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赫尔曼·费尔瑙[71]
(1917年12月5日和23日〔1917年12月18日和1918年1月5日〕之间)
您在12月18日《日内瓦日报》上发表的公开信中,试图在俄国人民委员会告各交战国劳动群众书和俄国人民委员会与德国、奥匈帝国的政府和军阀进行的谈判之间找出矛盾。
您援引了我们的话:“取得革命胜利的政府不需要资本主义职业外交家的承认。但是我们要问一问各国人民:反动外交是否表达了他们的想法和意愿?人民是否同意让本国政府的外交错过俄国革命所造成的大好和平时机?”然后您对这一段话作了如下解释:
“我们要问一问各国人民”,这就是说:不是人民选举的、不是人民授予全权的一切君主、部长、外交官给我们的答复,我们都应加以拒绝。接着您好意地告诉我,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不是德国人民,而是他们的皇帝;在这些问题上德国人民的意志是从来不受重视的,如此等等。请允许我告诉您,这些我已经知道了。我还知道,一切交战国的情形都是如此。在这些国家里,有没有选举制、议院监督或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无所谓。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因此在我们未来的宪法的一项最重要条文中,我们规定选民可以罢免任何一个行为同委托书相悖的代表。布赖斯勋爵对这个问题当然是很了解的,他写道:在英国,“所有议院之本”即最重要的国家事务,实际上都是由一打不承担责任的人物主宰的。可以给纯粹的君主制度记上一功,因为它起码是毫不掩饰的。
是的,我们问过各国人民:他们是否想使“这场没有意义没有目的的大屠杀继续延宕下去,盲目走向整个欧洲文化的毁灭”。费尔瑙先生,这里说的不是文化,而是文明,——请允许我用法文给您指出这一点,作为对您给我上了一堂国家法课的回报。不错,我们想要拯救文明,于是我们向所有人民呼吁。但是各国人民没有回答我们,因为他们的政府,君主制的也罢,伪民主制的也罢,都不让他们发言;我们想要拯救本国人民,他们正在死于战争,他们绝对需要和平。假如其他国家的人民仍然在任人蹂躏,您是不是要求我国人民也本着一致的精神去任人蹂躏呢。您对荣誉的理解是不是象封建时代日本人理解的那样,即:受凌辱者用军刀剖腹,凌辱人者如果不愿被人当作胆小鬼蔑视的话,也应当这样做?
您对我个人说话,仿佛我是一个君主,您说:“列宁先生!您向各国人民提出问题,回答您的却是赫特林伯爵、屈尔曼外交大臣、采尔宁伯爵、冯·赛德勒尔首相[72]。把这些先生当成各国人民真正的负责的代表,那就等于公然违背你们的全部民主原则。为什么您不要求事先进行德国人的民意测验,您本来可以向他们提出问题:媾和和宣战的最高权力该不该仍然属于德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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