电尤其适合农村地区。荒地可以用，可耕地庄稼也不受太大影响。在这些土地上建风能发电设施，一部风车可以使农场每年得到3000多美元的收入。如果农民出租土地，每英亩地可以得到50美元的收入，而实际上这些设施只占用所租土地3％—5％的面积。此外还可以向当地农民提供与风能发电有关的就业机会。
当然，发展风能发电最重要的还在于政府的支持。美国能源部副部长和俄勒冈州州长在这次年会上一再表示，政府将继续大力支持风能发电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克里斯廷补充说，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不愿落后于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在过去5年中，世界风能发电平均每年以31％的速度增长。去年全球投资60亿美元，目前世界总装机容量达24000兆瓦。丹麦、西班牙和德国发展尤其迅速，有的年增长率达到60％以上，风能发电占这些国家总供电量的10％—25％。德国想用风能发电逐步代替核能发电。在过去3年中，世界新建风能发电设施装机容量超过了核能发电设施。
风，大自然的恩赐，自古到今，风车旋转不止，人类享用不尽。
(附图片)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近看森喜朗
本报记者 于青
大个头、高鼻梁、小眼睛的森喜朗，说起话来平易直白，不同于一般日本人谈话时的拘谨暧昧。这位日本前首相七月初来中国访问，使记者有机会近距离看他每天重复多次的擦汗动作，听他低沉而略带沙哑的嗓音。
今年六十五岁的森喜朗是自民党内实力人物，现在是由六十五名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第二大派系——森派的首领。他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出生于石川县小松市，一九六○年在早稻田大学商学部毕业；在《产经新闻》社当了两年记者后立志从政，为国会议员当了几年秘书；一九六九年三十二岁时首次当选众议员；曾出任文部大臣、通商产业大臣、建设大臣、自民党干事长等。一九七八年作为内阁官房副长官随福田赳夫首相来北京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一九八四年作为文部大臣访华，在北京大学就日本教育发表演讲。一九九三年以自民党干事长身份率领一批年轻国会议员访华。二○○○年四月接替病倒的小渊出任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
森喜朗此行是为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日政企学合作发展论坛”，他说：“尽管在担任首相期间未能访问中国，但很高兴能在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之际来华访问。难忘的是，二○○○年四月二日我作为自民党干事长会见了来日访问的曾庆红先生。四月五日是我担任首相的第一天，会见的第一位外国客人也是曾庆红先生。在我担任首相期间，会见最多的外国客人是中国人，接待了访问日本的朱镕基总理，实现了一次五千名日本人访问中国的新纪录。日中两国各界人士频繁往来，有助于增进两国国民的交流和相互了解。”“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对于日本并不是威胁。日中两国企业通过在竞争中加强合作，将成为好伙伴。两国经济互补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威胁论就没有市场。正因为两国地理相近、人员往来频繁，所以难免不发生摩擦。重要的是双方以大局为重，加强对话沟通，冷静加以处理。”
出席此次论坛的，有来自日本各地的近一百家日本企业的代表，还有来自中国各地一百五十多家企业的代表。或许是受众多年轻的高新技术企业家的影响，森喜朗在会上会下说起新技术就滔滔不绝：“二战结束时，我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经常听老师讲美国技术先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经济崛起，经过不断努力，跻身经济科技发达国家前列。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第一次领到工资后就去买家用电器。买的第一件电器是洗衣机，而且是十个月分期付款。当时我最怕洗衣服，有了洗衣机对技术革新有了切身的感受。记得我还曾打电话给母亲，问她用过洗衣机吗。如今是电脑和网络的时代，信息超越国界，使人们的交流更加快捷方便。尽管我至今还用不好电脑，但我在担任首相期间，为日本信息技术的发展做了一些事情。例如组建了“信息技术战略会议”，国会通过了《信息技术基本法》，制定了日本成为最先进信息技术国家的五年计划，在冲绳举行的八国峰会上发表了“信息技术宪章”等。那个五年计划的硬件部分，即日本全国铺设光纤高速网可以提前一年半实现。此次访问中，我在空港经济开发区和中关村参观了高技术产业，在人民日报社参观了人民网，看到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取得惊人的发展。日中两国的年轻企业家应该在信息技术方面加强合作，为亚洲和世界的信息技术发展做出贡献。”
七月五日，森喜朗结束访问踏上归途。在首都机场贵宾厅，森喜朗仔细端详着朱镕基总理会见他的照片，自言自语地说：“我的脸，怎么看都像中国人。大学时，我学过两年中文，四声变化很难学。”“九月份，为参加日中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将有一万多日本人来中国，其中有一百多名国会议员，届时我将再访中国。”森喜朗还坦然地告诉我们，日前体检时查出前列腺癌，回国后要做手术。在登机口握手告别时，森喜朗谈笑风生。我们由衷地祝愿他战胜顽症，期待他金秋时节再来北京。
(附图片)
右图为森喜朗回国前在首都机场贵宾厅阅读人民日报专为“中日政企学合作发展论坛”出版的特刊。 于青摄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现代都市的“马路天使”
章云
在印度，人们经常会见到一些非常矛盾的现象，有些甚至令人难以置信。比如，首都德里是个逐渐跨入现代化的都市，光是机动车就超过了350万辆。但在许多交通繁忙的马路上，人们会看见一群群牛在车流中悠闲自得地行走；在管理还算可以的停车场里，一些野狗会钻到你的汽车底下睡觉；而在红绿灯前停车时，一群衣衫褴褛的儿童会跑上前来敲门要钱。
在印度，牛群是可以在大街上随便行走的。它们走在路上，吃在路边，行动迟缓，方向盲目，即使车祸临头，也无动于衷，人们称之为“迷途牛”。据说，这些“迷途牛”仅德里一地就有三四万头之多。众多“迷途牛”在城里乱走，其害处可想而知。堵塞交通自不待言，对高速行驶中的机动车、特别是摩托车构成了最大的危险。德里许多马路之所以事故迭发，许多情况下都是牛在马路当中任意走动所致。所谓“迷途牛”，只是指我们见到它们时的情况而言。其实，这些表面上“迷途”的牛，不少都是有家并且识途的。只不过是它们的主人经济困难，无力圈养而将它们放牧街头。这样的牛，白天可以不管它们的喂食，晚上仍然回家让主人们挤奶受用。至于牛群上街是否有碍观瞻和危及他人，那就不是那些经济尚属落后的百姓们所考虑的了。
“离家犬”是德里市政的另一大问题。据说，在德里全市乱窜的野狗已经差不多有30万只。这些离家多时之犬，不仅在市区乱窜，而且经常咬人。据《亚洲世纪报》最近报道，光是去年一年，德里全市因狗咬伤的案例就达5万宗之多，每年差不多有七八十人因此死亡。不仅狗咬人时有发生，公路上狗被车辆轧死的也比比皆是。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野狗乱窜对高速行驶中的车辆造成了威胁。另外，由于在荒郊野地里乱窜，许多狗已经带上了传染病。如果不对它们实行有效的控制，它们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传播疾病的可能不容忽视。为此，德里市政当局专门配备了40名兽医和48名抓狗人。他们将抓获的野狗交与非政府组织，由他们负责给狗打预防针和实行节育。但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对这一方法是否有效表示怀疑，因为据他所知，“这个城市的离家犬每天都在增加”。
在印度的城市里，人们最关心的还不是那些街上的牛和狗，而是众多无依无靠的流浪儿童。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印度的流浪儿童为50万左右，德里、孟买和加尔各答三大城市的流浪儿童都超过了10万人。这些年龄在5岁至15岁之间的儿童，大部分为孤儿、被遗弃者和离家出走者。有的有家不回，有的有家难回，有的无家可回。由于没有大人的监护，食无固定来源，居无固定场所，他们流落市井，或群居于城市荒地，或散见于街道死角。他们大多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或劳作于城市最底层，干着与儿童不相称的重活；或占据着十字街口，以各种可怜悲惨的形象向路人乞讨。由于处境恶劣和缺乏营养，他们中许多人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有的成了疾病，特别是艾滋病传播的媒介。更有甚之，由于得不到家庭和社会的监护，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成了暴力和色情攻击的对象。
迷途牛、离家犬和流浪儿童现象已经成为印度城市中的与现代社会不和谐的景象，有人苦涩地称他们为“马路天使”。如何解决这些“马路天使”的最终归宿，已成为市政当局的当务之急。特别是对于那些流落街头的儿童们，他们的处境和状况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最近，印度政府决心与非政府组织一起，开展一次详细的调查，以确定他们各自的问题和寻求最基本的解决办法。流浪儿童自己也不示弱，他们或投书报刊，或自立网站，积极呼吁全世界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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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世界见闻
出产“白金”的地方
本报记者 张静宇
德国萨克森州易北河畔，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绿树掩映中，坐落着一座因出产高档瓷器而闻名西方的小城——迈森。或许是因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生产的瓷器凝如脂、白如玉，被当地人称为“白金”。
迈森是个仅有3万多人口的小城，居民大多从事与瓷器加工业有关的工作。这里生产的瓷器因设计精美，质地上乘，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几乎家喻户晓，长期被王宫贵族据为专用品。因为，这里生产的每一件瓷器，都是技艺高超的匠人们用手工精心制作的艺术珍品，就连瓷器底部那特有的两把交叉而立的蓝色长剑标记，都无一例外由手工绘制完成，这个传统一直被保留到了今天。
迈森瓷器与中国瓷器有着某种天然的“血脉”联系。说不清从什么年代起，一批批精美的中国瓷器漂洋过海来到欧洲，向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居民展示了博大精深的中华瓷文化，受到当地人民的喜爱。到了大约300年前，当地一名炼金师偶然间在炼金的过程中发现了制作瓷器的秘密，从此，“白金”的制作技艺便在一代代迈森人的手中传承、光大，与此同时，这些白色精灵也被赋予了截然不同于东方特点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底蕴。
瓷器展览馆是最能反映迈森瓷器高超技艺的地方，也是游客不可不去的地方之一。迈森瓷厂从建厂初期起，就注意保存和收藏具有不同艺术风格和特色的代表性作品，馆内目前收藏有大约2万件不同历史时期的瓷器，其中约有3000件在展厅里轮换展出。
进入展厅，犹如进入一座用白金艺术品装饰的华美宫殿。在射灯的映照下，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反射出耀眼的光芒，使人禁不住产生一种“乱花竞放迷人眼”的感觉。那晶莹剔透的胎体，优美绝伦的造型，色彩斑斓的绘画，以及富有创意的设计和巧夺天工的技艺，引得游人不时驻足细细品味。在这里展出的生活用瓷，大多附有价签，表明它们既是展品，又是商品，只是价格绝对不菲，一个小小的汤勺，竟要价17欧元，折合人民币100多元！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游客禁不住诱惑，一次次把手伸向钱包，慷慨买下令人心仪的展品。
显然是出于技术保密的原因，虽然身处厂区，却很难见到真正的瓷器生产全过程。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展厅一侧开辟了瓷器加工演示区。几位男女工艺师每日在这里为游人演示他们是如何将一团烂泥一步步变成精美工艺品的。看着他们“化腐朽为神奇”的精彩表演，不由得令人惊叹人类的创造能力。从他们工作时专注的神态中你不难发现，“演示”其实并非全部目的，他们在表演过程中完成的作品，同样会最终走上货架成为商品。
看过表演上到二楼，你会发现又进入了另一个奇妙的艺术世界。这里展出的全部是装饰用艺术瓷器。大到高达几米的瓷制城堡，小到瓷制戒指、胸针；从宗教祭祀场所的特殊用瓷，到普通家居装饰用的一般艺术瓷，无不是迈森艺术瓷器涉猎的对象。尤其是那些匪夷所思的人物造型瓷，几乎每件的背后都有一个生动的故事，有些出自《圣经》，更多的则源于在西方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这些人物个个表情生动，比例均匀，大有呼之欲出之感。馆内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制作这类瓷器的工艺非常复杂，所有的加工全部用手工完成，为了一个新的造型设计，或者不同的色彩搭配，最多时要在不同炉温的窑中反复烧制七八次，耗时两三个月。这大概就是迈森瓷器精品的价格非同一般的主要原因。
一个绘有中国传统龙凤图案的青花瓷瓶引起我们的兴趣。原以为必定是从中国舶来的物品，但翻看瓶底标记才发现，这竟然是一件地道的迈森瓷器。其实，这正是令迈森人感到自豪的地方，也是迈森人自己对那两把剑的解释——严谨而不守旧，既尊重传统也勇于创新。当年，他们从古老的东方文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现在，他们又以创造性的劳动，成就了西方瓷器业中最著名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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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海外游踪
吉尔吉斯明珠——
伊塞克湖
本报驻哈萨克斯坦记者 孙力
金色的沙滩、碧绿的湖水连同仿佛矗立在湖心的巍峨雪山，伊塞克湖——这颗吉尔吉斯斯坦的耀眼明珠光彩夺目，散发着不可抗拒的迷人魅力，将人们从都市吸引到它的腹地。
伊塞克湖距吉首都比什凯克200多公里，湖面平均海拔1600多米，不仅是吉境内最大的湖泊，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山内陆湖之一。这里有秀美的湖滨自然风光，且夏季气候凉爽宜人，是中亚著名的疗养、旅游避暑胜地。每年旅游旺季的收入，成了伊塞克湖州乃至吉国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穿过蜿蜒的山路，沿湖边驱车一小时左右即可到达原苏联时期建造的著名疗养院。路上尽可目睹伊塞克湖绵延的湖岸线，视线锁定在宽阔的湖面上，能够充分感受到阳光在雪山、湖水和沙滩上变幻出的不同色彩。
伊塞克湖优美的自然景观为发展旅游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去年，在吉政府确定的“支持和发展”旅游年的优惠政策下，伊塞克湖风景区吸引了60多万旅游者。
每到旅游季节，100多个旅游公司更是为伊塞克湖大做广告。它们不仅为游客提供诸如参观天山峡谷、乘游艇在湖上观光的传统旅游项目，还设法以冲浪、皮划艇和水上摩托等惊险刺激的湖上运动来满足人们的休闲需求。近年来，这里除了原有各类疗养院外，还兴建起小型别墅和系列宾馆。大大小小的疗养度假场所沿湖岸线依次排开，皆隐身于湖水和绿树之间。黄昏时分游人沿着院中小径步行十分钟即可来到湖边，赤足走在细软的沙滩上，看海鸥在湖边嬉戏，听湖水与沙滩的低语轻喃，感受远山在夜幕下的情韵。更有亲近自然者，干脆舍弃宾馆，直接借居在湖边的农家，边津津有味地吃着新鲜烤鱼，边听主人讲伊塞克湖的奇闻趣事。
前些年，这颗吉尔吉斯引以为荣的“明珠”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每年到这里旅游度假的几乎都是邻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公民，预计今年来这里的游客将下降1／3。吉业内人士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交通不便。这里没有机场，从比什凯克通往湖边的公路要穿过崇山峻岭，遇到阴雨天气还很难通行。此外，旅游设施陈旧，各种配套服务还较落后；局势动荡，恐怖活动猖獗，也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为使伊塞克湖自然资源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今年吉政府鼓励伊塞克湖所在州政府积极加强与境外企业的合作。如今蕴含丰富自然资源的伊塞克湖，获得了来自境内外企业的青睐，这些企业纷纷在湖滨区和附近区域实施开发建设项目，给该地区经济注入资金和活力。随着吉国内局势的逐步稳定，相信伊塞克湖这颗吉尔吉斯的明珠会日益璀璨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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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暹罗湾之夜
王忠范
天黑了，暹罗湾的夜晚很迷人。泰国朋友邀我们一起登上波光浪影间的游船，观海赏月，相聚联欢。站在甲板上，仰望天空，皎洁的明月静若处子，皓如玉镜；而俯身注目，又见月在水中，起伏波动，粼光闪闪，美丽至极。回头看游船上下的彩灯，闪闪烁烁，使人沉浸在一种梦幻之中。
在海上，在船里，在异国他乡的夜晚，我们吃火锅，品海鲜，别有一番情趣。喝啤酒比赛开始了，我们和泰国朋友各推出3名选手，不准用杯子，只能举着瓶子喝，看谁最先喝尽两瓶，奖品是大瓶的法国葡萄酒。大家用不同的语言喊号助威，此起彼伏，好不热闹。一场酣畅淋漓之后，人们又情不自禁地欢歌曼舞起来。泰国朋友最先跳起富有民族特色的南旺舞，腰肢柔摆，双手合十，轻轻环绕，表达出真诚的亲善与友谊。我们被感动了，带着感情跟他们一起欢跳，情感顷刻融为一体了。
一曲结束，大家回到座位上，又是饮酒，友好的笑声飘进这水灵灵的夜晚。
这时，萨克斯和吉他同时响起，创造出喜气洋洋的浓烈氛围。泰国小伙子跳起印度古典的卡塔卡利舞，有点像中国的皮影戏，庄重、深沉而又灵活，令人感到一种古调古韵之美。几个姑娘表演反映农村风情风貌的插秧舞，欢悦自如，婀娜多姿，充满生活气息。我们这些来自内蒙古草原的游人，更是热血沸腾不可抑制，跳安代、跳罕伯，唱“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手舞足蹈，兴奋异常。泰国朋友也学着跳中国的民族舞，双臂摆动，脚步旋转，痴迷入胜。他们还不时地赞扬我们，呼喊着：“坤京（中国人），坤京！”整个船舱都沸腾了，歌舞把每一颗心连在一起，共同享受着人间的友好与欢乐，谁的脸上都是幸福的神色。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雕塑集萃
图为古巴首都哈瓦那街头上的“堂吉诃德”雕塑。堂吉诃德是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长篇小说中的一位侠士，他身体羸弱，却喜欢举长矛，挎盾牌，骑瘦马，路遇不平，仗义相助。 本报记者 吴志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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