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四十卷——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1921年1月25日）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122]rXr品论天涯网

（1921年1月25日）rXr品论天涯网

　　一场带有大会序幕性质的党内辩论和派别斗争，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前，由于选举即将举行而激烈起来了。在第一次派别活动之后，即在托洛茨基同志以“一群负责工作人员”的名义发表了“纲领性的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序言注明日期为1920年12月25日）之后，接着就是俄共彼得格勒组织措辞激烈的（读者从后面可以看到，措辞这样激烈是完全应当的）宣言（《告全党书》，1921年1月6日发表于《彼得格勒真理报》[123]，以后又在1921年1月13日发表于党中央机关报——莫斯科的《真理报》）。此后，莫斯科委员会又发表了反对彼得格勒组织的宣言（载于同一天的《真理报》）。以后又出现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党团委员会发表的关于1920年12月30日辩论的速记记录，这次辩论是在一次规模巨大而且由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党的会议上，即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党团的会议上进行的。这个速记记录的标题是《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序言注明日期为1921年1月6日）。自然，这远不是辩论的全部材料。现在几乎到处都在举行党的会议，讨论有争论的问题。1920年12月30日，我曾经不得不象当时声明的那样，在“违反常例”的条件下，即在不能参加讨论、不能听到前面和后面的发言的条件下作了发言［注：见本卷第198页。——编者注］。现在我想恢复一下被违反的常例，比较“正规地”谈谈我的意见。

派别活动对党的危害

　　托洛茨基同志发表《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本小册子是不是派别活动呢？这种活动，不管它的内容如何，是不是对党有害呢？认为彼得格勒的同志们进行了派别活动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们（当然，托洛茨基同志除外），对这个问题特别喜欢保持沉默，布哈林同志也是这样，不过，他在1920年12月30日以“缓冲派”的名义发言时，却认为自己不得不作如下的声明：
　　这样说来，是存在着某种倾覆趋势的。然而，对在什么地方、什么问题上存在着这种倾覆趋势，以及这种趋势是如何发生的这些问题，有觉悟的党员怎么能漠不关心呢？
　　托洛茨基的小册子一开始就声明，说“它是集体工作的成果”，说参加编写小册子的是“一群负责工作人员，特别是工会工作者（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说这是一本“纲领性小册子”。而在提纲第4条末了，我们还看到这样的话：“本次党代表大会必须在工会运动方面的两种趋势之间作出选择。”（黑体是托洛茨基用的）
　　如果这还不算是一个中央委员在建立派别组织，如果这还不算是“某种倾覆趋势”，那就请布哈林同志或他的任何一个同道者向党解释解释：俄文中“派别活动”和党的“倾覆趋势”究竟还有什么别的含义？？有的人愿意“缓冲”，却又故意无视这样的“倾覆趋势”，难道还能有比这更奇特的失明吗？？
　　说来叫人难以置信，在中央委员会两次全体会议（11月9日和12月7日）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初稿及其所主张的党对工会的整个政策，作了空前详细的、长时间的和热烈的讨论之后，一个在19个中央委员中至今仍独持己见的委员，竟然在中央委员会之外拉帮结伙，把他们的“集体”“著作”当作“纲领”发表，并且建议党代表大会在“两种趋势之间作出选择”！！托洛茨基同志在1920年12月25日宣告说有两种趋势而且只有两种趋势（虽然布哈林在11月9日已经以“缓冲者”的姿态出现），这就非常明显地揭露了布哈林派所扮演的真正角色，说明它不过是最恶劣、最有害的派别活动的帮手——这一点就用不着我说了。这是附带的话。不过我要问问随便哪一个党员：要求对工会运动方面的两种趋势“作出选择”，搞这样的进逼和袭击岂不是头脑发昏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吗？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三年之后的今天，党内竟会有一个党员，就工会运动方面的两种趋势问题发动这样的“袭击”，这岂不是太令人吃惊了吗？
　　不仅如此。请再看看这本小册子里的比比皆是的派别攻击吧。在提纲第1条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对“工会运动的某些工作人员”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架势”，这些工作人员被说成是“倒退到原则上早已为党所肃清的工联主义立场上去了”（大概，在19个中央委员中，代表党的只有1个人）。提纲第8条危言耸听地谴责“工会工作者领导层中的工会保守主义”（请注意，把注意力集中在“领导层”上，这才是真正的官僚主义态度呢！）。提纲第11条一开始就极其委婉地、有根有据地、切实地（怎样才能说得更客气一点呢？）“暗示”出，“大多数工会工作者”只是“在形式上，即在口头上承认”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大多数（！！）工会工作者只是在口头上承认党的决议——我们面对的是何等有权威的法官啊！
　　提纲第12条说：
　　请读者仔细地再把这些论断看一遍，并且好好地想一想吧。这里面“妙语”可真是多得惊人。首先，从这种言论的派别性的角度来给它一个评价吧！设想一下，如果托姆斯基发表一个纲领，责备托洛茨基和“许多”军事工作者培养官僚主义习气、支持野蛮制度的残余等等，那么托洛茨基会怎样说呢？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等人，既然没有看到——简直没有注意到，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词句的激烈性和派别性，没有看到这里的派别性要比彼得格勒同志们的宣言严重好多倍，那么他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其次，请仔细考虑一下这种对待问题的态度吧：许多工会工作者“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情绪……”　这是彻头彻尾的官僚主义态度。请看，全部问题在于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的是什么“情绪”，而完全不在于群众、千百万群众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条件。
　　第三，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无意中道出了他和“缓冲派”布哈林等人小心翼翼地加以回避和掩盖的全部争论的实质。
　　全部争论的实质和斗争的根源，是在于许多工会工作者拒绝接受新任务和新方法并且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敌视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呢？
　　还是在于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群众理所当然地提出抗议并且不可避免地决心要抛弃那些不愿意纠正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的新工作人员呢？
　　争论的实质，是在于有人不愿意了解“新任务和新方法”呢？
　　还是在于有人空谈什么新任务和新方法来拙劣地掩饰他对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的庇护呢？
　　读者应牢牢记住全部争论的这个实质！

形式上的民主和对革命的适宜性

　　托洛茨基同志在他所谓“集体工作的成果”的提纲中写道：“工人民主不懂得偶像”，“它只知道对革命的适宜性”（提纲第23条）。
　　托洛茨基同志这个提纲的遭遇是不愉快的。提纲中的正确的东西，不仅不是新的，而且是倒转过来反对托洛茨基本人的。而提纲中的新的东西，却又全都是不正确的。
　　我摘录了托洛茨基同志几个正确的论点。这几个论点，不仅在提纲第23条里所涉及的那个问题（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上，而且在其他的一些问题上，都是倒转过来反对托洛茨基本人的。
　　从形式上的民主来看，即使是反对整个中央的派别纲领，托洛茨基也是有权发表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1920年12月24日中央关于辩论自由的决议承认了这种形式上的权利，这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缓冲派布哈林承认托洛茨基有这种形式上的权利，却不承认彼得格勒组织有这种权利，这大概是因为布哈林在1920年12月30日甚至说出了“工人民主这个神圣的口号”这样的话（速记记录第45页）……
　　然而，对革命的适宜性如何呢？
　　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头脑健全、神志清醒、没有被“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或“缓冲”派的那种派别自尊迷了心窍的人，却会认为象托洛茨基这样一位权威的领袖就工会运动问题发表这种言论对革命是适宜的，这样的人能找到一个吗？？
　　就算托洛茨基指出的“新任务和新方法”非常正确——实际上他指出得完全不正确，关于这一点，后面再说——然而单是托洛茨基这种对待问题的态度，无论对于他本人，对于党，对于工会运动，对于几百万工会会员的教育工作，或者对于共和国，都是有害的，这一点难道还能否认吗？？
　　好心肠的布哈林和他的伙伴自称为“缓冲者”，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已下定决心不考虑采用这个称号必须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吧。

工会运动中的分裂在政治上的危险性

　　大家都知道，大的分歧有时是由很小的、甚至开始时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发展起来的。大家都知道，每个人在一生中总要有几十次小的创伤或者擦伤的，但是，如果伤口化脓，如果引起血液感染，这种小小的创伤也会变成最危险的病症，甚至是不治之症。在一切冲突中（甚至在纯粹个人的冲突中）常常是这样。在政治上也常常是这样。
　　任何分歧，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如果有可能发展成为分裂，发展成为严重的分裂而足以动摇和破坏整个政治大厦，足以造成——用布哈林同志的比喻来说——火车倾覆的话，那么这种分歧在政治上就会是危险的。
　　很明显，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中间出现的或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出现的分裂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极端危险的，尤其在无产阶级只占这个国家人口的很少数的情况下。而工会运动（我在1920年12月30日的发言中曾经极力强调，这是一个几乎全部组织在工会内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注：见本卷第198—199页。——编者注］）中的分裂，正是意味着无产阶级群众的分裂。
　　正因为如此，在1920年11月2日至6日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风波掀起”（风波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掀起的）的时候，当会议刚刚结束……不，我说错了，当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非常激动的托姆斯基同志跑到政治局来，在非常冷静的鲁祖塔克同志的全力支持下，叙述了托洛茨基同志在会议上讲要“整刷”工会，而他，托姆斯基，与之争辩的情形，——当这件事发生时，我立刻毫不踌躇地断定，争论的实质正是在于政策（就是说在于党对工会的政策），而在这场争论中，托洛茨基同志和他提出的针对托姆斯基同志的“整刷”政策是根本错误的。这是因为，即使“整刷”政策部分地被“新任务和新方法”（托洛茨基提纲第12条）证明是对的，然而，在目前这个时候，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一政策也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因为它有造成分裂的危险。
　　托洛茨基同志现在认为，把“自上而下的整刷”政策归罪于他，“是彻头彻尾的歪曲”（列·托洛茨基《答彼得格勒的同志们》，载于1921年1月15日《真理报》第9号）。但是“整刷”这个词现在成了一个真正的“惯用语”，倒并不是仅仅说托洛茨基同志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用了这个词，可以说它已经“传遍了”全党和工会。不是的。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从深刻得多的意义上说来，这个词还依然是很确切的。这就是说，这一个词就非常简练地表现了《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本纲领性小册子的全部精神、全部倾向。托洛茨基同志这本纲领性小册子，从头到尾贯穿着的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整刷”政策的精神。回忆一下他对托姆斯基同志或“许多工会工作者”的责难，说他们“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敌视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就什么都清楚了！
　　但是，如果说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1920年11月2日至6日）还只是刚刚开始形成可能导致分裂的气氛，那么到了1920年12月初，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中的分裂就已经成为事实了。
　　在评论我们的争论的政治实质时，这一事件是基本的，主要的，根本的；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以为对此沉默会有所帮助，那是枉费心机。在目前情况下，沉默非但不是“缓冲”，而且是火上加油，因为问题不仅已被现实生活提到日程上来，而且也由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纲领性小册子中强调地指出来了。正是这本小册子，在我所引证的几段话中（特别是在提纲第12条中），再三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事情的实质究竟是在于“许多工会工作者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敌视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呢，还是在于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例如，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引起群众理所当然的“敌视”呢？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1920年12月30日的第一次发言中，很有根据地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托洛茨基同志的极端拥护者”造成了分裂。也许布哈林同志正是因为这句话而责骂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是“废话”吧？然而现在任何一个党员，只要他读一读1920年12月30日辩论的速记记录，都会认为这种责备是不公道的，因为他会发现，援引确切事实和依据确切事实的正是季诺维也夫同志，而毫无事实根据、满嘴知识分子“空话”的，正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
　　当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到“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是泥足的，它现在已经分裂成三截”的时候，索斯诺夫斯基同志立刻打断他的话，喊道：
　　“而你们还曾加以鼓励呢。”（速记记录第15页）
　　这是一种严重的指控。这个指控如果被证实，那么这个被指控为鼓励分裂——哪怕分裂的只是一个工会——的人，不论在中央委员会内，在俄国共产党内，或是在我们共和国的工会内，都将没有立足之地了。幸而这一严重的指控是由一位同志以不严肃的方式提出的。遗憾的是，这位同志已经不止一次地在论战时表现出这种不严肃的“狂热”了。索斯诺夫斯基同志对他自己的好文章，例如生产宣传方面的文章，有时也能添上“一勺焦油”，毁掉生产宣传本身的全部优点。常有一些脾气好的人（如布哈林），他们甚至在最激烈的斗争中，也能尽量少在自己的攻击中使用恶毒言词；但是也常有一些脾气不太好的人，他们动辄就在自己的攻击中使用恶毒言词。索斯诺夫斯基同志在这方面如果能注意一下，或者请他的朋友帮他注意一下，那对他是会有益处的。
　　人们会说，虽然指控采取了不严肃的、不妥当的、显然是“派别的”方式，但毕竟是提出来了。既然事情严重，那么与其缄默不言，倒不如实话实说，哪怕说得不妥当也好。
　　事情无疑是严重的，因为，我再说一遍，整个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这要超出人们的想象。好在我们有十分确凿、十分客观的具体材料，足以对索斯诺夫斯基同志提出的问题给予实质性的答复。
　　第一，在速记记录的同一页上，我们可以看到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声明，他不仅回答了索斯诺夫斯基同志：“不对！”，并且还确切地举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事实。季诺维也夫同志指出，托洛茨基同志本来想提出（我可以补充说：这显然是出于派别狂热）的，决不是索斯诺夫斯基同志所提出的这种指控，而是要指控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俄共九月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促成了或引起了分裂。（我附带指出，这一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季诺维也夫在九月的发言，事实上已经得到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赞同，而且一次也没有看见有谁正式提出过反对。）
　　季诺维也夫同志回答说，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鲁祖塔克同志已经用他手里的记录证明，“这个问题〈关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里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的问题〉远在我〈季诺维也夫〉作任何发言之前，远在全国代表会议举行之前，就已经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北方和南方都讨论过了”。
　　这是一个十分明白、确切和符合事实的声明。这个声明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几千名担任负责工作的俄共党员大会上的第一次发言中所作的，而无论是在季诺维也夫这次发言之后曾经两次发言的托洛茨基同志，或是在季诺维也夫发言之后也曾经发过言的布哈林同志，都没有驳倒过他所指出的事实。
　　第二，对索斯诺夫斯基同志所提出的指控，还有一个更确切和更正式地驳斥他的材料，那就是载于同一速记记录中的1920年12月7日通过的俄共中央全会关于水运员工共产党员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议共产党党团之间的冲突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中关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读者由此可以看到，这里不但没有责备水运员工，而且相反，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承认他们是对的。不过，在1921年1月14日的共同纲领上署名的中央委员，没有一个人（除了加米涅夫）投票赞成这个决议。（这里所说的共同纲领就是《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是由一批中央委员和工会问题委员会委员提交中央委员会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草案。非中央委员而以工会问题委员会委员名义签名的是洛佐夫斯基。其余的人是：托姆斯基、加里宁、鲁祖塔克、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列宁、加米涅夫、彼得罗夫斯基和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
　　这个决议的通过是针对上面所列举的这批中央委员，即针对我们这一批人的。这是因为我们当时本来是会投票反对暂时保留旧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看到我们这一批人必然要获胜，托洛茨基才不得不去投票拥护布哈林的决议，因为不这样做，就会通过我们的决议。11月间曾经拥护托洛茨基的李可夫同志，在12月间参加了工会问题委员会处理水运员工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冲突的工作，也相信水运员工是正确的。
　　总起来说，中央委员会十二月会议（12月7日）的多数，是由托洛茨基、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等等同志组成的，就是说，是由不可能被任何人怀疑是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抱有成见的一些中央委员组成的。而这个多数，就其决议的实质看来，所责备的并不是水运员工，而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只是拒绝立即加以撤换罢了。这就是说，索斯诺夫斯基的指控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
　　为了不致留下任何暧昧之处，还必须提到另外一点。我屡次提到的“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这一指控有没有凭空虚构或言过其实的地方呢？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1920年12月30日的第一次发言里同样也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这个回答是十分准确的。季诺维也夫同志[124]从印就的佐夫同志关于水路运输的命令（1920年5月3日）中援引了一段话，其中有这样一句：“乱设委员会的做法已经成为过去”。季诺维也夫同志正确地把这叫作根本性的错误。这也就是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的和“委派制”的极端行为的一个典型例子。同时，季诺维也夫同志又立刻作了说明，认为有些被委派的同志“从受过的考验和具有的经验来说都远远不如”佐夫同志。在中央委员会里我曾听到过对佐夫同志的评价，说他是很可贵的工作人员，我在国防委员会中观察到的情况，也完全证实了这样的评价。没有任何人想损害这样的同志的威信，也没有任何人想使他们成为“替罪羊”（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报告第25页，毫无根据地怀疑别人想这样做）。破坏“被委派者”威信的，不是那些纠正他们错误的人，而是那些当他们犯了错误的时候还想袒护他们的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工会运动发生分裂的危险并不是虚构的，而是现实的。我们同样可以明显地看到，并没有加以夸大的分歧实质究竟在什么地方：它就在于反对袒护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的和委派制的极端行为，反对为它们辩护，而力求纠正它们。全部问题就是这样。

论原则分歧

　　但是，也许有人会这样对我们说：如果存在着根本的和深刻的原则分歧，那么这种分歧难道不足以证明甚至发表最激烈的派别言论也是有理由的吗？如果需要说些不容易理解的新的东西，那么这难道不足以证明有时甚至实行分裂也是有理由的吗？
　　如果分歧的确是极其深刻的，如果再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纠正党或工人阶级的政策的错误方向，那当然可以证明是有理由的。
　　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分歧并不存在。托洛茨基同志力图指出这样的分歧，但是指不出来。如果说在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发表（12月25日）之前，还可以（而且应当）用有条件的或和解的口吻来说话（“即使有未被意识到的新任务，有分歧，也不能这样对待问题”），那么，在这本小册子发表之后，就必须说：托洛茨基同志小册子里所有的新东西，实质上都是错误的。
　　把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拿来同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11月2日至6日）所通过的鲁祖塔克的提纲比较一下，就能最明显不过地看出这一点。我在12月30日的发言中和在1月21日的《真理报》上，都援引过鲁祖塔克同志的提纲［注：见本卷第218—221页。——编者注］。这个提纲比托洛茨基的提纲正确、完备。托洛茨基的提纲与备祖塔克的提纲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托洛茨基错误的地方。
　　先从布哈林同志急急忙忙塞进12月7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有名的“生产民主”说起吧。如果这个笨拙的、知识分子生造的术语（“标新立异的词儿”）是用在一篇演说或一篇文章中，而我们却对它加以挑剔，那当然是很可笑的。但是要知道，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正好是把自己置于一种可笑的境地：他们正是在提纲中坚持用这个术语，坚持用这个把他们的“纲领”跟工会所通过的鲁祖塔克的提纲区别开来的术语！
　　这个术语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的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所以把“生产民主”跟任何其他的民主分割开来，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这样做只能造成混乱而丝毫没有意义，这是第一。
　　第二，请看一看布哈林自己在他起草的12月7日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对这一术语的解释吧。在这个决议中，布哈林这样写道：“因此，工人民主的方法应当是生产民主的方法。这就是说〈你们看：“这就是说”！布哈林在向群众说话时，一开始就用了一个必须特别加以解释的深奥的术语。我认为，从民主的观点来看，这是非民主的；写给群众看的东西，不应当用这种需要特别加以解释的新术语；从“生产”的观点来看，这是有害的，因为它使人们白费时间来解释无用的术语〉，进行一切选举、提出候选人、支持候选人等等，都应当不仅考虑政治坚定性，而且要考虑经济工作能力、行政管理工作资历、组织才能以及经过实际考验的对劳动群众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关心程度。”
　　这种论断显然是牵强附会和不正确的。民主的意义不仅是“进行选举、提出候选人、支持候选人等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并不是进行一切选举都要考虑到政治坚定性和经济工作能力。和托洛茨基的愿望相反，在拥有百万群众的组织中，还应当有一定百分比的调停人和官吏（在今后许多年内，没有好的官吏是不行的）。但我们并不说什么“调停人”民主或“官吏”民主。
　　第三，只注意被选举者，只注意组织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等等，是错误的。这些优秀人才终究只是少数。应当注意普通人，注意群众。鲁祖塔克的提纲对这一点不仅说得比较简洁，比较明了，而且在理论上也比较正确（提纲第6条）：
　　第四，“生产民主”是一个可能引起误解的术语。可以把它理解成否认独裁制和一长制，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是要延缓实行或不愿实行普通的民主。这两种解释都是有害的，要想避免这种解释，就非加上冗长的和特别的注解不可。
　　鲁祖塔克简洁地表述了这些思想，他的表述比较正确，而且避免了所有这些毛病。而托洛茨基在1月11日《真理报》上发表的他的《生产民主》一文中，不但没有对存在着这些错误和毛病这一点提出反驳（他完全避开了这个问题，没有把自己的提纲拿来同鲁祖塔克的提纲比较），反而间接地证实了他的这个术语的错误和毛病，因为他把“军事民主”同“生产民主”相提并论。幸而，就我记得的说来，我们还从来没有为这类术语掀起过派别争论。
　　托洛茨基提出的“生产气氛”这样的术语，就更不妥当了。季诺维也夫很正确地讥笑了这个术语。托洛茨基气愤地反驳道：“我们曾经有过军事气氛……
　　现在应当在工人群众中间——深入工人群众，而不仅是在表面上——造成生产气氛，这就是说，要使他们对生产全力以赴，切实关心，就象过去对前线那样……”问题就在于对“工人群众”说话时，“深入工人群众”说话时，要象鲁祖塔克的提纲那样去说，而不要使用“生产气氛”之类的字眼，这种字眼只会引起误解或者传为笑谈。实际上，托洛茨基同志使用“生产气氛”这个说法所表明的思想，正是生产宣传这个概念所表明的思想。但正是在工人群众中间，在深入工人群众进行生产宣传时，应当避免这一类说法。如果要说明对群众不该怎么进行生产宣传，这个说法倒可以作为一个范例。

政治和经济。辩证法和折中主义

　　现在重新提出这样初步的、属于起码常识的问题，当然是很奇怪的。但遗憾的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迫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他们两人责难我，说我把问题“偷换”了，或者说我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他们是“从经济上”看问题的。布哈林甚至把这点放进他的提纲里，并且企图把自己说成“凌驾于”争论双方“之上”。他说：我把这两种看法结合起来。
　　这种理论错误令人吃惊。我在发言里重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为我在以前就听到过这种对我“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非难，听到过这种非常荒谬的、完全不应当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讲出来的话。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也许我的政治估计不正确？如果是这样，就请指出并且加以证明。可是，如果说（哪怕只是间接地提出）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两者”都可以采用，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换句话说，从政治上看问题，意思就是说：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在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里，如果由于党的错误而造成党和工会的分裂，那就一定会使苏维埃政权遭到毁灭）。可以（而且应当）从本质上来检查这种见解，就是说，来分析、研究、判断这样看问题究竟对不对。而如果说：我“尊重”您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态度，“但是”，这只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我们“还”需要“从经济上”看问题，这就等于说：我“尊重”您所说的采取这种步骤就是自取灭亡这种见解，但是，也请您权衡一下，是否丰衣足食要比饥寒交迫好些。
　　布哈林宣传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这样就在理论上堕落到折中主义立场上去了。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把事情说成这样：我们所关心的是提高生产，而你们所关心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问题只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
　　更具体些说吧。季诺维也夫说：“你们在工会中造成分裂，是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至于提高生产的问题我早在1920年1月就已经谈过，并且写过文章，那时我曾经举修建澡堂作为例子。”托洛茨基回答说：“写了一本小册子，举了个澡堂的例子，真是了不起〈第29页〉，可是关于工会应该做什么，您却‘一句话’、‘一个字’也没有提〈第22页〉。”
　　不对。澡堂的例子——请原谅我说句笑话——可以值十个“生产气氛”再外加几个“生产民主”。澡堂的例子，正好是对群众，在“深入群众”时简单明了地说明了工会应该做什么，而“生产气氛”和“生产民主”却是迷了工人群众眼睛的沙子，使他们对问题难以理解。
　　托洛茨基同志也责备了我，他说：关于“那种被称为工会机关的杠杆起着怎样的作用和应当起怎样的作用”，“列宁却一个字也没有提”（第66页）。
　　对不起，托洛茨基同志，我全文宣读了鲁祖塔克的提纲并表示同意这个提纲，因此我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要比你的整个提纲、整个报告或副报告和总结发言所说的更多，更充分，更正确，更简洁，更明白。因为，我再说一遍，就掌握经济、管理工业、加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来说，实物奖励和同志纪律审判会的意义要比“生产民主”、“结合”之类的完全抽象的（因而也是空洞的）字眼重要百倍。
　　在提出“生产”观点（托洛茨基）或克服从政治上看问题的片面性以及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布哈林）的借口之下，使我们看到的是：
　　（1）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这表现在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作了理论上错误的、折中主义的规定。
　　（2）为贯穿托洛茨基整个纲领性小册子的整刷政策这种政治错误辩护和掩饰。而这种错误，假如不认识，不改正，那就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
　　（3）在纯粹生产的即经济的问题方面，在怎样增加生产的问题方面，倒退了一步；就是说，从鲁祖塔克的切实的提纲，从这个提出了具体的、实际的、迫切的和活生生的任务（开展生产宣传，学会很好地分配实物奖和更正确地采用同志纪律审判会这种形式的强制）的提纲退了一步，退到抽象的、不具体的、“空洞的”、理论上错误的、知识分子式的、一般的提纲上去，忘记了最实际最切实的东西。
　　在关于政治与经济的问题上，季诺维也夫和我为一方，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为另一方的相互关系，事实上就是如此。
　　因此，当我读到托洛茨基同志12月30日对我的反驳时，我不禁觉得好笑，他说：“列宁同志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在关于我国形势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曾经说，我们要少搞一点政治，多搞一点经济，可是在工会问题上，他却把问题的政治方面放在第一位。”（第65页）托洛茨基同志以为这些话“正中要害”。实际上这些话正好说明他的概念极其糊涂，说明他的“思想混乱”已经到了极点。自然，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而托洛茨基同志所犯的并且由布哈林同志加深的政治错误，却使我们党离开经济任务，离开“生产”工作，迫使我们——遗憾得很——花许多时间来纠正这些错误，来同工团主义倾向（它可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进行争论，来同对工会运动的错误态度（这种态度可能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灭亡）进行争论，来就一般的“提纲”进行争论，而不是进行切实的、实际的、“经济方面的”争论，即看看谁更好地更成功地根据11月2日至6日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鲁祖塔克的提纲分配了实物奖，组织了纪律审判会，实行了结合：是萨拉托夫面粉业工人，是顿巴斯煤矿工人，还是彼得格勒五金工人，如此等等。
　　拿“广泛辩论”是否有好处这个问题来说吧。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政治错误如何使我们离开了经济任务。我曾经反对所谓的“广泛”辩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托洛茨基同志破坏工会问题委员会是一个错误，一个政治错误，因为在这个委员会里本来是可以进行切实的辩论的。我认为以布哈林为首的缓冲派的政治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缓冲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是用折中主义偷换了辩证法）；从“缓冲”的观点来看，他们正应当全力反对广泛的辩论，争取把辩论转到工会问题委员会里去进行。请看一看当时的情形吧。
　　12月30日，布哈林竟说：“我们宣布了工人民主这个新的神圣的口号，它的内容就是，一切问题都不应当在狭小的集体管理机构里讨论，不应当在小型的会议上讨论，不应当在自己的什么团体里讨论，而应当提到大型的会议上去讨论。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把工会的作用问题提到今天这样的大会上来讨论，我们决不是倒退了一步，而是前进了一步。”（第45页）这个人还责备过季诺维也夫净说废话和夸大民主呢！这才是十足的废话和“胡言乱语”，他根本就不懂得形式上的民主应当服从于对革命的适宜性！
　　托洛茨基丝毫也不高明一些。他指控说：“列宁想用一切办法来取消和破坏关于问题实质的辩论。”（第65页）他说：“为什么我不参加委员会呢？关于这一点，我在中央委员会里已经说得很明白：在没有允许我象所有其他同志一样把这些问题全部提到党报上之前，我是不指望在小圈子里研究这些问题会带来什么好处的，因此我也就不指望委员会的工作会带来什么好处。”（第69页）
　　结果如何呢？从12月25日托洛茨基开始“广泛辩论”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在100个党的负责工作人员中，对这场辩论不感到头痛，不认为这场辩论毫无益处（甚至更坏些）的，恐怕已经一个也找不到了。这是因为托洛茨基使党浪费时间去对字眼、对糟糕的提纲进行争论，还骂委员会里那种正好是切实的对经济方面的研究是“小圈子里的”研究。这个委员会本来就是为了研究和检查实际经验，以便从中学习在真正的“生产”工作中前进，而不是后退，不是从活生生的工作后退到各种各样的“生产气氛”这类僵死的经院哲学上去。
　　拿有名的“结合”来说吧。在12月30日我曾劝告大家对这个问题采取沉默态度，因为我们还没有研究好我们本身的实际经验，而不具备这个条件，关于结合的争论就必然会变成废话，使党的力量脱离经济工作而瞎忙一气。托洛茨基的提纲在这个问题上建议在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工会代表占1／3到1／2，或占1／2到2／3，我把这个提纲叫作官僚主义的主观计划［注：见本卷第210页。——编者注］。
　　为了这件事，布哈林向我大发脾气。我从记录第49页上看到，布哈林很周密详尽地向我证明：“当人们聚在一起谈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是不应当装聋作哑的。”（这一页上印的就是这样的话，一字不差！）托洛茨基也发火了，他喊道：
　　我读过这段话之后，就请米柳亭同志（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把现有的关于结合问题的印好的报告给我送来。我自己这样想：我就开始一点一滴地来研究我们的实际经验吧，因为光是说空话，既没有材料又没有事实根据，只是凭空编造分歧，炮制各种定义和“生产民主”，这样来从事“全党讨论”（布哈林在第47页上用的词，这大概也会成为“惯用语”，不亚于有名的“整刷”），实在是枯燥无味到了极点。
　　米柳亭同志给我送来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向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1920年莫斯科版；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920年12月19日）。该报告第14页上，载有一个表明工人参加管理机关情况的表格。我现在把这个表格照抄在下面（只包括一部分省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企业）：


　　由此可见，就在目前，工人参加管理的，平均已经达到61．6％，就是说，已经超过半数，而接近2／3了！这已经证明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中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东西是官僚主义的主观计划。关于“1／3到1／2”或“1／2到2／3”，不管你是说也好，争论也好，写成纲领也好，都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全党讨论”，都是使人力、物力、注意力、时间脱离生产工作，都不过是没有重要内容的政客的空谈。而如果是在委员会里——在这里可以找到有经验的人，在这里不会同意不研究事实就写提纲——那我们就可以有成效地从事检查经验的工作，例如，找一二十个人（从1000个“兼职工作人员”中）问一问，把他们的印象和结论同客观的统计材料加以比较，设法对未来的工作作出切实的、实际的指示：根据这些经验，现在是应当朝着原来的方向前进呢，还是应当稍微改变一下方向、方式和方法，如果改变又应当怎样改变，或者是为了对工作有利而暂时停下来，再去反复地检查经验，也许可以再把什么地方修改修改，如此等等。
　　同志们，一个真正的“经济工作者”（让我也来作些“生产宣传”吧！）一定知道，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里，资本家和托拉斯组织者，也要费好多年的工夫，有时是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和检查自己的（和别人的）实际经验，纠正和改变已经开始的工作，一次又一次倒退回去，经过多次纠正，才能找到完全适合某种业务的管理制度，选拔出高级和低级的行政管理人员，等等。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况，资本主义在整个文明世界中是依靠几百年的经验和习惯来经营自己的事业的。而我们则是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对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习惯进行极其长久的、顽强的和耐心的改造工作，而这一工作只能一步步来。象托洛茨基那样对待这个问题，是根本错误的。托洛茨基在他12月30日的发言中喊道：“我们的工人，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受过生产教育呢？有，还是没有？我的答复是：没有。”（第29页）这样来对待这种问题，是很可笑的。这就象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样：在这个师里有没有足够数量的毡靴呢？有，还是没有？
　　甚至再过十年，我们一定还会说：所有的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都还没有受过足够的生产教育。这正象再过十年，所有党、工会和军事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还没有受过足够的军事训练一样。但是生产教育的基础，我们已经奠定了，因为现在已有近千名的工人、工会会员和代表参加了管理机关，管理着企业、总管理局以及更高的机关。“生产教育”的基本原则，对我们这些从前的秘密工作者和职业政论家自己的教育的基本原则，就是遵照“七次量，一次裁”的准则，自己动手并且教会别人动手去极其仔细地研究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坚持不懈地、从容不迫地、小心谨慎地、切实认真地检查这千把人所做的事情，更加小心谨慎地、认真地改进他们的工作，要在一定的方法、一定的管理制度、一定的比例、一定的人才的选拔办法等等都已经充分证明效果良好以后再向前进——这就是“生产教育”的主要的、根本的和绝对的准则，而托洛茨基同志的整个提纲，对待问题的整个态度，都正好违反了这个准则。托洛茨基同志的整个提纲，整个纲领性小册子，正好是用自己的错误使党的注意力和力量脱离切实的“生产”工作而去进行空洞的、毫无内容的争论。

辩证法和折中主义。“学校”和“机关”

　　布哈林同志有许多优点，其中之一就是他有理论修养，他对任何问题都要探究理论根源。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因为，如果一个人从他自觉运用的一定原理出发犯了错误，那么不找出他犯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无法完全弄清他的任何错误，包括政治错误在内。
　　由于布哈林同志好在理论上钻研问题，所以他从12月30日的辩论开始（可能还更早些），就把争论转移到这方面来了。
　　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所犯的错误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中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们的这种辩证关系）。“既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中主义。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我已经用政治与经济这个例子说明了这一点。
　　以“缓冲”为例，这一点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党的列车有倾覆的趋势，那么缓冲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这一点无可争辩。而布哈林是用折中主义的态度提出“缓冲”任务的，他从季诺维也夫那里吸取了一点，又从托洛茨基那里吸取了一点。布哈林作为一个“缓冲者”，本来应当独立地确定，是这个人还是那个人，是这些人还是那些人犯了错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犯了错误，是犯了理论上的错误，还是犯了政治上不策略的错误，是犯了发表派别言论的错误，还是犯了言过其实的错误，等等，然后再全力来抨击每种错误。但是布哈林并没有理解他的这种“缓冲”任务。下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铁路和水运员工工会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常务局的共产党党团（这个组织是同情托洛茨基的，他们公开宣称：在他们看来，“在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这个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位同志的立场，是同一个观点的两种表现形式”）在彼得格勒把布哈林同志1921年1月3日在彼得格勒所作的副报告印成一个小册子（尼·布哈林《论工会的任务》1921年彼得格勒版）。在这个副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话：
　　这段话里有很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这我就不去多说了。（“整刷”这个词，是托洛茨基在11月2日至6日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使用的。“选拔领导人员”，是托洛茨基在他11月8日提交中央的提纲第5条中说的，——顺便提一下，这个提纲已经由托洛茨基的一个拥护者印出来了。托洛茨基12月25日的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从头到尾都贯穿着我在前面指出过的那种想法，那种精神。他的“放弃”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什么问题上，根本无人知道。）现在我要谈的是另一个问题。如果“缓冲”是折中主义的，那么这种“缓冲”就要放过一方面的错误，而只提到另一方面的错误，即对1920年12月30日在莫斯科几千名来自全俄各地的俄共工作人员面前所犯的错误只字不提，而只提到1921年1月3日彼得格勒的错误。如果“缓冲”是辩证的，那么这种“缓冲”就要全力抨击它从两方面或从各方面看到的每一个错误。布哈林却不是这样做的。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分析一下托洛茨基小册子中的整刷政策的观点。他干脆就不提它。这样扮演缓冲者的角色，难怪大家要觉得好笑了。
　　其次，从布哈林在彼得格勒的同一篇讲话的第7页上，我们还看到这样的话：
　　在12月30日的辩论中，布哈林说道：
　　在布哈林和他那一“派”或“派别”的提纲第6条里，也包含着同样的思想：“……一方面，它们〈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并且愈来愈是——经济机关和整个国家政权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1月16日《真理报》）
　　布哈林同志的基本理论错误正是在这里，正是用折中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折中主义在各种“时髦的”和反动的哲学体系的作家当中是特别流行的）。
　　布哈林同志说到“逻辑上的”根据。从他的全部议论可以看出，他——可能是不自觉的——在这里所持的观点是形式逻辑或经院哲学逻辑的观点，而不是辩证逻辑或马克思主义逻辑的观点。我现在就从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说起来阐明这一点，这个例子是布哈林同志自己用过的。在12月30日的辩论中，他说：
　　读者可以看到，布哈林想用这个比喻，向我通俗地说明片面性的害处。我接受这个说明，并且表示感谢，而为了用行动来证明我的感谢起见，我也来通俗地解释一下折中主义和辩证法的区别，以此作为答复。
　　玻璃杯既是一个玻璃圆筒，又是一个饮具，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一个玻璃杯不仅具有这两种属性、特质或方面，而且具有无限多的其他的属性、特质、方面以及同整个外界的相互关系和“中介”。玻璃杯是一个沉重的物体，它可以作为投掷的工具。玻璃杯可以用作镇纸，用作装捉到的蝴蝶的容器。玻璃杯还可以具有作为雕刻或绘画艺术品的价值。这些同杯子是不是适于喝东西，是不是用玻璃制成的，它的形状是不是圆筒形，或不完全是圆筒形等等，都是完全无关的。
　　其次，如果现在我需要把玻璃杯作为饮具使用，那么，我完全没有必要知道它的形状是否完全是圆筒形，它是不是真正用玻璃制成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底上不要有裂缝，在使用这个玻璃杯时不要伤了嘴唇，等等。如果我需要一个玻璃杯不是为了喝东西，而是为了一种使用任何玻璃圆筒都可以的用途，那么，就是杯子底上有裂缝，甚至根本没有底等等，我也是可以用的。
　　形式逻辑——在中小学里只讲形式逻辑，在这些学校低年级里也应当只讲形式逻辑（但要作一些修改）——根据最普通的或最常见的事物，运用形式上的定义，并以此为限。如果同时运用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完全偶然地拼凑起来（既是玻璃圆筒，又是饮具），那么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仅仅指出事物的不同方面的折中主义的定义。
　　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象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考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一点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使用，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在变化着的。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我觉得在这里应当附带向年轻的党员指出一点：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注：顺便说一下，不能不希望：第一，现在正在出版的普列汉诺夫文集应把他的所有哲学论文汇编成一卷或几卷专集，并且附上极详细的索引等等。这是因为这些专集应当成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第二，我认为工人国家应当对哲学教授提出要求，要他们了解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并且善于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不过这些话都已经离开了“宣传”而转向“行政手段”了。］。）
　　自然，我还没有把辩证逻辑的概念全部说完。但是暂时这些已经够了。现在可以从玻璃杯转到工会和托洛茨基的纲领上来了。
　　“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机关”——布哈林这样说，并在他的提纲中这样写着。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充分地为……学校这一点辩护”，而季诺维也夫的错误，则在于没有充分估计到机关“这一点”。
　　为什么布哈林这种议论是僵死而空洞的折中主义呢？因为布哈林丝毫也不打算独立地即用自己的观点去分析目前这一争论的全部历史（马克思主义即辩证逻辑绝对要求这样做），去分析在目前这个时候，在目前的具体情况下对问题的整个看法，对问题的整个提法，——或者也可以说提出问题的整个方向。布哈林丝毫也没有这样做的打算！他对问题不作丝毫具体的研究，而搬弄一些纯粹的抽象概念，从季诺维也夫那里吸取一点，从托洛茨基那里吸取一点。这就是折中主义。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来举一个例子。对于中国南部的起义者和革命者，我是一无所知的（我只是在好多年以前读过孙中山的两三篇论文，读过几本书和一些报纸上的文章）。既然那里发生了起义，那么在中国人中间想必也会有争论，某甲说起义是席卷全民族的极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产物，而某乙则说起义是一门艺术。我用不着知道更多的东西，就能写出象布哈林写的那样的提纲来：“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没有充分估计到艺术“这一点”，另一个没有充分估计到“尖锐化这一点”等等。这就是僵死而空洞的折中主义，因为在这里没有具体地研究当前这场争论、这个问题和这种对问题的看法等等。
　　工会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机关；第三方面是劳动者的组织；第四方面是几乎纯属产业工人的组织；第五方面是按生产部门建立的组织［注：这里顺便指出，托洛茨基在这一点上也犯了错误。他以为产业工会就是应当支配生产的工会。这是不对的。产业工会就是按生产部门把工人组织起来的工会，这在目前的技术和文化的水平上，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在俄国或在全世界都是如此）。］，如此等等。布哈林丝毫没有提出任何根据，丝毫没有作任何独立的分析，来证明为什么要提出问题或事物的前两“方面”，而不提出第三、第四、第五等方面。所以说布哈林派的提纲是彻头彻尾的折中主义的空谈。布哈林关于“学校”和“机关”的相互关系的整个问题的提法，是根本性的错误，是折中主义的。
　　要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就必须从空洞的抽象概念转到具体的即当前的这场争论上来。关于这个争论，无论拿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发生的情况来讲，或者拿托洛茨基本人在他12月25日的纲领性小册子中提出并加以阐明的情况来讲，都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的整个看法和整个方向都是错误的。他不了解，无论在提出“苏维埃工联主义”这个问题时，在讲一般生产宣传时，或者在象他那样提出“结合”问题即工会参加生产管理问题时，都必须而且可以把工会看作学校。而在最后这个问题上，从托洛茨基整个纲领性小册子中的提法来看，错误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懂得工会是学习在行政和技术上管理生产的学校。不是“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从各方面来看，针对当前的争论来说，针对当前托洛茨基对问题的提法来说，工会都是一所学校，是一所学习联合的学校，学习团结的学校，学习保护自己的利益的学校，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学习管理的学校。布哈林同志不去了解并且纠正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个根本性的错误，反而作了一个可笑的修正：“一方面，另一方面”。
　　我们来更具体地研究研究问题吧。我们看一看，作为生产管理“机关”的目前的工会是怎样的。我们已经看到，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约有900名工人、工会会员和代表在管理着生产。当然，把这数目字增加到10倍、甚至100倍也未尝不可，为了向你们让步并且说明你们的根本性错误，甚至也可以假定在最近就能有这种难以置信的“发展”速度——就算是这样，直接进行管理的人，同总数为600万的工会会员比较起来，依然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由此可以更明显地看出，象托洛茨基那样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领导层”上，只顾谈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和生产管理，而不考虑到98．5％的会员（600万减9万等于591万，等于总数的98．5％）正在学习，而且还应当长期地学习下去，那就是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不是学校和管理，而是学习管理的学校。
　　托洛茨基同志在12月30日同季诺维也夫争辩，并且毫无根据和完全错误地指控季诺维也夫否认“委派制”，即否认中央进行委派的权利和义务，在争辩时，他无意中说出了一个极其典型的对比：
　　现在我就来详细说明，如果以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会是怎样的情况。托洛茨基同志的根本性错误，恰恰也就在于他对他自己在纲领性小册子中所提出的问题，是以一个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的（确切些说，是胡乱对付），而对这些问题他本来是可以而且应当纯粹以宣传员的态度来对待的。
　　实际上，托洛茨基的好的东西是什么呢？不是在他的提纲中，而是在他的讲话中——特别是当他忘记了他与工会工作者中的所谓“保守”派进行的不成功的论战的时候——那种生产宣传无疑是好的和有益的。如果托洛茨基同志能以全俄生产宣传局的参加者和工作者的身分在工会问题委员会里进行切实的“经济性的”工作，发表讲话和文章，那他本来会给工作带来（并且无疑一定会带来）不少的益处。错误是在于“纲领性的提纲”。用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工会组织中的“危机”，对待工会中的“两种趋势”，对待对俄共党纲的解释，对待“苏维埃工联主义”，对待“生产教育”，对待“结合”，——就象一根红线，贯穿着这个“纲领性的提纲”。我现在已经把托洛茨基“纲领”谈到的主要问题都列举出来了，对待这些问题的正确态度在目前——根据托洛茨基所掌握的材料——只能是宣传员的态度。
　　国家，这是实行强制的领域。只有疯子才会放弃强制，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采用“行政手段”和以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问题，在这里是绝对必需的。党呢，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开除党籍而不是实行强制，这是一种特殊的诱导手段，是纯洁和锻炼先锋队的手段。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这个领域的特殊之点和主要之点不是管理，而是“中央”（自然也还有地方）“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我们党纲经济部分中关于工会问题的第5条是这样说的）。
　　对这个问题整个提法的错误，对这种相互关系的不理解，就象一根红线贯穿着托洛茨基的整个纲领性小册子。
　　可以设想一下，假定托洛茨基能从另外一方面去对待整个问题，联系他的纲领中的其他问题来研究一下这个最有名的“结合”。可以设想一下，假定他的小册子是专门用来完成这样的任务，即详细地研究——譬如说——900件“结合”中的90件的情形，研究工会会员和固定的工会运动工作人员兼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管理工业的职务和工会中选举产生的职务的情形。可以设想一下，假定他把这90件事，跟抽样调查的统计材料，跟工农检查院及有关的人民委员部的检查员和指导员的报告一同加以分析，就是说，根据行政机关的材料加以分析，从工作的总结和结果、生产的成绩等等方面加以分析。总之，假定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问题，那么这样的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就是正确的，只要是本着这样的态度，那就完全可以采用“整刷”的路线，就是说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应当撤换谁、调动谁、委派谁、现时对“领导层”提出些什么要求等问题上。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一些人印的布哈林1月3日在彼得格勒发表的讲话中，布哈林说，以前托洛茨基主张“整刷”，现在则已经放弃了这种观点。布哈林在这里也陷入了一种实际上令人发笑的、理论上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完全不相容的折中主义。布哈林抽象地看问题，而不会（或者说不愿）具体地对待问题。既然我们，党中央和全党，还要进行行政管理，就是说，还要管理国家，我们就决不会放弃而且也不能放弃“整刷”，即放弃撤职、调职、委派、开除等等办法。但是托洛茨基的纲领性小册子所谈的，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那里面根本没有提出“实际的切实的问题”。季诺维也夫跟托洛茨基争论过的，我们跟布哈林在争论的，全党在争论的，并不是“实际的切实的问题”，而是关于“工会运动方面的趋势”的问题（托洛茨基提纲第4条末尾）。
　　这个问题从实质上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就事情的实质——当前这一具体“事情”的实质——来讲，要象布哈林（他自然是充满最人道的感情和意图的）所希望的那样，用折中主义的修改和补充去纠正托洛茨基的错误，那是办不到的。
　　这里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这就是，正确地解决关于“工会运动方面的趋势”、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以及国家、党和工会（“学校”和机关等等）的特殊作用的政治问题。这是第一。
　　第二，在正确地解决政治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确切些说是不断进行——长期的、有系统的、坚持不懈的、耐心的、多方面的、反复的生产宣传，用国家机关的名义并且在国家机关的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不断进行这种宣传。
　　第三，不要把“实际的切实的问题”跟关于趋势的争论（这种争论是“全党讨论”和广泛辩论必然有的东西）混为一谈，而要切实地提出这些问题，在切实地研究问题的委员会中提出这些问题，同时要询问见证人，研究报告和统计材料，然后在这一切的基础上（必须在这一切的基础上，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相应的苏维埃机关、党的机关或这两种机关的决定来进行“整刷”。
　　而我们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那里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种混合物：在对待问题的态度上犯了政治错误，割断了中间的联系和传动带，迫不及待要采取徒劳的、没有效果的“行政手段”。既然布哈林用他的“玻璃杯”提出了理论根源问题，那么他们的错误的“理论”根源是很清楚的。布哈林的理论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是认识论的错误），就在于用折中主义偷换了辩证法。布哈林折中主义地提出问题，结果自己完全弄糊涂了，竟然发表了工团主义的言论。托洛茨基的错误是：片面、狂热、夸大、固执。托洛茨基的纲领是：玻璃杯是饮具，而这只玻璃杯是没有底的。

结　论

　　现在我还要简单地谈几点，要是不谈，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
　　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纲领”第6条里，重述了俄共党纲经济部分的第5条，即关于工会问题的一条。再往下两页，在提纲的第8条里，托洛茨基同志宣称：
　　这又是一种可能发展成重大错误的轻率的夸大。党纲并没有“组织生产”这样的规定，也没有对工会提出这样的任务。现在我们就按照我们党纲原来的次序，逐步地来探究其中所包含的每个思想和每个论点：
　　（1）“社会化工业的组织机构〈不是一切机构〉应当首先〈而不是仅仅〉依靠工会”。（2）“工会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如何摆脱呢？在党的领导之下，在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进行教育及其他各种诱导的过程中〉，变成包括本生产部门的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包括全体劳动者的大规模的产业联合组织”。
　　这是党纲讲到工会的那一条的第一部分。可以看到，这一部分一下子就给今后提出了很“严格的”和需要进行长期的工作才能实现的“条件”。往下又说：
　　可以看到，最后一句里的“参加经济管理”，用词又是很慎重的；这里又指出了吸引广大群众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主要（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末了又十分慎重地指出：为“人民”，即工农的而决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监督”“提供了可能性”。
　　把这一切归结为我们党纲给工会“规定了”“组织生产”的任务，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坚持这种错误，把它写进纲领性的提纲，那结果就只能是一种反共产主义的工团主义倾向。
　　附带说一下。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中还这样写道：“在最近一个时期，我们不是接近了党纲所提出的目标，而是离它更远了。”（提纲第7页第6条）这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不能象托洛茨基在辩论中那样，用指出工会“自己”承认这个事实的办法来证明这一点。对党来说，这并不是最后的结论。一般说来，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大量事实进行极其严肃的客观的研究。这是第一。第二，就假定这一点得到了证明，也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离得更远了？是象托洛茨基所想的那样，由于“许多工会工作者”“拒绝接受新任务和新方法”呢，还是由于“我们”“还来不及在自己队伍中集合起必要的力量，并且规定出必要的方法，以便”阻止和纠正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呢？
　　说到这里，应当提一下布哈林同志12月30日对我们提出的责备（昨天，1月24日，在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的辩论中，托洛茨基也重申了这一点）。他责备我们“放弃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规定的路线”（12月30日辩论记录第46页）。据他说，列宁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曾经主张劳动军事化，而讥笑别人拿民主当借口，可是现在，他却“放弃了”这一点。托洛茨基同志在他12月30日的总结发言中，可以说是给这种责备又撒上了一把胡椒面。他说：“列宁是估计到工会里正在形成……一个有反对派情绪的同志的派别这一事实的”（第65页）；列宁的态度是“着眼于外交手腕”（第69页）；是“在党内派别中间看风使舵”（第70页），等等。托洛茨基同志这样来叙述事情，对托洛茨基同志来说，自然是很舒服的，而在我听来，则比不舒服还要坏些。不过，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就在12月30日的辩论中，托洛茨基和克列斯廷斯基都肯定了一个事实，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早在7月间（1920年）就向中央提出了我们在工人组织内部生活方面应当转到新的轨道上去的问题”（第25页）。8月间，中央批准了由季诺维也夫同志起草的中央关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和扩大民主的信。9月间，在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的决定。12月间，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被提到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这就是说，整个中央委员会、整个党和整个工农共和国，都认为有必要把官僚主义以及同它进行斗争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由此能不能得出结论说“放弃了”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呢？不能。这里根本就不存在放弃的问题。关于劳动军事化等问题的决定，是无可争辩的。我毫无必要收回我对那些拿民主当借口来反对这些决定的人的讥笑。由此只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将在工人组织内扩大民主，但是决不把民主变成偶像；我们将极其注意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工作；对于任何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无论是谁指出的，我们都会十分认真地加以纠正。
　　最后，对重点制和平均制这个小问题，再谈一点意见。在12月30日的辩论中，我曾经说过，托洛茨基同志提纲第41条关于这一问题的提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因为照他说来，应当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制，而在生产方面实行重点制。我曾经答复说，重点制就是优先照顾，照顾不包括消费，那就无所谓照顾了。托洛茨基同志因此责备我，说我“过分健忘”，说我用“恐吓手段”（第67页和第68页），我很奇怪，他怎么没有说我看风使舵、玩弄外交手腕等等。托洛茨基对我的平均路线作了“让步”，而我还在向托洛茨基进攻。
　　实际上，关心党的事业的读者，都可以查到确切的党的文件，那就是中央十一月全会的决议第4点，以及托洛茨基的纲领性提纲第41条。无论我怎样“健忘”，无论托洛茨基同志的记忆力多么好，事实总是事实：提纲第41条中有理论上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在中央11月9日的决议中是没有的。这个决议说：“中央认为，在经济计划的执行上，有保留重点制原则的必要，同时也完全赞同最近一次〈九月〉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认为在各种工人和相应的工会的地位方面必须逐步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转到平均制，并且不断加强整个工会组织。”显然，这是针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而言的，这个决议的确切含义是曲解不了的。重点制并没有废除。对于重点的（在经济计划的执行方面）企业、工会、托拉斯和主管部门，仍然要优先照顾；但同时，“平均路线”（这条路线不是“列宁同志”要坚持，而是党代表会议和中央，也就是说，全党已经批准了）又明白地要求：必须逐步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转到平均制。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没有执行中央十一月的这一决议，这从中央十二月的（由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提出的）决议中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决议再次提到了“正常的民主制原则”。提纲第41条的理论上的错误，就在于它说应当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制，在生产方面实行重点制。这从经济上来说是荒唐可笑的，因为这样就把消费和生产割裂开了。我决没有说过而且也不能说出这一类的话。一个工厂不需要了，那就把它关闭；所有不是绝对需要的工厂都要关闭。在绝对需要的工厂当中，优先照顾重点。例如，代先照顾运输业。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为了使这种照顾不至于过分，并且鉴于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照顾已经过分，党（而不是列宁）才指示：必须逐步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转到平均制。如果托洛茨基在十一月全会已经作了确切的、理论上正确的决议之后，还要发表关于“两种趋势”的派别性小册子，还要在提纲第41条中提出他自己的、从经济上来说是错误的提法，那就只好怨他自己了。
　　今天是1月25日，自从托洛茨基同志发表他的派别言论以来，刚好过了一个月。现在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种形式上不恰当的和实质上不正确的言论，使党脱离了切实的、实际的经济生产工作而去纠正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错误。但是古语说得好：“因祸得福。”
　　据传说，外界把中央内部的分歧说得非常离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已经聚集到（显然现在还在继续聚集到）反对派的周围，他们到处造谣生事，散布极其恶毒的言论，创造流言蜚语，千方百计地诬蔑党，诽谤党，加深党内冲突，破坏党的工作。这是资产阶级（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的政治手法，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怀着强烈的仇恨，而且由于十分明白的原因也不能不怀着这种仇恨。每一个有觉悟的党员，都熟悉资产阶级的这一套政治手法，并且了解它的真正的价值。
　　中央内部的分歧使我们不得不把问题交给全党。辩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分歧的本质和范围。这样，谣言和诬蔑就破产了。党正在同派别活动这种新的病症（因为我们在十月革命之后，已经把它忘记了）作斗争中学习和受到锻炼。实际上，这是一种旧病，在今后若干年内，它大概免不了还要复发的，然而现在是能够而且应当更快更容易地把它治好的。
　　党在学习不夸大分歧。在这里不妨把托洛茨基同志在谈到托姆斯基同志时提出过的正确意见重述一下：“我在和托姆斯基同志进行最尖锐的论战时，总是说，我十分清楚，只有象托姆斯基同志这样有经验有威信的人，才能当我们工会的领导者。在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党团中，我曾经这样说过，最近在济明剧院，我也这样说过[125]。党内进行思想斗争，并不是要互相排挤，而是要互相促进。”（12月30日辩论记录第34页）不用说，党是会把这一正确的论断同样也用于托洛茨基同志的。
　　在辩论期间，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和他那一派人，即所谓“工人反对派”，特别明显地暴露出了工团主义的倾向。因为这是一种明显地背离党、背离共产主义的倾向，所以对这种倾向必须特别注意，必须特别加以讨论，必须特别注意向大家宣传和说明这些观点的错误所在，以及这种错误有什么危害。布哈林同志曾经讲出“必须接受的人选”（即工会参加管理机关的人选）这种工团主义的话，今天又在《真理报》上为自己的话作了很笨拙的并且显然是错误的辩解。你们看见了吧，他在其他几点上又说到了党的作用！当然罗！否则的话，这就等于退党了。否则的话，这就不仅仅是一种需要纠正和易于纠正的错误了。如果说到“必须接受的人选”，而不立即补充说，这些人选对党并不是必须接受的，那么这就是工团主义的倾向，这就同共产主义不相容了，就同俄共党纲不相容了。而如果补充说：“对党并不是必须接受的”，那就是用扩大工人权利的幻影去欺骗非党工人，而实际上却丝毫不会改变现状。布哈林同志愈是为他那种理论上显然错误、政治上带有欺骗性的背离共产主义的倾向辩护，这样固执己见的结果也就愈可悲。要为无法辩护的东西辩护，总是不会成功的。党并不反对任何扩大非党工人权利的措施，但是只要略微考虑一下就可以理解，在这方面什么办法是可以采取的，什么办法是不能采取的。
　　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的辩论中，施略普尼柯夫的纲领虽然得到了在这一工会里特别有威望的基谢廖夫同志的支持，还是遭到了失败：137票赞成我们的纲领，62票赞成施略普尼柯夫的纲领，8票赞成托洛茨基的纲领。工团主义的倾向是应当治好而且也一定能够治好的。
　　一个月来，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一些外省城市已经表明，全党对辩论作出了反响，并且以绝对多数否决了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路线。如果说在“上层”、“地方领导”、委员会和机关里显然有过摇摆的话，那么普通党员群众、工人党员群众的多数而且是绝对多数，却是反对这条错误路线的。
　　加米涅夫同志告诉我说，1月23日在莫斯科市莫斯科河南岸区的辩论会上，托洛茨基同志曾经声明收回他本人的纲领，而在新的纲领基础上同布哈林派联合起来。可惜，无论1月23日或24日，当托洛茨基同志在矿工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发言反对我时，我都没有听到他有一个字提到这一点。是不是托洛茨基同志又改变了他的主张和纲领，或者这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无论如何，托洛茨基同志1月23日的声明表明，党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动员自己的全部力量，而仅仅反映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少数省会的意见，就已经坚决、果断、迅速而毫不动摇地一下子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纠正过来了。
　　党的敌人只落了一场空欢喜。他们想利用党内有时不可避免的分歧来危害党、危害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企图没有得逞，而且将来也不可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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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22]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这本小册子是1921年1月21日或22日开始写的，当时列宁正在哥尔克休养。1月22日晚，列宁返回莫斯科时，小册子已写了大半部分。1月25日，小册子完稿，当天付排。1月26日夜，印好的一部分小册子就分发给了到各地参加关于工会问题争论的党中央委员。1月27日，小册子全部印出。小册子封面上标明仅供俄共党员阅读。——263。
　　[123] 《彼得格勒真理报》（《》）于1918年4月2日创刊，最初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机关报。1919年4月12日起是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机关报。1924年1月30日改名为《列宁格勒真理报》。——263。
　　[124] 水运总管理局局务委员会委员维·伊·佐夫1920年5月3日的命令载于《玛丽亚区水运管理局公报》第5期。命令说：“这样一来，水运方面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手工业方式、乱设委员会的做法、无组织和无权威状态已经成为过去，水运工作成为国家的了。担任领导的将是有相应权力的政治委员。委员会、工会以及选举产生的代表对技术和行政问题进行干预的权力已被废除。”这一命令把工会同已经过时的军队中的委员会相提并论，并以命令方式不让它们参加整顿水运的工作。——274。
　　[125] 1920年12月24日，苏俄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中央委员会在过去的济明剧院召开了工会运动工作者积极分子和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的联席会议。列·达·托洛茨基在会上作了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挑起了俄共（布）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公开争论。——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