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
(1918年3月5日)
我们可怜的“左派”昨天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共产主义者报》[190](应当补充说:马克思以前那个时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想逃避历史教训,逃避多次的历史教训,逃避自己的责任。
逃避也是枉然,他们是逃避不了的。
他们拚命逃避,在报纸上堆砌无数文章,累得满头大汗,“甚至”不惜印刷油墨,把“喘息”“论”说成是毫无根据的坏“理论”。
可惜!他们再卖劲也推翻不了事实。英国的谚语说得好:事实是顽强的东西。事实是:自3月3日下午1时德国人停止军事行动时起,至3月5日晚上7时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为止,我们获得了喘息时机,并且已经利用这两天工夫进行了切实的(不是空谈,而是实在的)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工作。这是事实,群众会一天比一天看得更清楚。这个事实就是:当前线军队无力再战、抛弃大炮、连桥梁也顾不上炸毁、慌忙溃逃的时候,保卫祖国和提高国防能力不是靠空谈进行革命战争(主张革命战争的人,在军队这样慌忙溃逃时,连一支部队也没有阻止住。空谈简直可耻),而是靠有秩序地退却来挽救残余的军队,靠利用每天的喘息时机来实现这一目的。
事实是顽强的东西。
我们可怜的“左派”,为了逃避事实,逃避事实的教训,逃避责任问题,极力对读者掩盖不久前发生的、还很新鲜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而用早已过去了的、无关紧要的事来搪塞。例如卡·拉狄克在自己的文章中,回忆他12月间(12月!)在“给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书”中写过关于必须帮助军队支持下去的问题。我没有机会把这个报告书读一遍,我问自己:为什么卡尔·拉狄克不把这个报告书全文发表出来?为什么他没有确切而直接地说明,他当时对“妥协和约”究竟是如何理解的?为什么他不回想一下不久前他在《真理报》上写过自己幻想(最坏的幻想)有可能在归还波兰的条件下与德帝国主义者缔结和约的事实?
为什么?
就是因为可怜的“左派”不能不抹杀那些会暴露他们“左派”对散布幻想应负的责任的事实,因为这种幻想实际上帮助了德帝国主义者,阻碍了德国革命的壮大和发展。
尼·布哈林现在甚至企图否认他同他的朋友们曾断言德国人不可能进攻这一事实。可是,许许多多人都知道这是事实,都知道布哈林和他的朋友们这样断言过,都知道他们散布过这种幻想从而帮助了德帝国主义,阻碍了德国革命的壮大;德国革命现在被削弱了,这是因为大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在农民组成的军队慌忙溃逃时被夺走了成千成万的大炮和价值若干亿的财富。这是我在1月7日提纲中[注:见本卷第247—255页。——编者注]已明确地预言过的。如果尼·布哈林现在只好“抵赖”,那对于他就更坏。凡是记得布哈林和他的朋友们说过德国人不可能进攻这句话的人,现在看到尼·布哈林不得不“抵赖”他亲口说过的话,只会耸肩表示诧异。
而对于那些不记得这些话的人,没有听见过这些话的人,我们介绍他们看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在目前来说比卡·拉狄克在12月所写的东西价值、意义和教益要更大一些。这个文件(可惜,“左派”向他们的读者隐瞒了)就是:(1)1918年1月21日我党中央与现在的“左派”反对派一起参加的那次会议的表决结果;(2)1918年2月17日中央委员会的表决结果。
1918年1月21日,在表决是否立刻中断与德国人谈判这一问题时,赞成的(在可怜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报》的撰稿人中)只有斯图科夫一人。其余的人都反对。
在表决万一德国人中断谈判或提出最后通牒,是否允许准备签订兼并性和约这一问题时,反对的只有奥博连斯基(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把“他的”提纲登载出来?为什么《共产主义者报》对此默不作声?)和斯图科夫,其余的人都赞成。
在表决在这样的情形下是否应当签订已提出的和约问题时,反对的只有奥博连斯基和斯图科夫,其余的“左派”统统弃权!!这是事实。
1918年2月17日,在表决谁赞成进行革命战争这一问题时,布哈林和洛莫夫“由于这种提法而拒绝参加表决”。赞成的一个都没有。这是事实!
在表决是否应当“在德国的进攻还不十分〈正是如此!〉明显以及这种进攻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暂不恢复和平谈判”这一问题时,赞成的有现在的“左派”报纸撰稿人中的布哈林、洛莫夫和乌里茨基。
在表决“如果德国人进攻已成事实,而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我们是否要缔结和约”这一问题时,弃权的有洛莫夫、布哈林和乌里茨基。
事实是顽强的东西。而这些事实都说明布哈林否认了德国有进攻的可能,散布了幻想,他实际上——虽不是他所愿意的——用这种幻想帮助了德帝国主义者,阻碍了德国革命的壮大。革命空谈的实质也就在于此。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191]
尼·布哈林责难我不具体分析现在这个和约的条件。可是不难了解,对于我的论据而言和从问题的实质来看,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必要来具体分析这些条件。只要证明如下这一点就足够了,即我们的实际的而不是幻想中的抉择只有一个:或者是承认这样的条件,从而获得哪怕是几天的喘息时间,或者是沦于比利时和塞尔维亚的境地。至少就彼得格勒来说,布哈林是无法驳倒这一点的。他的同事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也承认这一点。
至于说新条件恶劣、苛刻、屈辱的程度比布列斯特条件更甚,那么对大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负有这方面罪责的是我们可怜的“左派”布哈林、洛莫夫、乌里茨基之流。这是上面援引的表决情形证实了的历史事实。这个事实是怎样逃避也逃避不了的。给过你们布列斯特的条件,而你们却用装腔作势、吹牛唬人来回答,以至招来更恶劣的条件。这是事实。你们对此应负的责任是推卸不掉的。
我在1918年1月7日的提纲中,极其明确地预言过,由于我们军队的状况(这是空谈“反对”疲惫的农民群众所不能改变的),俄国如果不接受布列斯特和约,就一定会缔结更坏的单独和约。
“左派”落入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圈套,因为俄国资产阶级本来就是要把我们拉进对于我们最不利的战争中去。
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主张现在进行战争,显然是脱离了农民,这是事实。而这个事实也就说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政策的不郑重,正如1907年夏季所有社会革命党人所执行的那种似乎“革命的”政策一样不郑重。
最觉悟最先进的工人正在迅速地抛弃这种革命空谈的歪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作出了榜样。彼得格勒市内的优秀工人区,如维堡区和瓦西里耶夫岛区已经觉醒起来了。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不主张现在进行战争,它懂得必须准备[192],并且正在准备。在1918年3月3日和4日举行的莫斯科市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反对革命空谈的人已经获得胜利了。[193]
“左派”狂妄自欺到了多么荒唐的地步,这从波克罗夫斯基文章里的一句话就可看出来。他说:“要打仗,就要现在打”(黑体是波克罗夫斯基用的)……趁——听着!听着!——“趁俄国军队包括新组建的部队尚未复员的时候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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