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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皮季里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1918年11月20日)

字号+作者:列宁 来源:马克思主义文库 2022-08-30 11:19 评论(创建话题) 收藏成功收藏本文

皮季里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1918年11月20日)   今天《真理报》登载了皮季里姆·索罗金的一封很有意义的信,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特别注意它。在这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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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真理报》登载了皮季里姆·索罗金的一封很有意义的信,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特别注意它。在这封原来登载在《北德维纳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的信[85]中,皮季里姆·索罗金声明他退出右派社会革命党,并放弃立宪会议议员的资格。他写这封信的动机归结起来就是:他不仅对别人而且对自己都难以开出政治上的解救药方,因而“不再过问任何政治”。皮季里姆·索罗金写道:“过去一年的革命使我懂得了一个真理:政治家可能犯错误,政治可能对社会有益,但也可能对社会有害,而科学工作和国民教育工作永远是有益的,永远是人民需要的……”信末署名:“彼得堡大学、精神和神经病学学院讲师、前立宪会议议员、前社会革命党党员皮季里姆·索罗金”。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有人情味的文献”。皮·索罗金在承认自己的政治错误时表现出来的那种真诚和坦率,是不多见的。几乎是在大多数场合,政治家在确信自己的路线错了以后,都想掩饰自己的转变,轻描淡写,“编造”一些不大相干的理由,如此等等。公开而老实地承认自己的政治错误,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行为。皮季里姆·索罗金说科学工作“永远是有益的”,这是不对的。因为在这方面也常会犯错误,俄国著作界中有一些显然并不反动的人顽固地宣扬反动的观点,比如反动的哲学观点,就是例子。另一方面,一位担任过人所共知的重要政治职务的名人公开声明不再过问政治,这也就是政治。老实地承认政治错误,——如果这种错误牵涉到整个党,而且还是一些曾对群众有影响的党——那对许多人会有极大的政治上的好处。
  正是在目前,皮季里姆·索罗金这封信的政治意义特别大。它给我们大家上了“一课”,应该好好地加以思索和领会。
  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才是决定性的力量,而介于这两个阶级之间、可归入小资产阶级经济范畴的一切社会成分,必然在这两种决定性力量之间摇摆不定,——这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早就知道的真理。但是从书本上承认这个真理到能够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根据这个真理得出应有的结论,这中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皮季里姆·索罗金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这个非常广泛的社会政治流派的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一个流派,从他们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所持的态度来看,他们之间没有什么重大区别,这一点已经由1917年2月以来俄国革命的事件特别有力特别清楚地证明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变种,这就是该流派的经济实质和主要政治特征。先进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流派在其早期往往涂上“社会主义的”色彩。
  试问,几个月以前,是什么东西特别有力地促使这一流派的代表离开布尔什维克、离开无产阶级革命呢?现在又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们从敌对转为中立呢?非常明显,转变的原因是:第一,德帝国主义的破产,这跟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有关,也跟英法帝国主义被揭露有关。第二,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的破灭。
  我们来谈谈第一个原因。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特别巨大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困难,就是它不得不经过一个同爱国主义断然决裂的时期,即布列斯特和约时期。这个和约引起的痛苦、怨恨和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自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期望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懂得下面这个真理: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利益,我们承担而且应当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以及不象无产阶级那样在长期的罢工斗争和革命斗争中经受过严格锻炼的广大劳动群众,既不可能坚信这一革命就要到来,也不可能为这一革命无条件献身。在他们看来,我们的策略至多不过是幻想、狂热和冒险,是沉醉于指望其他国家也发生革命这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毫无根据的想法,为此而牺牲亿万人民显而易见的现实的利益。小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更加爱国。
  但结果正象我们所说的那样。
  似乎是唯一的敌人的德帝国主义垮台了。似乎是“梦想”(借用普列汉诺夫的著名用语)的德国革命成了事实。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想象中的民主的朋友和被压迫者的保护者——英法帝国主义,实际上是一只野兽,它强迫德意志共和国和奥地利人民接受比布列斯特和约更苛刻的条件,现在又利用“自由”共和的法美两国的军队来充当扼杀弱小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的宪兵和刽子手。世界历史无情地、彻底地、直截了当地揭穿了这个帝国主义。世界历史用事实向那些只知道祖国眼前的(而且是旧观念中的)利益的俄国爱国者表明,把我们俄国的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冒险,而是必然,因为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不能取得胜利,英、法、美三国帝国主义就必然会扼杀俄国的独立和自由。
  英国的谚语说:事实是顽强的东西。近几个月来我们所目睹的事实,说明世界历史上出现了巨大的转折。这些事实迫使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先是从敌视布尔什维主义转为中立,然后又转为支持,而由于我们党内斗争的历史情况,他们本来是仇恨布尔什维主义的。那些曾迫使这样的民主派爱国分子断然离开我们的客观条件已经消失了。世界上出现了使他们不得不倒向我们的客观条件。皮季里姆·索罗金的转变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整个阶级、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那种不可避免的转变的表现。谁不善于看到和利用这一点,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蹩脚的社会主义者。
  其次,相信一般“民主”万能,可以包治百病,而不了解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它的有用和必要是有历史局限性的,——这种情况在各国保持了几十年、几百年,而在小资产阶级中间保持得特别牢固。大资产者有丰富的阅历,他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共和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形式一样,不过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机器。大资产者懂得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同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真正操纵者和最终的(因而往往是最隐蔽的)发动者有极亲密的关系。小资产者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较难懂得这一真理,他们甚至抱着幻想,以为民主共和国就意味着“纯粹民主”、“自由的人民国家”、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民权制度、全民意志的纯粹表现,如此等等。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远离尖锐的阶级斗争、交易所和“真正的”政治,他们的这些偏见很顽固。以为只靠宣传就能在短期内根除这些偏见,那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想法。
  但是,世界历史在飞速前进,它用威力巨大的锤击和空前猛烈的危机摧毁着一切习以为常的旧东西,使得最顽固的偏见都支持不住。“一般民主主义者”天真地信赖立宪会议,天真地把“纯粹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这是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但是“立宪会议派”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萨马拉、西伯利亚和南方的经历,不可能不打垮最顽固的偏见。被理想化的威尔逊民主共和国实际上实行最疯狂的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进行最无耻的压迫和摧残的一种形式。处于中间状态的一般“民主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样想:“我们哪能有什么最高类型的国家,什么苏维埃政权!上帝能赐给我们一个通常的民主共和国就不错了!”当然,在“通常的”比较平静的时期,这种“希望”是可以保持好几十年的。
  现在,世界事变的进程和俄国一切君主派同英、法、美帝国主义结成联盟的最严酷的教训都实际表明: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从帝国主义提到历史日程上的问题来看,这种共和国已经过时;现在没有任何的选择:要么是苏维埃政权在世界上一切先进国家获得胜利,要么是对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已经运用自如的英美帝国主义实行反动,疯狂肆虐,摧残一切弱小民族,在全世界复活反动势力。
  二者必居其一。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曾几何时,这种看法还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的无知狂想。
  但结果正是如此。
  皮季里姆·索罗金放弃立宪会议议员的资格,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整个阶级、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变的征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可避免要分裂,一部分转到我们这边来,一部分保持中立,一部分自觉地归附把俄国出卖给英美资本并且力图用外国军队来扼杀革命的君主派立宪民主党人。善于看到并利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民主派先从敌视布尔什维主义转为中立、然后又转为支持这一情况,是当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党向群众提出的任何口号都有凝固僵化的特性,甚至在这个口号必须提出时所依据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它还继续对许多人发生效力。这种弊病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学会防止和克服它,就不能保证党的政策正确。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民主派断然决裂的时期在历史上是必需的;当这些民主派倒向敌人方面并且恢复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民主共和国的时候,不同他们进行尖锐的斗争是不行的。这场斗争中使用的一些口号现在往往变成了凝固僵化的东西,妨碍我们正确地估计和适当地利用当前这个新的时机,因为这些民主派已经开始新的转变,倒向我们,这个转变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源于整个国际局势的极深刻的变化。
  支持这个转变,对倒向我们这边的人表示友好,这还不够。一个意识到自己的任务的政治家,既然确信这种转变具有重大的深刻的历史原因,就应该学会在广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群众的某些阶层和集团中促成这种转变。革命的无产者必须知道应该镇压谁,应该善于同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妥协。对那些把俄国出卖给“盟国”的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地主、资本家及其走狗不实行恐怖和镇压,是荒唐可笑的。企图“说服”他们,“感化”他们,是十分滑稽的。但是,当局势迫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向我们的时候,还一味对他们采取镇压和恐怖的策略,那同样是(至少同样是)荒唐可笑的。
  无产阶级到处都碰到这样的民主派。在农村,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地主,粉碎剥削者和富农投机分子的反抗;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能紧紧依靠半无产者,即“贫苦农民”。但中农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过去动摇,现在动摇,将来还会动摇。争取动摇者的任务和推翻剥削者、战胜猖獗的敌人的任务是不一样的。善于同中农妥协,——同时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完全地紧紧地依靠贫苦农民——这就是当前的任务,因为正是现在,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农必然转到我们这方面来。
  这种策略也适用于手工业者和手艺人,适用于具有最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或持有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工人,适用于许多职员,适用于军官,特别是适用于全体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我们党内往往有人不会利用他们的转变,这种不会可以克服而且应当克服,把不会利用变为很会利用。
  我们已经有大多数参加工会组织的无产者这样一个坚强的后盾。必须善于吸引那些正在转向我们这边的、无产阶级性最少而小资产阶级性最多的劳动阶层,使他们参加我们的行列,服从无产阶级的纪律。目前的口号是:不要同他们斗争,而要争取他们,善于影响他们,说服动摇者,利用中立者,用广泛的无产阶级影响来薰陶那些落后的或者最近才开始摆脱“立宪会议”幻想或“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幻想的人。
  我们已经有劳动群众这样一个相当坚强的后盾。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特别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们不害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对他们中间恶毒的怠工分子和白卫分子我们一分钟也不放松斗争。但是当前的口号是要善于利用他们倒向我们的转变。我们苏维埃政权中还有不少“混进来的”恶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用昨天还自觉敌视我们而今天已完全保持中立的知识分子替换他们,这是目前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是所有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苏维埃工作人员的任务,也是全体鼓动员、宣传员和组织员的任务。
  当然,同中农、同工人中昨天的孟什维克、同职员或知识分子中昨天的怠工分子达成协议,如同在剧烈变化着的复杂环境中进行任何一种政治活动一样,是需要本领的。全部问题在于,不要满足于我们从以往的经验中练就的本领,一定要前进,一定要长进,一定要从比较容易的任务转到比较困难的任务。否则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包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进步。
  几天前,我接待了信用合作社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把代表大会关于反对信用合作银行同共和国人民银行合并的决议[86]给我看了。我对他们说,我主张同中农妥协,对合作社工作者从敌视布尔什维克转为中立,虽然只是开始,我也很重视,但是同他们达成协议的基础只能是他们同意特种银行同共和国统一的银行完全合并。于是代表们换了一个决议,由代表大会通过了另一个决议,把反对合并的内容全都删掉,但是……但是提出了组织合作社工作者特种“信用协会”的方案,而这个协会事实上同特种银行毫无差别!这是可笑的。改换字眼显然只能哄骗傻瓜。但是这样……一次“尝试”的“失败”丝毫也不会动摇我们的政策;我们过去实行而且今后还要实行同合作社工作者、同中农妥协的政策,但要打破企图改变苏维埃政权的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的一切尝试。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捷克斯洛伐克军打了几次胜仗,这些民主派就张皇失措,散布恐慌情绪,投奔“胜利者”,甘愿卑躬屈膝地去迎接他们。当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即使现在,只要英国人、美国人和克拉斯诺夫白卫分子打几次小小的胜仗,这些人也还会产生动摇,张皇失措,而散布恐慌情绪、实行叛变、倒向帝国主义等等情况也还会多起来。
  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我们为半无产者支持的苏维埃政权奠定的纯粹无产阶级的基础,永远是牢固的。我们根据经验知道,我们这个队伍不会动摇,我们的军队不会动摇。但是,当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最深刻的变化使得非党的、孟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党的民主派必然转向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应当学会而且一定能够学会利用这一转变,支持这一转变,在相应集团和阶层中促成这种转变,尽一切可能同这些分子达成协议,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减轻由于严重的经济破坏、愚昧、无能而造成的困难,加速社会主义胜利的到来。


载于1918年11月21日《真理报》第25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188—197页



  注释:

  [85]列宁是根据1918年11月20日《真理报》第251号引用皮季里姆·索罗金的信的。该号《真理报》把原来刊载这封信的报纸误称为《北德维纳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实际上刊载这封信的北德维纳省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叫《农民和工人思想报》。——185。
  [86]指1918年11月16日莫斯科人民银行股东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对将该行收归国有的决议。列宁在下面提到的他对股东代表大会代表团的声明也发表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国民经济》杂志上。据该杂志报道,列宁说:“苏维埃政权走上同合作社妥协的道路已经8个月了。苏维埃政权从来还没有同任何人实行过妥协,对合作社却破了例,因为苏维埃政权认为合作社很重要。苏维埃政权所以需要同合作社妥协,不仅因为合作社拥有组织得非常完善的经济机构,而且因为合作社代表着苏维埃政权也要依靠的中农群众。但是,苏维埃政权不能放弃国有化。如果合作社认为没有共事的可能,那么,这种状况是苏维埃政权所不能接受的。”(1918年《国民经济》杂志第12期第59页)然而,代表大会实质上没有改变立场,它批准了建立中央信用协会的方案,而这个机构在为合作社提供资金和联合合作社方面比莫斯科人民银行管得更宽。根据人民委员会1918年12月2日的法令,莫斯科人民银行被收归国有,其全部资产和债务都转入俄罗斯联邦人民银行。莫斯科人民银行理事会改组为俄罗斯联邦人民银行中央管理局合作社部。——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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